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三国演义》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曾对我国古代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发表过许多精辟、独到的评论和见解,值得我们深入地加以领会、学习。“三国”故事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三国演义》是有一定史实根据的长篇历史小说。在罗贯中写定《三国演义》以前,关于“三国”故事早就有相当长的流传历史。鲁迅曾经指出,如今可以见到的“上栏为图,下栏述事,以桃园结义始,孔明病殁终”的宋人《全相三国志平话》,便“颇足疑为说话人所用之话本,由此推演,大加波澜,即可以愉悦听者”。从“页必有图”的情况来看,它已是“供人阅览之书”了。鲁迅从文艺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的认识出发,就生活事件的内容特点,论述了“三国”故事之所以早在宋代便“已甚盛”的历史渊源。鲁迅认为,只因“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而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故尤宜于讲说”。由     

三足鼎立与三分归一─—从《三国演义》看“三”的运用

三足鼎立与三分归一─—从《三国演义》看“三”的运用坚毅在明代文学中，罗贯中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毛宗岗父子评改后叫《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小说中出类拔萃的作品。它的出现标志着古典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它取材于西晋史学家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和元代话本《...     

“五虎将”是否官衔

罗贯中《三国演义》封了蜀汉“五虎将”;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也有梁山的“五虎将”。但“五虎将”者不见于历朝职官建制,即使是平话戏剧创造,它也是一种与武人的荣誉称号,并非是作官衔授与的。 古史多记以猛虎比喻勇猛的将军。见于陈寿《三国志》称关羽张飞,就有“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蜀书》卷六评）;“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吴书·周瑜传》）。此当是后世“虎将”一说。但冠有“五”,即要追溯于它了。     

《三国演义》与传统文化心理——关于《三国》谜的一种阐释

第一部优秀的长篇历史演义《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优秀的长篇历史演义,也是我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古典文学作品之一。我们现在见到的最早的《三国演义》本子,是弘治甲寅年(公元1494年)序,嘉靖壬午年(公元1522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题为“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说明这是罗贯中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取材于三国的历史,加以敷衍、编撰而成     

《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的新突破——评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

《三国志演义》的版本研究是《三国志演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三国志演义》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长篇通俗小说。所以弄清这部伟大著作的产生时间,产生的社会条件,演变过程,进而弄清长篇通俗小说的创作、发展规律,意义重大。而《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三国志演义》版本众多,仅存下来的(包括残本)就不下三十几种,据有关线索,遗失不传的明刊本也有数十种。可惜现存版本中明嘉靖以前早期刊本甚少,而万历年间的大量刊本又散存在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这给版本研究工作带来     

论从历史真实到艺术真实的统一—以《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典型人物张飞为例

《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是我国小说史乃至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小说是作者罗贯中根据史书《三国志》所载史料加工而成的。史书《三国志》和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对张飞这一人物突出的性格特点都有描述,通过简要对比分析《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两个文本,发现作者罗贯中在塑造张飞这一人物形象时,既有依据史书,反映历史真实的一面,又有通过艺术虚构和想象,反映艺术真实的一面。小说《三国演义》中张飞性格和命运结局之间有一定因果关系,揭示了作者罗贯中通过对《三国志》中的史实进行艺术加工,实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     

描绘农民革命战争的壮丽史诗——谈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成就

老作家姚雪垠同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和第一卷修订本相继出版,是我国文学艺术界的一大喜事,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一个重要收获,填补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长篇历史小说的一大空白,谱写了一首描绘农民革命战争的壮丽史诗。     

林鹏：草根学者的士君子情怀

2014年4月25日,由《名作欣赏》杂志社举办的林鹏先生长篇历史小说《咸阳宫》的读书会在位于山西太原西郊的“中华傅山园”举行。86岁的林先生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说：“我自认为是草根,是生活在底层的人,而非文学中人。”     

长篇历史小说：90年代的两个极端

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在90年代既有其极端虚构化的一面,也有其极端信史化的一面。前者以《故乡相处流传》为代表。它抛弃了历史小说通常采用的“再现”型叙述,以人物生死轮回,古今时空杂糅的“油滑”方式表现了变化的历史的不变性因素;后者以《心灵史》为代表。它以对虚构的决然拒斥,退出了传统意义的小说,但又在抒情化上回归了文学。长篇历史小说的这两个极端,标画出90年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所拥有的广阔空间。     

历史叙述中的启蒙话语与文化反思——论巴人的《莽秀才造反记》

巴人的《莽秀才造反记》既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思想,发展和深化了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又在历史小说中引进文化反思意识,从而使其成为现代长篇历史小说中极具个性,又具有承上启下地位和意义的特殊文本,为现代历史小说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李劼人历史小说腏降亩来葱

杨继兴在《长篇历史小说传统形式的突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李劼人长篇历史小说的独创性在于:“历史观念的进步导致了创作模式的革新,而新的模式使作家摆脱了古典历史小说作家单纯从上层统治集团和显赫历史人物活动中理解、把握历史的孤立性、狭窄性、片面性,达到了对历史生活更广阔、立体、深刻的表现。这些变化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是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的一次空前的解放,标志着这一叙事文学的特殊种类由古典形态向     

《金瓶梅》成书三阶段说——兼谈《金瓶梅》的作者问题

<正> 《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是怎样的?这一问题如同《金瓶梅》的作者是谁一样,至今仍是个谜.这里,我提出《金瓶梅》成书三阶段说,同时谈谈我对《金瓶梅》作者问题的看法,请《金瓶梅》研究专家们和读者们指正.一、《金瓶梅》原是评话,创作者是评书艺人许多持《金瓶梅》创自"大名士"、"大手笔"、"大文人"之手的学者们,大多低估了我国评话艺人在几部优秀长篇小说中的作用.没有众多的有关梁山英雄好汉们的评话,也就不会有《水浒传》;没有《三国志平话》和其它有关三国人物的评话,也就不会有《三国志     

三国戲简述——兼及三国戏与“三国演义”的相互关系

在探讨“三国演义”的演化进程时,三国戏中所提供的丰富资料是不应当忽视的。对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创作,贡献特多的当然首推“三国志平话”和作为正史的“三国志”与“三国志注”,但是,戏曲(主要是元杂剧)与“三国演义”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     

道与道统:《新五代史》的双重关照——《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

受韩愈的影响,欧阳修《新五代史》有道和道统的双重关照.探讨《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经论”、“史论”和“政论”)关系,可知“经论”体现了欧阳修对道与道统的基本认识,是《新五代史》史论阐发的义理根据;“史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直接相关,而《新五代史》成书较晚,其史论基本上可代表欧阳修的吏观;“政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相通,使《新五代史》体现了当世性.《新五代史》折射出欧阳修及其时代的学术和政治,也使欧阳修成为唐宋时期道和道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都超出了五代之外.     

红娘子形象的性格刻画

姚雪垠同志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李白成》中的红娘子,虽然“未必实有其人但”,却是被当作一个“有代表意义的小说人     

历史与现实的交融透视──《三国演义》创作方法新释

作为“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长期以来以其历史史实与传奇故事相结合的方式独展其特有艺术魅力,深受历代读者称赏,以至于此书一出,“嗣是效颦月众,固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南北宋》诸刻,其浩翰几与正史分签并架。”①并由此促成了我国历史小说创作极为繁盛的局面。但是,对于历史小说创作的有关理论问题,特别是史实与现实的关系这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向来众说纷经,聚论不已。这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由于不同时代的隔阂就发生这样一个问题：一件艺术作品,应该怎样…     

《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之说不能成立——兼论《水浒传》的作者为罗贯中非施耐庵

《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古代小说宝库中的两件珍品。这两部小说在我国长篇通俗小说中出现最早,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我国长篇通俗小说的创作已经进入成熟阶段。然而,这两部小说到底成书于什么年代,对确定我国长篇通俗小说产生、成熟的时间,对研究通俗小说自身演变发展的历史及小说产生的社会原因等。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应该说这是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造成这个难解之谜的主要原因,是小说在文坛上不受重视,不能登大     

从《李自成》看姚雪垠的美学探索

从《李自成》看姚雪垠的美学探索刘凤艳姚雪垠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不仅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战争的史诗，也是一部展现封建社会全貌的百科全书，是我国新文学史上一部宏伟的历史小说巨著，其成就是十分辉煌的。姚雪垠先生是一位勇于追求和探索的作家。在创...     

《三国志平话》叙事的原则与视角

《三国志平话》叙述三国故事大体遵循三条原则,即历史原则、报应原则、道德原则。《平话》在《资治通鉴》编年体之外创造了艺术的叙事文本,确定了迥异于正史的叙事视角,把历史本真的复合结构改变为刘备蜀汉发展的单线结构。《平话》对刘备蜀汉同情与赞颂的叙事中积淀了魏晋以来不同时代复杂的社会心理。《平话》的艺术图景中凸现的主要是蜀汉方面不多的几个人物,经常占据叙事焦点、最为活跃、塑造得最有生气的人物是张飞。《平话》的叙事原则与叙事视角,表现了市民接受群的审美风尚与道德观念、价值判断,表现出民间艺术来源于史著、但又别异于史著的艺术趣味与评价倾向。     

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的流变及其美学意义

中国古代小说“三复情节”的构想源于先民对数字“三”的特殊认识。由先秦“卜筮不过三”、“礼以三为成”演为后世“事不过三”，中国古代小说乃有了“三复情节”现象。“三复情节”萌芽于汉魏六朝，形成于唐代，宋元时的《三国志平话》至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使之发展到成熟，此后祖构者众。其美学意义在于体现了美的比例、尺度和节奏，合乎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和习惯，是中国古代小说一个具体而鲜明的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