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效应分析与逻辑判断

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主要指新生代农业劳动力严重匮乏,无法满足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正常新老更替的现象。从负向方面来看,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的影响效应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对现代农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二是减弱农产品有效供给,威胁国家粮食安全;三是使得新农村建设面临主体匮乏威胁;四是对农村土地资源形成错配,亟待制度创新;五是冲击传统农村社会运行体系。从正向方面来看,农业劳动力代际转换危机也同时为中国实现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减少农民”的历史机遇。国家应当鼓励弱质农业劳动力退出农业生产,构建起城乡间劳动力双向流动机制,培育新生代农业劳动力,着力促进农民由兼业化向职业化过渡。     

农民、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宪法内涵解释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立法的学术讨论中，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等是焦点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应对，需要从宪法的视角研究。基于对中国现行宪法文本的宏观理解，可以发现存在三重宪法秩序，每一重宪法秩序又包含着二元因素。依据对中国现行宪法文本解读所形成的框架，农民可以解释为作为集合性概念的农民和作为公民概念的农民，农民集体可以解释为自治的村民集体和经营的农民集体，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是经营的农民集体的组织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立法设计需要面对由村民集体与村民委员会、农民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地方政府等主体构成的复杂体制，否则难以保证立法的质量。从宪法角度解释相关概念，就是试图为立法活动提供宪法资源和宪法指引。     

从身份到契约:城镇化建设中农民身份的转变

在农村社会中,农民经济身份被固化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社会身份被固化为"农村居民"。农民身份的固化,在经济发展层面不利于农民权利的保护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在社会治理领域则不利于农民自主地位的保障和善治目标的达成。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一方面需要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转变为"市民",使之成为农业生活活动中具有独立身份的主体;另一方面需要将"农村居民"转变为"公民",使之具备社会治理主体之地位,能够通过自治组织实现自我管理。     

中国农村道德建设之现状分析

自我国农村道德建设推广以来，农村的社会背景和农民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从不同角度对农村道德建设的背景和主体加以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的分析结果。社会心理学家勒温的环境场论广泛用于社会、经济领域，为农村道德建设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起步、理论蕴含和现实启示---兼论乡村振兴中的产权改革问题*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起步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束缚了农民的主体性，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农村改革成功起步蕴含着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理论，对深化农村改革乃至整个中国改革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根本条件；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根本措施在于落实和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确立农民主体地位的根本在于确立农民产权主体地位，农业生产资料产权清晰化的实质就是落实农民产权主体地位；要根据不同历史条件创造落实农民产权主体地位的不同形式，“三权分置”改革可以实现产权清晰化、农民主体地位、公有制三者的统一，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     

社会转型与农民现代化

社会转型即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这一转化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而在中国，人口的主体是农民，因此农民现代化在社会转型期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决定着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农民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农民集体所有权是新农村建设法律保障的制度基础

集体所有权制度是新农村建设中最基础的法律保障制度,它是促进农村生产发展的基本法律制度,是农村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是承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基础,是提高农业和农村组织化的基础。在新农村建设中坚持和完善农民集体所有权,首先要完善集体所有权的主体制度建设,将农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明确为集体成员,集体成员依民主原则行使集体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以民为主体,民主是其根本原则。完善农民集体所有权的权能,要创造条件并在条件成熟时对农民集体所有权的转让和处分的权能予以完善,要将集体成员对集体土地等财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享有依据直接系于其集体成员资格,而不再是承包合同,同时赋予集体成员对集体财产的民主管理和监督权以及保护的诉权。     

批评话语分析视域下的中国农民形象研究——以《人民日报》“三农”报道为例

采用语料库方法，依据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从高频词、关键词和“农民”的搭配词等角度，分析了《人民日报》“三农”报道话语所塑造的中国农民形象。研究表明，《人民日报》“三农”报道话语塑造的中国农民既有依靠土地、种植农产品的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形象，又有规模化、专业化、企业化和规范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象，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象更为凸显。它既构建了中国农民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三农”经营主体形象和国民经济经营主体形象，又塑造了他们弱势群体经济形象和获益后的受益者形象以及以“培训”为途经的新型职业农民形象。文章认为这些特征及其形象的形成是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也与中国政府正视这些问题并采取相应政策举措有关。     

农民分化视角下小农经济转型与乡村秩序再造

农民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主体,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流动和分化不断增强。在农民分化结构中,离农户逐渐脱离农业和农村社会完成城镇化进程,而占农户中绝大多数比例的半工半耕农户和纯农户仍然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有依赖性,小农经济依然是乡村社会秩序建构的经济基础。农民分化促进了小农经济转型发展,中坚农民与老人农业有机结合的乡村社会和农业经营结构,既促进了传统小农经济的去内卷化,同时也再造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新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要重视农民分化的社会经济基础,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增强对进城农民的吸纳能力,同时发挥中坚农民等多元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路径创新。     

农民现代化的一个路径：农民合作助推农民转型

在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农民合作出现了互助性合作、服务性合作和市场性合作的依次转换,与此相对应,农民本身也经历了从生存型农民到发展型农民再到现代型农民的转变,农民合作形式的提升推动了农民的现代转型。在我国农民绝对数量多,相对比例高,人均可耕地资源少,而城市吸纳农村人口不可能达到西方发达国家吸收农村人口比例的基本国情之下,通过这样升级的合作路径可以走出一条从事小规模农业生产的农民现代化之路。     

初议农民工与中国农村现代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民工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国内外的学者们从“民工潮”的出现到“民工荒”的产生,描述了中国规模宏大的农民工的现状,分析了农民工流动的原因、条件、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还有的预测了农民工的未来,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是,从农村走出去的农民工对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意味着什么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何影响对农村现代化建设又会起何种作用学术探讨对这些问题则涉及不多,本文拟从这个角度作一些探析。一、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涵义和内容现阶段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仅是农业的稳定与丰收,也不仅仅是农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应该把农业、农民、农村看作一个系统,促进农村社会的综合发展和全面进步。笔者认为,农村现代化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是由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现代化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农民自然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变。农业现代化:通俗地讲,就是由传统农业不断向现代农业过渡、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的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农业发展过程,是农业领域科技进步和组织结构不断更新的...     

刍议新农村建设的创造主体和价值主体

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视角审视,农民中等收入者的出现是新时期中国农村社会民间主体力量兴起的标志。新农村建设的本质是农民现代化,深层底蕴是培育农民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公民社会。农民中等收入者在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和占有资源的特征决定了他们是新农村建设的创造主体。从目标实现诉求与时间推进跨度两个层面分析,农民中等收入者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基本一致,培育农民中等收入者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合法价值主体。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基层粮食安全迷思

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而基层干部和农民是保障和落实粮食安全的重要主体。本研究从基层干部和农民的认知出发，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粮食安全问题及其主要成因。研究发现，基层干部在行政压力下将粮食安全理解为一个行政目标，农民对粮食安全的感知则源于个体的日常实践。在他们看来，粮食安全面临三重困境：农业生产的脆弱性与农村劳动力短缺是其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土地政策刚性、种粮补贴政策不完善以及生态政策的抵牾效应构成其制度性障碍；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基层干部存在的诸多主观或客观问题则使其陷入主体性困境。本研究认为，应通过加大粮食生产保障力度、统筹协调各类政策落地、积极引导生产者种粮等举措保障粮食安全。     

关于农村问题的若干社会学思考

一。从问题说起。我们这个民族,生于大陆,早营农业,历史上凭农业立国。高度充分发达的封建文化本脱胎于源远流长的农业母体。现代革命主体是农民。当代,农民仍占压倒多数,是传统文化的最大载体。因此,农村的面貌从来也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面貌,农村乃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解放卅年,我们在农村发展问题上耗神费力,苦心经营,完成了一     

选择集视角下现代农民成长的困境与出路

关于现代农民本质特征的界定在学界是一个分歧较大的热点问题。以选择集视角对现代农民较之传统农民的本质差异进行高度概括,可以简化对现代农民的识别。我国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信息社会、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多种就业机会的产生使得现代农民这一职业具有了选择性特征,并以此为研究视角和切入点,探讨现代农民在成长中面临的选择机会、主体选择能力和动因上的困境,而选择机会的拓展、农民主体能力的提高、个人选择动因的增强是现代农民成长的路径。     

中国农村的“老人农业”及其社会功能北大核心CSSCI

“老人农业”是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农业生产形态,也是具有结构性意义的社会现象。对“老人农业”的理解不能仅做整体性概括,也需要深度刻画其经营形式和发生机理,并以此延展其社会功能的多重面向。实践经验证明不同年龄的农村老人,其农业经营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农村老人依据劳动力水平和老年生活的变化,不断调整农业种植的内容和方式,以适应漫长的衰老周期。“老人农业”具有家庭经济性和社会合理性,其以土地家庭承包制为制度基础,是农民家庭基于发展目标配置劳动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小农生产对现代农业体系的适应性结果。“老人农业”具有丰富的社会功能:在灵活经营的基础上,农村老人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水平,合理延长自我养老的时间,适度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并依托农业劳动而产生本体性价值。“老人农业”的发生机制和社会功能表明,农村老人仍具有相对较强的农业生产能力,能够维持一定的农业生产效率,并立体化地满足自身的多种社会需求。因此,现阶段中国农地制度和农业现代化的演进走向仍要以农民主体和农民问题为核心,保障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并为农业活动提供基础且便利的生产条件,进而才能保证老年农民具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     

适用农业反垄断豁免的主体界定

反垄断法第56条是我国农业反垄断豁免的法律根据。从该条保护农业、促进农村经济组织发展的立法目的解释,农业生产者是在农业领域（大农业）,直接从事农产品（初级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运输、储存等经营活动的农民、农业企业及其他组织。农村经济组织是＂农民依法自愿联合组成,对内不以营利为目的,依据民有民管民受益原则,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合作性经济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和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     

我国农业企业的社会责任浅论

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缘起于国外,但是却与我国传统思想中的利义观遥相呼应。我国“三农”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农业企业对带动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起到关键作用,以往研究多从企业经营管理的角度来分析农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这里则以农村社会发展为切入点,认为我国农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内容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促进农业生产,农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仅要满足自己的盈利需求,更要注重保护自然环境以及保证产量安全;二是维护农民利益,农业企业在与农民发生买卖、竞争、契约、雇佣这四种常见的关系中,需要把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带动农民发展作为己任;三是保障食品安全,要求农业企业要把维护消费者的健康安全作为生产和加工农产品的标准,按规生产,接受监督。     

论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

正确看待农民的历史作用，是制定正确的农村发展政策的前提之一。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农民是被动地适应转变，还是主动地推动历史进程变化，这是评价农民历史作用时遇到的根本问题。本文作者认为，从基本趋势上看，农民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之一；而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的某些历史时期，农民甚至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农民土地权益的法律保障——以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为视角

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法律确认是集体土地流转的前提,其决定集体土地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的权利人和利益的享有者,是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的法律制度基础。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规定不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赋能不足以及农民土地权益法律保障缺失等,农民作为集体成员对集体土地的共有权被虚置,农民的土地利益被剥夺。破除体制机制壁垒、推进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通过立法确认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资格、明晰农民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中的份额、拓展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强化农民土地利益的法律保障是农村改革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也是城乡协同发展和社会公平公正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