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广州、武汉时期国民政府反帝外交的影响与帮助

本文认为，广州、武汉时期的国民政府坚持反帝原则，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收回祖国权利的斗争中，谱写了外交史上的新篇章。这与国民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与影响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引导国民党制定了反帝政纲，支持和推动国民政府的反帝政纲的实现，并帮助国民政府制定反帝外交策略。共产党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反帝外交的引导与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中国革命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方面，工作是有成效的，对国民政府反帝外交的成功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与推动作用。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报刊中国民政府想象 ——以《老百姓报》为例

抗战初期，由左派陕西知识分子李敷仁主编的《老百姓报》，由于其通俗化的特征，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老百姓报》进行文本精读，揭示在抗战初期，《老百姓报》如何建构读者对国民政府的想象。具有左派背景的《老百姓报》，一方面为了在民众心目中构建出“国共合作”的理念以团结民众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坚持自身的群众立场，该报面对国民政府军、国民政府高层、国民政府基层的已有的真实面相，针对不同的报道对象，有意识地采取了灵活的想象的构建策略。     

国民政府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洪”问题的政策措施略论

１９３５年９月至１９３６年底，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向国民政府要求两国在华北实施“共同防共”。本文探讨了日本要求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的真实意图，重点分析了国民政府针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认为：日本之所以要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是想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推动华北“自治”的实现和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同时还想以此诱导中日结盟，隔断中苏联系，阻止红军向华北发展。针对日本的这些意图，国民政府一方面拒绝实施“共同防共”，另一方面加强了与苏联的沟通和联系，并相机控制绥远。此外，在对共产党和红军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也将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政策措施说明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因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对苏政策、对共产党政策和对日政策都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化。     

从1932年中苏复交看国民政府对苏政策实质

“九·一八”事变后 ,国民政府采取的依靠国联抑制日本侵略的政策前途暗淡 ,这是国民政府决定与苏复交的根本原因 ;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曲折过程 ,体现着国民政府以是否对“剿共”战争有利作为与苏复交的根本标准和最高原则 ;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不加推进 ,而是利用苏日矛盾上升之机 ,加强了“剿共”战争 ,这是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目的的最好印证。国民政府与苏复交的原因、过程以及中苏复交后国民政府对中苏关系的态度和“剿共”战争的加强等有关史实 ,展示着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实质 :与苏联复交 ,以此牵制日本进一步南犯 ,使“剿共”战争顺利进行。这进一步体现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共本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与物价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东部发达地区的沦陷，国民经济受到了战争的沉重打击，大后方的经济本身又十分落后，而国民政府的军费与回巨增，使国民政府的财政始终处于收不抵支。赤字居高不下的状况。财政收入与商品物价是相辅相成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这一时期内发生的剧烈变化，必然会影响当时的物价。国民政府的财政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支出远远大于收入，赤字不断上升，整个财政收入极度困难的状况。抗战期间的赤字通常要占80％左右，而实际税收又通常只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左右。因此，国民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弥补亏空。由…     

略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反腐败斗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俯顺舆情，制定和颁行了惩治腐败的法规条例和具体措施，严惩贪墨，这并非全是表面文章，对保证抗战的胜利有一定的积极意叉。但由于其阶级属性和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国民政府的反腐败斗争“雷声大，雨点小”。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储蓄政策述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储蓄政策述评杨斌抗日战争爆发后，因沿海富源丧失，军费支出剧增，法币发行量迅速增加，通货膨胀随之出现。为吸收游资，稳定法币，抑制通货膨胀，国民政府自１９３８年起相继公布一系列储蓄政策，正式推行战时储蓄。由于以往的经济史著作中对战时储蓄政...     

蒋桂矛盾与国民政府的覆亡

蒋桂矛盾与国民政府的覆亡谭肇毅抗战胜利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国民政府就覆亡了．国民政府为何如此迅速失败？原因是有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是它自身的问题。因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事物的外部而是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①本文从执政的国民党的内...     

国民政府早期省制之变革——以《省政府组织法》颁布修订为中心的考察(1925—1931)

国民政府省制变革是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的重要阶段。1925—1931年间，经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对省制的初步探索、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和进入训政时期对省制的修订。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省制颁布修订主由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来推行；而南京国民政府则依靠胡汉民派和蒋介石派，国民党其他派系也参与其中为自身争权谋利。政治派别在推行其主张时不同程度上都要依靠军事实力派来作为其后盾，而蒋派主要依靠自身军事实力。1932年前省制相关法律的颁布修订，集中在央地权力关系和省政府内部权力配置两方面，对省政府权力、省与中央关系、内部机构设置、职能运行和省区区划规定得越来越精确和细致，但同时也产生许多新问题。     

试析陈独秀的北伐观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进行北伐。就在北伐正式出师的前两天，即1926年7月7日，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刊出了陈独秀的一篇文章《论国民政府之北伐》①。此文一出，各界哗然，国共两党内部更掀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书面指责共产党是破坏北伐，蒋介石在公众集会上对共产党进行恶毒攻击，声言一定要制裁中共，并禁止购买《向导》报，所以这篇文章在当时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史学的研究领域，台湾学者认为陈独秀作为中共的总书记是反对北伐的，其文章挑拨人民与国民政府间的感情，破坏国民革命。国内史学界也以此…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关税政策与实践述评

本文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到抗战前关税改革的措施与结果。宋子文就任财长时实施的关税改革提出关税自主、税务行政国有的思想，基本奠定了国民政府关税基本框架，孔祥熙就任财长后施行关税改革及打击走私、国民政府的关税改革具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一面，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改革也存在着许多局限。     

略述资源委员会与美国技术贸易的历史条件

资源委员会是国民政府的行政机构也兼营企业，是国民政府管理和主办重工业建设的最重要单位。它自成立以来与美国不断开展技术贸易，对抗战的胜利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即主要从资委会与美国技术贸易的必要性、可能性两方面略述双方开展技术贸易的历史条件。     

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民众动员

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民众动员李峻史学界一般将抗战初期界定为从卢沟桥事变（１９３７．７．７）至武汉失守（１９３８．１０）这段时间内。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正式形成，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国民政府认识到，以弱敌强的持久抗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民众...     

边疆治理“外交化”——检讨民国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关系的一个视角

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外交化”特征。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更是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理论化、政策化。边疆治理“外交化”主要采取搁置、妥协的边疆统合策略，在本质上是向列强让渡边疆地方的相关权益，因此，彼时从政府到舆论均将边疆治理“外交化”政策视作一项权宜之计，即在国家实力不足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形下，通过边疆外交，最大限度地稳定边疆局势、维护边疆主权。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外交化”的实施过程来看，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两个变量的分化、重组，在不同阶段、不同地方，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期待亦有所不同。当国民政府尝试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的时候，表明国民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边疆治理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具体来说，在边疆地区，需要凝聚当地上层政治社会知识精英的人心，求得中央与地方对外政策、行动上的一致；在外交关系上，需要尽可能获得相关利益方的谅解，消解列强干涉中国边疆之可能，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形下顺势而为。     

1937年上海“纱交风潮”——以《申报》和《大公报》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1937年上海“纱交风潮”系上海纱布交易所爆发的影响巨大且后果最严重的一次风潮。此次风潮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孔家官僚资本为获取巨利插手纱交、操纵市场、大搞投机活动。这场风潮促使国民政府颁布《取缔上海纱布交易所投机办法》，并对此次风潮进行“澈查”，然“澈查”结果却虎头蛇尾。由此看出，国民政府与官僚资本的密切关系，即官僚资本已凭借各种超经济特权在国民经济中取得了独特的优势地位。     

从两次高考观察国民政府的考试院制度

１９２８ 年１０ 月国民党成立五院制国民政府，以考试院来创立并推行现代意义上的考试制度。虽然考试院做了很多努力，但在实际推行中发现步履艰难。从国民政府举办的首两届高等考试可以看出，考试院一方面认真推行考试制度，一方面又不得不向国民党派系官僚政治低头，使考试制度难以得到真正推行     

"人人优异"——国民政府公务员考绩制度略论

国民政府公务员考绩制度对薪俸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决定公务员次年的加薪、晋级或者减俸、降级及免职.国民政府时期有限的人员之考绩使考绩制度的宗旨可望而不可企及;同时在这有限的考绩中,加薪、晋级人员太多,减俸、降级及免职人员太少,以及"官本位"、"关系效应"和"趋中效应"的充斥使考绩流于形式.考绩制度的虚化,直接加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负担,加剧了国民政府吏治的污浊,也加速了其灭亡.     

抗战时期新疆币制改革中的政治与主权

民国以降,新疆币制长期游离于中央货币体系之外。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让新疆币制与国民政府产生更多交集。1942年盛世才"内向"后,国民政府坚持柔性治疆策略。在维护新币币信前提下,国民政府将作为国家主权货币象征的法币逐步在新疆推行,保障了新疆社会经济的稳定。新疆纳入中央直接管辖后,尽管国民政府及新疆地方政府竭力减少新币发行,抑制通货膨胀,但在军事接连失利的情况下,收效甚微。抗战时期,对新疆币制的改革既是国民政府收复新疆主权、巩固在新统治的重要举措,亦是其利用战时推进边疆纳入中央金融体系的具体实践。     

珍珠港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军事对策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持续数年之久的对日孤军作战局面宣告结束。国民政府立即作出反应,制定了与英美等国联手打败日本的外交战略。同时为了配合外交对策,国民政府在军事上部署了若干应对措施,将对日战争更紧密地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联系起来。国民政府军的作战重心从国内转向国外与盟军联合作战,国内军事则以整训军队、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为重心。     

留学生群体与国民政府抗日外交政策的确立

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由退让妥协到抗日外交的转变,这其中留学生群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使领馆人员极力呼吁国民政府放弃对日妥协政策,他们的主张不仅代表个人,也转达了国际社会的看法,这是国民政府最终实施抗日外交的外部力量;国内知识界和社会名流中的留学生群体的积极推动及海外留学生的强烈要求一起构成了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的强大舆论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