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理论的演变理路：国家视角的再出发

现代社会运动本质上是民众为影响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来实现自己的局部利益或影响一定社会变迁的一种集体行动。因而国家视角对于整体性把握社会运动理论意义重大,故以国家视角对社会运动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回顾,来梳理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并给出对国家视角兴起、衰落和回归历程的可能解释。在此基础上,社会运动研究对于中国国家转型的意义将不言自明。     

国家理性与国家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家理性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传统的关于国家理性的思考是抽象的、理性主义的、机械性的。在国家理性内可以发现诸如存在与应然、权力与伦理等等的对立,它以把国家设想为一个“思想物”为前提。国家理性作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概念,有时是指优化与平衡的思想取代规训自由市场的国家治理,有时被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指国家政治行为中的“和”“合”性。现代化发展必定会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理性,在这其中,通过对国家理性的思考,人们既可能看见真正明智的国家理性,或者说好的国家理性,也可能看见权力无序、混乱、腐败和反复无常的一面。     

中国村治权威的历史演化及类型探析——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语境中,传统地方精英、国家行政系统和政党组织构成了村治权威的主体,共同把持着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力。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贯穿了乡村权威演化的历史主线,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直接影响了村治权威的形成、更替及作用方式。一定程度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构成了划分中国村治权威类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及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中国的乡村权威可划分为内生型、外嵌型、复合型三种理想类型。从中国的村治历史看,乡村权威基本从内生型向外嵌型、复合型演化。     

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中的国家自主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从政治学视角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原因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而国家自主性理论作为理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新范式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有望取得突破。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和官僚体制的发展、执政党的危机意识与高层精英的战略领导以及平均主义带来的平等社会结构等,使中国在改革之初的发展就具有自主性特征。中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基于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的有效干预,这种国家干预主要体现在国家自主性的政策和制度供给、政策和制度执行两个层面。但近些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带来的社会不公和利益集团,成为国家能否为经济发展持续提供动力而必须应对的难题和挑战。中国需要从政府体制改革和社会自主性提升两方面入手实现国家自主性的平衡,以隔离性和嵌入性为特征的治理式互赖,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家自主性的目标和状态。     

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国家权力状况探析

国家权力在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权力处于一种弱化状态,晚清时期中央集权的衰微、北洋政府时期的分利集团、南京国民政府的软政权以及近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分散状态等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造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坎坷与曲折。     

现代国家建构中权力运作的特点——以权力的IEMP模式为视角

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是现代权力网络的四大维度。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运作的特点突出表现为集中化与局部化—扩散化的运作类型、科层化的组织形态、可持续性财政体制和市场化与货币化同步的制度安排以及内部规训、内部绥靖与反思性监控的运作机制等四个方面。传统中国是个国、家同质的社会,其基础由一个个分散孤立、互不联系的家庭和扩大了的家庭——村庄等构成。直到晚清,随着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权威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阶层由保护型经纪人向营利型经纪人蜕变,国家才开始了以国家政权官僚化与理性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强化为特征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因此,许多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学者在寻求经验研究之上的理论资源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与理论中,而迈克尔.曼关于权力的IEMP模式对于理解现代国家建构过程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市民社会建构

市民社会理念依据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求解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困境。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市民社会理念范式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建构中国市民社会必须超越泛政治主义传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双向适度制衡的发展型互惠关系。此视野下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政治结构的调整和政治文化的重构;独立自主的公共舆论。     

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村级治理的模式选择

在长时段的政治发展进程中 ,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是协同增长的 ,国家力量的增长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运作范围的扩大、运作过程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有效运作水平的提高 ;社会力量的增长主要表现为社会对国家的影响力的增强、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目前 ,国家权力主导乡村社会的格局没有改变 ,乡村社会力量的发展很不充分 ,自主性不强 ,难以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以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来构建中国村级治理 ,既要以制度来规范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的方式和权限 ,又要重视培育社会自主性 ,壮大社会力量。     

国家起源论

国家是拥有最高权力及其管理组织或政府的社会,是最大且最高的社会。因此,一方面,从人的社会本性来看,国家必然起源于每个人对于社会最大化的需要和使各种社会成为一个统一整体的需要。这是国家的内在的、间接的和终级的起源。另一方面,从国家实际的产生状况来看,任何权力无疑必然都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最高权力属于权力范畴,因而必定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任何两个以上的人就某种利益交换关系所达成的同意无疑都是契约。于是,最高权力或国家便必然直接产生、形成和起源于契约,起源于社会成员就最高权力所关涉的权利与义务等利益之交换所缔结的契约。但究竟起源于何种最高权力契约则是偶然的:唯有起源于民主地缔结的民主的最高权力契约,才是善的、应该的和道德的;否则便是恶的、不应该和不道德的。这是国家的直接的外在的起源。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评估国家”:21世纪行政国家的新趋向

进入21世纪,风险社会治理和公民意识觉醒对评估提出新的要求,在外因和内因的共同作用下,“评估国家”应运而生。评估国家由传统的行政国家孕育而来,是行政国家发展的新趋向,对传统国家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产生挑战;同时,它也凸显诸多新特点,是国家转型的重要呈现,应该当作一个系统性的概念去探讨。评估国家属于国家建设层面,是在民主国家建构的基础上提炼国家的治理能力。它从公权使用、责任承担、组织制度和管理方式等方面着力,通过评估提升国家权力的运作绩效。评估国家导入了一个完整的机制,把管理形成风格与权力行使方式联系起来,使得评估的力量被成倍放大,与治理场域中的能力、权力、控制力等相互作用,形塑不同性质的影响。     

战国秦汉之际的小农与国家

战国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其中影响最深者,一是中央集权的“大地域”性质的国家权力的形成与确立,二是以“五口百亩”之家为主体的个体小农生产者的广泛分布。由此确立的集权国家与个体小农间的共生互动关系,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格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探讨这一时期国家与小农之微妙互动关系的形成过程、具体表现及影响,为我们更深入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内在机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本。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国家治理范式：出场语境、本质内涵与方法论前提

国家治理范式在中国的出场,既有当代学术全球扩散的缘故,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解决社会转型期的治理问题,积极地进行理论建构的结果。新时代语境中的国家治理,是指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前提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治国理政的行为与活动。在本质上,国家治理是传统的治理主体与治理结构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治理转变的历史进程,体现了“以权利为本体、权力为功用”的现代社会政治关系运作逻辑。学界进一步深化讨论国家治理的方法论前提,是回到经典作家在19世纪创立并持续产生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其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并努力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新形态。     

家户制与家户国家:中国国家形态的一个解释框架

家户制是传统中国的基础性社会制度,其内涵包括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方式、以家长为主导的关系模式、以家户为中心的观念意识以及以户籍为标志的国家责任.从基础性制度着眼,中国是典型的家户国家,并由此形成其国家特性,表现为强大的国家能力、国家运行的自给性特征以及国家对社会的纵向支配.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个体主义的兴起和政府权力的介入,典型意义上的家户国家趋于消解.然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模式或制度"基因",家户制并不会被完全取代,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延续,并成为影响中国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     

西方法律职业的历史变迁--从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视角分析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对分离并至二元分立的互动发展过程,孕育了西方法治秩序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使西方法律职业向现代转型成为历史的必然诉求.本文立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分析在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过程中,西方法律职业内在和外在的种种变化.试图以此说明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职业是国家和社会相对分离并至二元分立状态下的产物,以及法律职业在国家重建和市民社会自主化运动中所引发的权力与权利的界分、冲突和整合等方面的关键作用.     

公私观与现代国家成长

现代国家的特性在于公私的和谐统一。但由于公私观的差异,中西现代国家成长出现不同的历程图景。具体而言,在"私本位"的公私和谐观影响下,西方现代国家是在国家权力和公民社会相互增权的进程中生成的。而在"公本位"的传统公私对立观的影响下,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却不同。一方面,由于受公私对立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显得曲折、坎坷。另一方面,由于"公本位"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国家成长呈现出从国家对社会的渗透与扩张,到国家与社会的同构,再到国家对社会的放权从而逐步生成公民社会的历程图景。因此,从公私关系的角度解析现代国家的成长历程,能为解释中国现实问题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中国之治”的思想内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建构观

立足于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新格局,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治理格局与治理方案,“中国之治”其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实践价值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从价值理念重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整体性建构的视角解析“中国之治”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思维路径和基本表现,提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建构思路的整体性,理清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建构思想,阐明基于整体建构观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策略与当代价值。     

中央、地方与社会：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

在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上,西方传统重权力横向分立,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分立;中国传统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此种中国传统之形成,与历史上早期中国的规模就已非常巨大有关;因国家规模巨大,在治理上不得不分出中央、地方与社会三个层面,因而不得不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治理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处理和协调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应对三者之间的冲突问题。与这种治理传统相对应,中国治理研究也有一种理论视角,就是以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为理论分析的主线,发展解释理论或提出国家体制改革方案。这种理论视角已成为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思想传统,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理论流派,从历史上一直延续到当代。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国家权力

在历史视野中,国家权力的变迁具有丰富的含义。古代中国,国家权力的大小是有一定弹性的,统治集团对于王权的扩张与否掌握一定的主动权,他们首要关注的是帝业是否稳固,一切政策的旨归都以安定为导向。近现代以来,国家权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但这种扩张的趋势并不是呈线性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力量的生长,国家权力对社会的作用方式将更加多元化,国家权力对社会的作用效果将更为有效。     

转型时期国家在保持乡土秩序中的作用——对国家权力上收论与国家权力下渗论的评论

本文认为 ,在当前乡土秩序研究领域 ,有两种对立的政策主张 :国家权力上收论与国家权力下渗论。国家权力上收论者的主要理念来自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结构主义 ,国家权力下渗论者的主要理由是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内外部环境及整个现代历史发展趋向的分析。无论何种背景 ,理论界大都同意保持乡土秩序并以此促进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价值先决性。在现代化这一主题关怀下 ,本文通过对诸种政策主张的社会学考察 ,发现国家权力上收论与下渗论之间存在断裂 ,当前应以具体研究而非抽象争论来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保持乡土秩序的智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