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史学中的三个重要命题

刘知几史学思想体现出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它是我国古代史学理论资源中的菁华。刘知几史学中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史才三长论、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等三个重要思想命题,展示了他的史家主体意识和特立独行的思想性格     

史学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

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中国史家很早就有了史学史意识,至晚在唐代,刘知几已写出了有系统的、颇具规模的史学批评和史学史著作《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即公元710年)。刘知几还提出了著名的才、学、识“史才三长”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至章学诚、梁启超而...     

试论史学编辑的“三长”及职业道德

史学家的“三长”,即才、学、识,这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的。通常以为,“才”,指编写能力;“学”,为史学知识;“识”,为传本史料的见解,观点。史学编辑集史学工作和出版工作于一身,因此也需要具有这“三长”,本文试图论述史学编辑应具有的“三长”的相互关系和职业道德。一、史学编辑的“才”刘知几在分析史学和史才的关系时,讲到了“才”。他说:“夫有学而无才,亦犹     

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白寿彝先生史学创新精神析论

唯物史观与史学创新的结合是当今学术界非常关心的一个热点话题.在此方面,白寿彝先生大加提倡并身体力行,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他对历史学理论的研究、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史家三长”论的全新诠释以及对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等四个方面.     

史学批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史学批评的研究日益为学界所重视。综观前一时期史学批评研究的现状，笔者认为对史学批评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所谓史学批评就是人们对史学实践所进行的评判；它包括史学主体（史家），又包括史学实践物化成果（专著）；因而史学批评的内容就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对史家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的评判，一是对史著思想性、真实性、艺术性的评判；批评的方法主要有历史的批评、逻辑的批评和比较的批评；史学批评的功用则主要表现为推动史学实践的发展和促进史学理论的进步。     

魏晋南北朝"霸朝"概念辨析

"霸朝"概念最早是由东晋史家袁宏对汉魏之际的政权更替提出的史学概念,它是对这段特殊政治历史现象的评价性指称,其史学价值在于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以武力定霸为特征的汉魏政治.汉魏以后,东晋南北朝皇权更替的诸多相似性使后世史家修史时在史书的结尾"史臣曰"中经常使用这一概念,尤其是唐初修订"五史"及<晋书>等书中使用较频繁.但下列两种情况下不使用这一概念:第一,在儒家正统史观影响下,被史家视为正统政权,其前身(雏形)不称霸朝.第二,政权内的特殊军人执政和军事机构,如西晋八王之乱中的八王、东晋的桓温等.这一史学概念的提出既突破了儒家王霸观影响下流于单一的史学认知模式,又反映了此期史学求真求义的优良传统.     

唯物史观的本质特征与史学研究的主体意识

唯物史观指出社会历史总是"现实的人"的社会历史,马克思认为"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历史不能游离于"现实的人"之外,它实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造成的现实运动.唯物史观对历史的这一认识,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原则,并指明了史学研究与历史本身的内在会通性,要求史家在史学的研究中要注重人文关怀,史学研究要强化史家的主体意识.     

政治实用理念下"良史"内涵的衍变

与西方史学不同,中国史学自诞生之日起便与政治密切相关,史学产生、衍变、发展、完善,皆不离于政治,这是传统史学发展的动力,亦是史家治学的目的之一。换言之,史学在与政治的相互作用中完成了自省,逐渐意识到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探究中国传统史学中"良史"之意的衍变和发展,不仅能了解史学风貌、史家精神,还可以把握史学在不同世风中的变动及其与政治的互动。     

“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钟书历史诗学思想试析

钱钟书先生虽以文学家及文艺批评家著称,但其在史学思想领域也颇有创见。他针对诗、史联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氏这一诗、史联系理论同西方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理论相比照,不难发现钱氏历史诗学思想实质即在坚持"诗、史有别"的前提下融通文学与历史,进而强调文学与历史间的"互涉"。     

《三国演义》叙事模式浅探

<三国演义>是部"世代累积型"的小说,史学家、民间艺人、小说家先后参与了创作,故其思想内涵是多义的.但小说中基本的文化立场则只有两个,即史家之言和民间文化.与之相适应,小说中也出现了两种基本的叙事模式,类似于史传文本的叙事与类似于话本文本的叙事.这两种叙事模式是不同的,它们从外在的题材处理形式到内在的价值体系,都存在一些差异.     

唯物史观的本质特征与史学研究的主体意识

唯物史观指出社会历史总是"现实的人"的社会历史,马克思认为"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历史不能游离于"现实的人"之外,它实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造成的现实运动。唯物史观对历史的这一认识,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原则,并指明了史学研究与历史本身的内在会通性,要求史家在史学的研究中要注重人文关怀,史学研究要强化史家的主体意识。     

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主题的嬗变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启示

现代西方"实证史学"强调历史研究要尊重事实经验,且一切必须局限在主观经验的范围内,不能超验应用。而"材料史学"更是将史料的客观性、真实性强调到了非常不适当的地步,以至于提出材料就是一切的"无‘论’历史"的主张。与之相反,无论新康德主义者抑或新黑格尔主义者的史学主张,则将历史视作史家对史料的主观认知史、生命交感史、价值创造史、批判考察史、当代生成史和思想重演史,极大地凸显了历史哲学的主体性本质和思想性内涵,拓宽了历史思维的新生之域和多维视界。但由于其忽视了对历史本体及其实践基础的研究,导致了历史认识的"唯我"归宿和思想通病,又使史学方法及价值本身面临质疑,这对于马克思历史观研究极具理性启示。     

唐修八史散论

对唐初所修的八部正史,学者向来褒贬不一。其实,唐修八史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壮举,同时也留给后人两点启示:1.朝廷重视历史是史学发展的前提条件;2.在充分发挥官修史书优势的同时,不应排斥私家修史。关于社会风貌对史臣编纂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门阀政治与史家的士族意识和门第观念、佛教的兴盛与史家的崇佛倾向、天下大势由分到合与史家民族观念和国家统一思想的不断发展三个方面。贞观年间堪称中国史学与政治密切结合的典范时期,这既表现在史臣在修史过程中自觉的求鉴赞治意识上,同时也表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人们那深沉的历史感和对历史经验的广泛运用以及随之而来的“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上。     

略析胡应麟诗论中的"化"

"化"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代表着极高的艺术境界.明代诗论家胡应麟在其诗学理论中多次运用"化"来探讨相关问题,极大地丰富了"化"这一范畴的内涵.胡应麟所谈的"化"有两层基本含义,其一是指代化境,是一种静态的美学意义上的艺术表现;其二是将"化"作为动词使用,既重视变化的过程,又突出"化"之后的结果.     

现代新科技革命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新科技革命对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最终导致史学革命的发生。新科技革命对史学发展的影响至少表现在10个方面: 1.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2.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史学功能的发挥; 3.跨学科、 跨地区的大规模研究成为史学发展的趋势之一; 4. 史学思维的不断更新; 5.史学理论与方法不断纳新; 6. 新的研究手段特别是电脑将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独特作用; 7.史学成果载体与形式渐趋多样化; 8.史学概念与范畴的逐步更新; 9.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走向结合; 10.史家主体认知结构的快速更新。     

论"风骨"在鲍照诗歌中的体现

"风骨"是前人推许鲍照诗歌的一个关键所在.本文认为,内在的富有个性特征的刚健的气势与力量是"风骨"这一范畴的质的规定性,在鲍照诗歌内容中主要体现为进取与抗争的激昂奋发之力以及执着与激愤的坎壈感荡之力两个方面,而"士"的入世精神则是鲍诗风骨的精气血脉.     

冯梦龙编辑理念探析——以"三言"为中心

冯梦龙编辑思想的宏观架构由三个方面构成;"导愚"是冯梦龙编辑图书的宗旨与目的,"适俗"则是其所采用的丛然策略与图书得以传播的必要手段; "传之而可久"的传世意识则构成高品质图书得以形成的内在驱动力,三个方面互为依托、相辅相成.     

论唐传奇的史学印迹

本文试图从唐传奇内容的两个方面入手，分析产生于史学氛围中唐传奇身上所带有的史学印迹。一、记述神仙怪异故事的唐传奇，有许多是在实录社会传说及前代典籍尤其是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而写就的，这也是史家“实录”的一个反映，在历代史书中都有体现。二、记述社会生活中真人真事的唐传奇，目的则是为了补正史之不足，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寓褒贬，刑警恶”的史学传统。这两方面都带有史学印迹。     

略论戴名世的史学思想

戴名世是清初“《南山集》案”的主角,文字狱的牺牲品,其作品赖时人之保存得以流传至今。戴氏长于文学,尤檀古文,故有些学者将他与方苞并列为桐城派之祖。其史传文章虽少,但对史学工作者应具备的史德、史才、史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阐明了其史学思想。文章涉猎广博,议论精彩,其中不乏灼见。     

义法史学与中唐新史学运动

蒙文通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唐天宝之后,经学、史学、子学、文学等领域同时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更新运动.本文进一步指出,这一更新运动之产生除了外缘性的社会-政治原因外,更重要的则是士大夫精神领域的变化,可称之为"师道复兴运动".这一运动在史学上的变化,则是"义法史学"的兴起,其基本取向是用新经学的标准来衡量史学,进而讲究"春秋义法"便成为其主要特征.它在理论上的鼓吹者是隋朝的王通、唐朝的萧颖士、韩愈、皇甫NCA4E、李翱;在实践上最重要的代表作则是宋代欧阳修《新五代史》、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晚近有关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义法史学"不仅在价值判断上多置贬词,而且对其学术渊源亦多有未审,本文试图对此作出一定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