浅议郑观应的商业思想

郑观应,中国早期维新派的杰出代表,是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和实业家。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早期维新派在经济上就主张：“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与外国进行商战”,而作为其中代表之一的郑观应更是一个重视商业,甚至想和外国进行商战来救国的爱国人士。他在代表作《盛世危言》中,就阐述了“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的思想,这一思想体现了近代先进的分子寻求救国救民,实现国家富强的精神,他的“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思想,第一次打破了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将“商品经济”这一几千年来被中国人所轻视的观念提升到“富国强兵”的重要地位,而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更是引起了当时很多人的关注。     

反礼教的形象画卷—《金瓶梅》裸露人欲的思想意义

杜勃罗留波夫在《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一文中指出:“衡量作家或者个别作品价值的尺度,我们认为是:他们究竟把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自然)的追求表现到什么程度”。他给评估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界定的“价值的尺度”,虽不算全面,但就思想内容而言却是正确的,以这个“价值的尺度”去论评,《金瓶梅》以“寄意于时俗”之旨,“曲尽人间丑态”之内容,充分裸露人欲(食欲、美欲、利欲、性欲)为主调,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次整体地勾画出异彩纷呈,新姿争艳,蕴含着历史发展轨迹与时代精神特点的反封建礼教的形象画卷,在晚明时期兴起的以“人”和“人学”为内容的文学新思潮中居于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书中以毫无节制的食欲狂求、越礼逾制的美欲追求、无度无耻的性欲渲泄、触处皆是的利欲横流等情节,使勃勃生机的人欲精灵在字里行间中躁动,从而揭示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主旨的封建正统思想——程朱理学受到新思潮、新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挑战而走向式微,从“人”的解放为目标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正在酝酿勃发而生。     

“夷夏之防”与“华夷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丘濬民族思想蠡测——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分析

丘濬为明代鸿儒之一,乃理学之名臣。《大学衍义补》为其毕生著述中最倾心之作。“内夏外夷”与“防夷乱夏”构成了丘濬“夷夏之辨”的限阈格局与核心观点。其民族治理政策突出表现为以“民族自治”为主的德化慎远之策和以“怀柔招抚”为主的朝贡体系建构。“和守兼备”“安危并济”式的“御夷”原则加之“屯戍息民”与“攻伐七策论”共同形成丘濬对待“四夷”民族的安边之法。丘濬的民族思想具有“夷夏之防”与“华夷一体”的两大鲜明特征。     

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鸦片战争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民族主义的这三种观念虽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开始萌发出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但作为一种已根植于民族血液之中的思想,它不仅没有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20世纪初这一特定的历史场景下,还和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首先是由梁启超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梁启超和知识界的其他一些人对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来看,第一,他们都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民族建国”,而“民族建国”所要建立的是单一民族的国家;第二,他们介绍和宣传的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第三,他们都视民族主义为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不二法门。但到了1903年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辛亥革命前后,建立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     

继承和借鉴在无产阶级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和借鉴学说初探之一

所谓“继承”,通常指新旧文化的关系,首先是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问题,同时也包括如何对待外国文化的问题。所谓“借鉴”,通常是指在发展民族文化时怎样从外国文化中有所“拿来”,广义地讲也可以指本民族的新文化与本民族的旧文化的关系。两个提法,角度不同,实质是相通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讲,继承和借鉴归结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在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新文化的过程中,应当怎样认识、处理这种新文化和国内外有史以来已经出现的文化的关系。这是一个老课题,又是一个新课题。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变革,不断地賦予它以新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达摩——印度文化的核心概念

最近 ,读了几本有关印度历史文化的书 ,如澳大利亚知名学者 A.L.巴沙姆主编的《印度文化史》、印度著名史学家 D.D.高善必著的《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以及印度学者 C.巴德里纳特著的《达摩——印度和世界的秩序》等。在阅读中 ,我深深地体会到“达摩”这一观念在印度人心目中的神圣性以及在印度文化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 ;不了解它 ,恐怕很难深刻地理解印度的民族心理与文化。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 :在古代印度人的心目中 ,并没有“宗教”和“世俗”之分 ,他们生下来就继承了父母的精神信仰和生活习俗 ,他们把这种信仰、追求…     

夷夏羌东中西说

本文在傅斯年先生"夷夏东西说"的基础上,提出"夷夏羌东中西说",认为先秦时期,我国北族地区的民族分布自东向西依次为夷、夏、羌。夷、夏、羌之间的斗争、融合,构成了我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的主体内容,各民族对我国早期文明的孕育过程皆有贡献,其中羌人是西亚冶铜、冶铁及小麦种植技术东向传播的中介。中华文明是各民族交流、融通的产物,羌人及其活动是构成我国早期文明的重要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和”与“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它表现在中国古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民族与民族关系中,体现于传统文化的方面面面。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资源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阴阳五行与中国文化的两个系统

作者认为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文化的骨架。而制约着阴阳五行文化的是深嵌在民族心理深层的两个文化系统——生殖文化和数理文化。从发源上说,阴阳文化植根于生殖文化系统,而五行文化则是由数理文化决定的。生殖文化的影响积淀于我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之中,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特殊的制约作用;而数则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理性而有序的认识,中国古代的“礼”即“礼数”,是数理的社会表现形式,这就是“礼”与数的内在联系。阴阳五行文化交相辉映呈现出扑朔迷离的色彩,形成了“中国人的思想律”。     

狗年狗说狗话

我们狗,又名犬,十二属相之一。世人提起我们,有恨的,也有宠的。恨者嫌我们狗性太恶,有歇后语曰:“狗改不了吃屎——本性难改”,还说我们“狗眼看人——咬穷不咬富。”并把许多坏人坏事与我们联系起来,例如:把没良心的人斥之为“狼心狗肺”;把不知好歹的人说成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把助人作恶称为“走狗”;把徇私枉法、欺压百姓的官吏斥为“狗官”;把少见多怪的人比作“蜀犬吠日”;把铤而走险者喻为“狗急跳墙”;     

精神文明建设与“现代人”

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要改变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潜结构”,使我们的国民从思维方式、态度、行为方式上都现代化起来;只有我们的国民从“传统人”变为“现代人”我们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才有可能,没有主体人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     

哀鸾孤桐上 清音澈九天——翻译家鸠摩罗什的一生

<正> 中国佛教典籍的翻译绵延近千年,其间译人以百计①,译经15000卷以上②。然最著名者当推三人:鸠摩罗什、真谛、玄奘。真谛,西印度人,梁武帝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来华,旋遇侯景之乱,“棲遑靡托,飘寄投委,无心寄宁,”几次束装西归不成,晚年在广州厌世欲自杀,真谛是诸多来华外国译人中命运最惨的。玄奘不顾政府禁令,捐身西行求法,一路“积雪晨风,途间失地,惊沙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拔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唐太宗御制“三藏圣教序”生动地描述了玄奘旅途的艰难,比起真谛和玄奘,鸠摩罗什算是比较幸运的,但更富于传奇色彩。     

文饰心理可以休矣

当前各种各样的“热潮”诸如“学习热”、“体育热”、“发明热”、“信息热”……等等应运而生。近一、二年在国内一些报刊上又出现了一股“考证热”。许多外国人有的东西,一经报道,时隔不久,即有考证学者们考证出“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有了”的结论,例如:     

再论中国的儒家、道家与西方的日神、酒神

在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彼此渗透的今天,进行儒家、道家思想与日神、酒神精神的比较,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课题。笔者曾就此问题做过探讨,本文将进十步全面展开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民族心理结构、民族社会结构和民族文化结构(这里所说的“文化”是狭义的,广义的文化应是包含上述三个“结构”层次的总的文明系统)的比较研究,并力图以现代人的价值尺度来分析它们的利弊与得失。1 从字面上看,所谓“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显然发源于阿波罗和狄俄尼索 斯的宗教崇拜仪式。 我们知道,宗教作为人类精神异化的产物,必然产生于社会生活自身的异化。大体…     

30年来，外国专家给中国出了什么主意

478万人次,这是1983年至2013年,中国累计引进外国专家的数量。7月10日,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国家外国专家局（以下简称国家外专局）在北京开了一场座谈会,会上有15个外国人,他们都是“外国专家”。这个会是为了纪念30年前邓小平发表的谈话——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在工作汇报中提出要“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     

《三国演义》：史诗性质和社会精神现象

文章从成书、精神蕴含和数百年来对民族文化的巨大影响等方面论述《三国演义》是一部“史诗”性质的作品 ,是一部代表我们民族一定历史时期“文化精神”的“文化经典”。《三国演义》凝聚了中古以来中国广大民众的历史观、伦理观和道德观 ,反映着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人群观念意识的折衷 ,尤其是在继承传统“经典文化”的同时 ,又对其道德伦理观念进行了解构和新的阐释 ,体现了时代的特征 ,这正是其作为民族文化“亚经典”存在的根据和为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人群所接受的原因。而作为比较近古的民族文化“经典” ,《三国演义》的成书、传播及其巨大的影响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精神现象 ,仅仅将《三国演义》作为一部文学作品 ,或仅以文学批评的方式来研究、解读《三国演义》是远远不够、甚至是不得要领的     

正确对待人欲

宋朝朱熹有两句诗：“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由于欲望膨胀，有的人挥霍浪费，有的人沉溺于物质享受，有的人贪污受贿，有的人吸毒贩毒，有的人卖淫嫖娼，有的人走私贩私……轻者葬送前程，重者很档入狱，更有甚者送了性命，不少人确被险恶的人欲所缠绕，最终误了平生。朱嘉的这两句诗不失为警世名言，值得我们借鉴。那么，人欲果真是这样十恶不赦吗峨们有必要对它做一番讨论。欲行有善恶之分我们科学而冷静地分析一下人欲，就知道不加限制地认为“世上无如人欲险”显然是有些偏颇的。（辞海》对欲是这样解释的：愁是欲的异体字…     

中印比较视野中的印度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外在标识,更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灵魂。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两个文化体系,中国和印度虽处在相近的地理位置,具有相似的社会结构,但两种文化却不尽相同。比较中印思维方式上的“天人合一”与“梵我同一”,精神追求上的“伦理道德”与“宗教解脱”,民族心理上的“凝聚同化”与“宽容包容”,我们发现,印度文化是具有极大包容性、强烈宗教性、深刻内省性特质的宗教文化。     

论资产阶级建国方案在中国破产的原因

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凭借“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结束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历史。外国资本的侵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随之,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象沉重的枷锁,套在中国人民身上,整个民族处于日益深重的灾难之中。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在进行认真比较之后,程度不同地得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结论。但是,无论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方案,或是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方案,还是以邓演达和施复亮等人企图通过“第三条道路”建立“英美式的民主共和…     

城乡一体化与人口问题

1949年10月，平地一声惊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豪迈的宣言使一个饱经沧桑、饮尽苦难的古老民族从这个世界中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尊严和骄傲。对新制度的无限信任，使满怀理想、激情澎湃的中国人有理由认为：何一个“东亚巨人”是指日可待了。我们不会忘记，“东亚病夫”的耻辱曾怎样地痛烙在我们民族的心灵上。“要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昂首阔步”的信念就这样激励着无数仁人志立前仆后继，写下了一页页悲壮的历史。然而，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并不表明我们真的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因为历史遗留下来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