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豳风·七月》是一首“抒情的民间诗歌”

《豳风·七月》来自民间,由奴隶们集体口头创作,历经传播与不断创作的漫长过程,最后由周代宫廷乐师加工润色、创作而定型.诗以“诉苦”为基调,叙事与农事描写均为抒发愁苦情感服务,反映出广大奴隶们艰辛的生存环境,抒发了他们心中普遍存在着的各种情感.因此,无论从创作主体、情感抒发来看,还是从诗歌原型、表现手法来看,《豳风·七月》所呈现给我们的都是一首抒情的民间诗歌,处于由民歌向抒情诗发展的过渡阶段,而不是叙事诗、农事诗.     

论吴梅村对元白长篇的创作接受——兼论梅村体与长庆体之异同

吴梅村是清代诗歌创作领域接受元白长篇而独具面目的第一人。梅村歌行与元白长篇存在若干异同。其同者:均为七言长诗,篇幅长大;均有相当比重的叙事笔墨,属于叙事诗的范围;都能围绕一个中心事件,铺衍展开,层层深入;都重视情感的抒发,富于动人心魄的力量。其异者:元白所写事件多属对历史的观照,梅村所写事件皆源自生活的现实,由此导致二者情感沉痛度的不同;元白虽叙事而夹杂大量抒情笔墨和想象之词,梅村则以叙事为主,为一代存史,由此导致二者历史信实度的不同;元白长篇多浅显直白,不掉书袋,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由此导致二者阅读难易度的不同。此外,梅村歌行在作品数量和创作时间、选材的集中度上,亦均超元白,由此见出梅村取法元白而倾力于七言歌行的创作自觉和诗史意识。分析梅村与元白两篇同名《琵琶行》,可以对此异同获得更深入的理解;而考察清代论者视野中的"梅村体"与"长庆体"的关联和区别,更可以了解梅村对元白长篇创作接受中的利弊得失。     

史诗与剧诗——兼论所谓市民诗歌

和希腊罗马不同,和印度以及许多其他民族不同,史诗与剧诗,在中国正式形成和高度发展,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经过唐宋的酝酿,直到元明才成熟,而不是在从野蛮进入文明即古代奴隶社会时期。这就形成:在整个诗歌发展史上,抒情诗占绝对优势,以抒情诗为主流,即使是叙事诗,也多以抒情手法叙事,甚至变成为以叙事手法抒情,使二者结合难分,结果往往形成了“诗     

宋词的抒情和比兴

<正> 词为诗体之一。一般说来,诗长于抒情,文胜于事理。但是,如同文主事理而不排斥咏景抒情一样,诗主抒情也不摒弃叙事说理。以叙事论,《诗经》中的《生民》、《公刘》、《出车》、《六月》诸篇,就有“周的史诗”之称;汉魏乐府民歌也不乏《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陌上桑》等名作;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琵琶行》、《长恨歌》,也都是叙事诗或叙事成分很浓的抒情诗。以说理言,魏晋有“玄言诗”盛行,唐有杜、韩的以议论为诗,宋诗则以议论化为其主要艺术特色之一。相比之下,词作为一种新兴诗体,一诞生就带有近乎纯粹抒情的特性,即以抒情为其“当行本色”。从西蜀的《花间》到南唐的《阳春》,几乎一色抒情小令。入宋以后,     

试论敦煌曲子词与温庭筠词抒情方式的比较

温庭筠词主要通过自然景物描写抒情,敦煌曲子词则主要通过直接抒情的语言和对人物行为动作及事件的叙述抒情.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有两方面:二者创作主体审美对象的范围不同,二者抒发的感情特点不同.     

论先秦两汉民歌的叙事特征

当代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有一个通识:相对于西方源远流长的史诗传统,中国古代诗歌以抒情短章为主.因此.先秦民歌是抒情诗已成为最基本的文学史常识.笔者对故意翻案以求标新立异的作法不以为然;不过笔者深切地感到:对中国古代诗歌所做的“抒情诗”与“叙事诗”的划分相当含糊,基本上不符合中国古代诗歌的实际,其根源在于对西方相关文学理论的割裂与误用:从中国古代的诗学观念和叙事理论看来,先秦两汉民歌多     

明清说唱文学的文体之变及其文学史价值

明清说唱文学在传统叙事诗的基础上开枝散叶,踵事增华。说唱在诗体与说部之间腾挪转移,在分脉合流之变中文体意识日渐彰显。不少优秀之作韵散结合,修辞丰赡,是汉族传统叙事诗的最后辉煌。从创作与批评观之,说唱文学欲以唱本上达孔子礼乐之制,下通民间院本之体,儒乐与俗曲对接。衢巷歌本与民间盲词16世纪以来大量刊刻,对于文人而言呈现复杂微妙之情感。点窜旧本与评点歌本蕴涵了参与者的文化认同与情感体验,彰显"寄笔削于歌谣之末"的精神追求。厘清说唱文学在抒情与叙事之间的文体问题对于重新评估中国文学史的某些问题颇有助益。     

土地 黑夜 悲剧——论海子抒情诗歌审美意识的“三位一体”

在海子抒情诗中一直体现着三大基本审美情感和精神要素——土地情怀、黑夜意识、悲剧精神。土地情怀代表着海子最基本的情感归属,是他广阔诗歌空间中展露的恒定情感。黑夜意识是海子最敏感而自觉的诗歌创作意识,包含着广大而深刻的象征隐喻意义。悲剧精神则是他的抒情诗中一直体现出的最高意义上的审美精神。这三大审美意识构成共同促使海子抒情诗朝向一种纯粹的、灵动的、乡土的抒情诗歌方向迈进。     

论抒情诗中的“我”

诗中应有“我”——抒情主人公形象“诗中应有我”,抒情诗离不开“我”。这个“我”,就是我们所说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是一首打动了千百万人心的佳作,诗中多次出现“我”。除数处“我敢说”属于过渡性语句外,有两段集中抒发“我”的思想感情。一段是:当写到张志新烈士惨遭杀害,“正是需要光明     

避雍与《诗经·关雎》的"过程说"论析

本文立足于历史和文化常识,以古代风习避雍为有力证据,力图辩明《诗经·关雎》的主题既非"吟咏后妃之德",又非"男子爱而不得乃成梦幻,幻想中有情人终成眷属"之梦想写真,其本事写的则是一个典型的爱情故事,所表现的则是一个完整而又圆满、实实在在的恋爱过程.《诗经·关雎》是一首叙事诗,而非抒情诗.     

韩愈抒情观之重估——以《送高闲上人序》为中心

韩愈时"情"的独特规定可以概括为:一种源于主体自觉的道德激情.其要点有二:一、"情"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情感的抒发、宣泄,而是带有强烈的道德属性;二、"德"并非外在的道德规约,而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决断.韩愈的抒情观很难在"言志"与"缘情"两大传统中找到一个非此即彼的归属.对两种传统,他都是承中有变,在继承和扬弃中确立了"情""德"并重,张扬主体的抒情观.这种抒情观,本身即是抒情与明道的辩证统一.     

花间词创作的情景模式

大多数花间词的表达过程本身是一个叙事过程 ,以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情景来实现情感的抒发 ;同时 ,由于女主人公活动空间狭小 ,叙述过程便在特定的时空画面内展开 ,几乎与女主人公的心绪保持着“同一”的节奏感。因此 ,花间词发展出了一种与唐诗迥然不同的叙述性抒情风格。     

双向煎熬的神话传奇——评李锐《银城故事》

《银城故事》是李锐的长篇力作,本文主要从李锐写作《银城故事》的姿态出发,探讨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写作姿态?他的思想资源在哪里?在文本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因此笔者从主题上的反历史、反神话、反宏大叙事等表现作者对个人生命体验与情感的关注。叙事上从反民间角度涉足,表现作者的"双向煎熬"。     

直抒胸臆下的真情流露——论弗罗斯特诗歌的直接抒情方式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表现方式,抒情是作家个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也是情感释放与情感构造、审美理念的辩证统一。因此．任何抒情诗都有一个关于抒情方式的问题。然而,不同的诗人往往会因自己的诗学理论和个性气质而采取不同的抒情方式．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并以此突显自己的诗歌风格和独特的艺术特色。作为一名出色的抒情诗人,弗罗斯特在抒情艺术方面有着很高的成就,其多变的抒情方式就是其典型表现。其中,直抒作者之情是弗罗斯特最有代表性的抒情方式。诗人在其自然诗、爱情诗、哲理诗、农事诗时常通过直抒抒情主人公“我”或“我们”的胸臆来流露真情,实现表情达意的抒情功能。     

声发纸上 跃然欲出——试谈古代短诗、词中的人物描写

叙事诗在中国古代诗坛上,虽不甚发达,但却源远流长,量少、质精,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了一定高度。从《诗经》中的一些篇什到著名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陌上桑》、《木兰诗》、《琵琶行》、《长恨歌》等,不管是结构布局,人物刻画,抑或是环境描写、情感抒发等都臻于完善,可谓光华闪烁,旷百世而不衰。除以上著名长篇外,一些短小隽永的诗、词也不容忽视。 古代这些小诗、词的作者们,象一些高明的摄影师,他们用艺术的慧眼巧妙地捕捉了生活中稍纵即逝的镜头,及时而形神兼备地将其拍摄下来,给后人留下了幅幅耐人寻味的画面。     

隐藏的追述——《园有桃》的主题学分析

运用主题学分析方法,《园有桃》一诗可分解为四个主题,置入当时语境,发现此诗核心乃一个围绕着君臣关系的追述结构。所谓"士因不得志而忧"的抒情主题也并非个人情感表达,实际指涉隐涵当时礼法的群体性叙事。而诗篇所演绎的转换性、符号化和对抗式之复杂的叙事策略,又进一步巩固此类公共性导向与仪式搬演之可能。就此看来,它不会是抒情诗。     

论汪曾祺小说的抒情现实主义特征

汪曾祺小说的抒情现实主义特征表现在情感构成和抒情方式两个方面.仁心、乡心和童心,是汪曾祺小说具有抒情特征的情感基础;而非情节故事化的结构形式所构成的疏朗的抒情空间,平凡真实生活细节中所蕴含的诗意,以及朴素清新、气韵生动的语言表现则构成汪曾祺小说独特的抒情风格.     

中国古代抒情诗文对地理空间的运用

空间感知是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空间感知在文学艺术中有丰富的表达,它们是文学情怀与地理意识的合作产品。我国地域辽阔,自古以来,辽阔的地理空间特征向文学注入了丰富的内容,带给我国古典文学一种特殊的抒发形式。特定情感与空间景物相契合成为中国古代诗文抒情的基本范式之一。中国古代抒情诗文中对地理空间的运用主要有两种,即巨大感和阻隔感。     

唐代叙事诗人物作用分析

人物串联故事,并引导情节的展开.唐代叙事诗中人物的作用主要有"角色"、"行动元"、"角色兼行动元"三种.作为角色的人物分观念型和特征型;作为行动元的人物分生活展示者和事件见证者;作为角色兼行动元的人物则往往发生在自传性叙事中,叙述人既在诗内又在诗外,容易引起读者误读.     

张鸿飞与他的中国画

张鸿飞是吉林省画院年轻的专业画家.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的美术展览并获奖.前不久他被选为吉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张鸿飞既画工笔,又画写意;无论工笔还是写意,他都力图使作品有诗的意境.他的画充满着诗情画意.所谓诗情就是被提炼了的人的美好感情,看鸿飞的画总会让人体验到一种情感的力量,所以他的画抒情性很强,每幅画都是一首抒情诗.所谓画意,就是画家努力为他的情感抒发寻找一种很有力度的表现形式,为形象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