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与狂诗

西方学者对赋的认识存在“有韵之文”、“散文诗”、“状物诗”、“铺排的文学”、“朗诵的文学”等几个层面,其中“朗诵的文学”深入赋的本源,因此“赋”被译作“rhapsody”（狂诗）。狂诗是古希腊早期史诗的一种形态,在传播媒介上为朗诵表演,与汉赋相类。如果以原始传达方式为标准重新定义各大文类,那么赋属于“诵”,可以作为中国的“朗诵型文体”构成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对比狂诗,赋的民族性根源在于我国以诗文为主的文学传统、士人言说方式的转型以及“感物造端”的文学观念。     

文物的经济功能与经济价值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文化需求在增长,文物除了其原来所具有的作用以外,其经济功能也越来越得到体现.文章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考察文物资源,首先,文物可以作为一种国有资产而存在,需要实现保值增值.其次,文物也是一种特殊的资本,有其价值特殊的实现形式.最后,文物活动会通过各个方面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范仲淹的赋论与赋作新探

历代赋论赋话对范仲淹赋作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探讨本事,比如对《灵乌赋》、《荠赋》的评论,即属此类;二是观察用意,比如对《金在熔赋》、《水车赋》、《用天下心为心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三是赏析佳句,比如对《自诚而明谓之性赋》、《天道益谦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范仲淹由于早年于赋体文学用功甚大,因而在其他文体尤其记序文类写作时常常带有赋体笔法,采用了首尾是文,中间是赋的结构方式。这一现象,应该引起跨文类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     

文物上的小鸡

杨晓东的爸爸办了个养鸡场,养鸡场不大,可也有几千只鸡。杨晓东整个暑假都泡在养鸡场,一方面他喜欢小动物,另一方面他要勤工俭学,给老爸打工,挣新学期的学费。这天,他正给小鸡拌饲料,就听见鸡舍外有几只操着外地口音的鸡,吵嚷着要找杨晓东。杨晓东放下手中的铲子,跑到鸡场的大门口,看见一公一母两只鸡带着三只小鸡雏,喔喔喔,咯咯咯,叽叽叽地叫着。     

赋用·国运:《历代赋汇》编纂与校订的文化意涵

"用"是中国文学在早期即已形成的一个重要传统,赋体即因"用"而生。作为中国早期的文学文类,赋体由"赋诗"而来,又投入到"用《诗》"、"用经"的文化体认和建构的事业中去,"尚用"成为中国早期文学批评中最早酝酿成熟的一个理论。从班固《两都赋序》到白居易《赋赋》均主张赋为"古诗之流",提倡借用经义"王言",重拾三代"王道"风尚,至康熙帝御定《历代赋汇》亦为彰显朝廷旨意和国家意志。《历代赋汇》即是历代赋之"能用"的大集合,是历代"王言"的大汇聚,直接关乎"国运",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之路上具有启迪意义。     

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上)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矇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矇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李德裕赋与中晚唐赋的发展

李德裕是中晚唐辞赋大家,惜其赋作一向不被学界重视。他以议论入赋,渗透人生感悟及哲学思考;他以独特的赋前注和赋中注为特征,希望当世及后世理解其赋中意。以形式而言,他的语言简省自然,句式不骈不散。李德裕是唐人"新文赋"的杰出代表,在中晚唐赋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大丹赋》:被遮蔽的骚体及其赋学意义

《周易参同契》是魏伯阳的代表作,其中不乏可供发掘的文学艺术财富。《大丹赋》列于《周易参同契》之中,由骚体歌辞构成,文辞包涵易学和道家的思想,带有浓厚的仙道气息,融入汉代的文化,呈现出较为独特的丹易参同、情理合契的艺术价值,解读它需要明确其中的象征含义。《大丹赋》产生于东汉末年,是系列丹技类赋开风气之作,在赋文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新世纪以来赋学研究的开拓与反思

新世纪以来的赋学论文数、研究机构、研究队伍都比上世纪的最后20年空前增加与壮大。而就赋学研究的实质内容而言,也远较上世纪的最后20年精深、宏通,彰显出鲜明的学理化倾向,呈现有汉赋学律赋学辞赋文化学以及赋学理论批评系统化、赋学文献整理规模化的特征。在反思的过程中,赋学研究视野不断开拓,逐步走出文学史思维模式,回到文本,探源辨体,同时,赋体与他体文学交叉研究以及域外赋体创作研究也受到关注,但也存在跨界不足的问题,需要加以重视。     

60年藏区文物考古研究成就及其走向(上)

60年来,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藏族文化、文物遗产得到极大地发掘、保护和传承。本文主要回顾和评述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60年(1951-2011)文物考古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还总结了不足,展望了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的未来。     

赋意与附会:植物的文化意义之生成

植物的文化意义并不天然地存在于植物自身,而是被人们赋予的。考察古人赋予植物以意义（即赋意）的几种路径,认为君子比德、文化名人的倡导鼓吹,以及文化传统中广泛的互文性,是植物文化意义生成及传承的主要方式。赋意过程常常是合理的、自圆其说的,但也会以随意、牵强的方式（即附会）进行,由此产生的文化意义在继承、弘扬中不断被扩展和强调,始终呈现着开放的态势。植物文化的建构应该在已有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在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壮大成势。     

试论苑猎京都大赋的写作与传播方式

作为一代文学之主体,"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苑猎京都大赋无疑最能够代表和反映汉代雄壮堂皇的时代风气与精神面貌,其主要写作内容则是苑猎与京都。由于国力昌盛,帝王需要宣扬盛世伟业,于是自上而下"命赋"成为苑猎大赋的写作方式,而京都大赋则在"迁都"争议的影响下,以"献赋"为其写作方式,并在宫廷中诵读传播。所以,"命赋"和"献赋"的写作与传播方式使得苑猎京都大赋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帝王喜好、舆论风潮以及时代精神的承载体,达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赋的地理情怀与方志价值

前人有“文学地理”之说,就文体与地理的关系而言,则赋体文学与地理关系最为深密。赋与地理的关联,首先在历代大量的“地理赋”与“都邑赋”的创作,其最初体现于汉京都赋代志乘(帝国总志)之用,又与汉“天子礼”的构建相关。而对自然山川与方镇疆域的人文关怀,对区域人文礼俗的描写与礼赞,对大一统帝国德化政治的向往与颂扬,充分表现出赋家的地理情怀。考察赋家的史地观与历代方志编纂的共同文化取向,有三大显征,即重现实、明致用与观风俗。这也是赋家创作内涵的方志价值。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和而不同、别开一格:新世纪台湾赋学研究管窥

台湾的赋学研究,一直是当代中国辞赋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进入新世纪后的头十五年里,又先后出版辞赋著作三十余部、发表论文三百余篇,完成以辞赋为选题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约一百篇,此外,还有数十名学者连续参加各地主办的国际辞赋学术研讨会议开展学术交流。这十五年间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与上世纪后半叶的前三十年或后二十年相当,而且在很多方面还有新的进展:(1)对于古代辞赋的研究论题已覆盖了楚汉至清的整个赋史,赋学研究者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中国古代赋史观念;(2)台湾赋研究的兴起凸显了新的学术气象;(3)热情参与学术研讨会和以辞赋为选题的学位论文的撰述,催生了赋学队伍的成长壮大;(4)台湾赋学形成了以微观为主,且评述相间的别具一格的学术风尚。     

赋家为郎与两汉赋风的生成及流变

在考察两汉赋家的主要政治身份时,赋家为郎也许是一个比位同俳优和言语侍从之臣说更能通贯两汉总体情形的观察视角。征诸历史记载的两汉主要赋家仕履,他们都曾任过名目不同、职责不定但都与文事、口辩、学识有关的中下层郎官。郎官是汉代官僚系统的基础。位不过郎,是汉代赋家政治生存的痛楚体验。这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辞赋书写观念,可发现其政治思维的讽谏法则、颂美法则,在世思维的合理开解策略和书写的游戏娱乐、刻苦为文的美文心态,等等。     

论国学修养与旅游审美情趣——以《前赤壁赋》为例

国学修养的高低与一个人旅游审美情趣的雅俗密不可分,息息相关,上乘的旅游审美活动离不开旅游主体自身渊博、高雅的国学修养。国学修养是提升旅游主体旅游审美情趣的必修课。     

河南省文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

河南是文物资源大省 ,文物资源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探索文物资源开发利用一般规律和特点的基础上 ,针对河南省文物资源转化的特殊性 ,提出加快文物资源开发利用步伐的思路、战略重点及对策措施 ,以促使我省文物资源优势迅速转化为现实经济优势 ,为振兴河南旅游业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