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汉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两汉时期,国家统一的时期较长,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成为主导的统治的所有制形式。构成和体现这一制度的一切必备条件和基本特征已大致具备。绝大部分田地为私人所有,称作“民田”或“私田”,很少一部分属于国家,称作“官田”或“公田”。这时“公田”、“私田”的概念已与《夏小正》、《诗经》、《管     

关于汉代“假民公田”与“赋民公田”的几个问题——与高敏先生商榷

读了高敏先生《论汉代“假民公田”制的两种类型》(以下简称高文)一文后,很受启发,然而觉得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诸如:低税率“假民公田”性质如何?起于何时?它与“赋民公田”关系如何?等等。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谈点不成熟的意见,不妥之处,望高先生及方家指正。     

析“田”

西周金文中的“田”字是否包含超出“耕地”的其它含义,这从来为人们所忽视。本文首先分析了西周“田”与“邑”的异同及联系:1.二者虽形态不同,但都可带来剥削收益;2.“田”必定与一定的“邑”相联系;3.“田”的收获物全部归其所有者。由此认为:“田”特指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产品的耕地,被剥削者生产必要产品的耕地不在其列;为了实现剥削,“田”必然还包含一种相对较弱的群体人身控制关系;解放前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土地占有制是说明“田”的特征的很好实例。然后以此观点解释了西周经济史上的两个问题:1.“贮田”,认为这只是对确定的被剥削者以确定的方式榨取剩余劳动的权力在贵族之间的转移,它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移,也不是改封,并非破坏西周土地制度的新现象;2.“公田”、“私田”,认为这只是“田”分配于不同等级贵族而呈现的不同形态,并不包含生产必要产品的土地。最后探讨了先秦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方法论问题,认为不应当以“土地所有制”来说明生产关系,相反,应当以生产关系、特别是剥削关系来考察、解释土地占有状况,由此可能为先秦经济史研究开出新生面。     

从赐田制度的变化看秦汉间土地制度的演变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直存在着赐田制度。君主以手中掌握的大量土地不时赏赐给功臣、名士以及幸臣、贵威等,赏赐数量多少不一,受赐人数、等级也无具体规定,往往只是由君主随意而定。赐田作为君主拉拢控制臣下的正面手段,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乐行不疲。至于赐田本身是公田还是私田性质,赏赐之后田地是公有还是私有等问题,似乎史学界历来无大争议,一般都认为赐田就是由公田转为私田,成为私人所有。我认为,秦代与汉代的赐田制     

汉代的"分田劫假”与豪民兼并

"分田劫假”语出<汉书@食货志>并<汉书@王莽传>,是王莽批评汉代税制的虚伪性时提到的一个概念.对"分田劫假”句意的理解,自颜师古作注以来,一直众说纷纭.从汉代农民的实际赋役负担已接近"实什税五”的事实,可以推理出"分田劫假”乃"劫假分田”之倒装句,意即豪民劫夺"假民公田”之"田”,再转假给贫民、流民,收取"见税什五”的地租.它说明"分田劫假”已成为豪民兼并土地的一种形式.     

“罪己”并非悔过———由汉代诏令看“罪己诏”的界定

关于汉代罪己诏的含义,学界众说纷纭。对现存汉代罪己诏进行考察可知：其颁布与皇帝因自身过失而主动承认错误没有必然联系,它实质上是皇帝以罪己为由,通过宣扬浓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以塑造德行神圣的皇帝形象并维护皇权的产物。狭义的“罪己诏”以罪己作为诏令的核心内容;广义的“罪己诏”则只是使用了一些罪己套语,为诏令的官方表达提供了一种范式而已。从内容来看,罪己诏又可分为责任型罪己和悔过型罪己两种类型,前者的数量远大于后者。     

“初税亩”辩正

在迄今的“初税亩”探讨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今抒已见,对“初税亩”作以辩正。一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行之“初税亩”,《汉书·食货志》述云:“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繇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故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焉。于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五行志》又云:“是时民患上力役,解于公田。宣是时初税亩。”师古曰:“解读曰懈。”班固把行之“初税亩”,归结为“公田     

“初税亩”辨析

<正> 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一般都解释为“开始实行按亩征税”笔者经过对相关材料的对比分析,认为这种解释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最早解释“初税亩”的是《春秋》三传。《左传》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材也。”《谷梁传》说:“初税亩,非正也。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     

神力·神职·神祇?--汉代“高禖”图像考辨

“高禖”崇拜可以追溯到商代,他是中国历代官民共祭的重要神祇。“高禖”在商周时期是一种掌管生育的“自然神力”,在汉代演变为掌管生育的“神职”,任职者曾为女娲、西王母或伏羲。东汉时期,随着“高禖”的男性化进程,“高禖”逐渐脱离与其他神祇的关联,成为民众所认可的独立的神祇。汉代“高禖”图式是“高禖”神祇身份在汉代确立的依据,并以图像的方式反映了洪水过后存世的人类始祖在“高禖”指引下结合繁衍人类的原始神话,表达了民众求子祈福的愿望。     

南宋末年“买公田”述论

南宋末年,统治集团为了解决经济危机而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买公田”运动。但是事与愿违,“买公田”不仅没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反而成了蠹国虐民的弊政,这个教训,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私服”人才前景无限

多变的服务市场,如今又起“风云”——“私人”招牌开始“热”行.什么私人教练、私人律师、私人职业顾问.什么私人理财顾问、私人营养师、私人形象顾问等,——时间令人应接不暇。人才专家预言,私人服务将是一类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相关人才发展的“职场空间”亦无可限量。     

从野外风光描写看汉大赋的“大”和“丽”

汉大赋在汉代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它最突出的特点莫过于“大”和“丽”，所谓“大”，具有篇幅大，题材广、气势雄阔、综合性强，修辞手法齐全等多种内涵，在野外风光的描写中主要体现在辽阔的空间感，幽远无边的意境和宏观综合性突出上。而“丽”，主要指布局和谐、疏密有致、辞藻华美、文气丰沛、注重气氛渲染和烘托、刻意追求琳琅满目的绚美之感。从野外风光的描写来看，具有场面布置阔大匀称，有传统的方正对称之美；行文有致，行文大气而充满激情，具一气呵成的自然之美。与后世山水诗对比，这两个特点的形成与汉代独特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空前繁荣与稳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汉书·艺文志》之“小说”的由来和观念实质

正确理解汉代小说观念的关键在于把握其产生和存在的文化背景。《汉书·艺文志》本着书目分类的需要,借用先秦出现的“小说”一词,来概括以阐述某种学说为目的的一类文章。先秦的“小说”一词是单音节词“小”与“说”的偶然组合,诸子用它来称呼自己看不起的学说。汉代小说家著录的作品,就是陈述学说来干谒统治者,谋取官爵禄利,作者身份就是相当于先秦诸子身份的汉代方士或者儒生。     

匡衡“兼并”土地辨

汉元帝丞相匡衡利用“郡图”之误,扩大“国界”,将临淮郡僮县乐安乡外闽佰至平陵佰“四百顷”土地划到自己的封地乐安侯国内。中学《中国历史》课本在《王莽改制》的标题下把匡衡扩大“国界”、多占食封地当成西汉后期土地兼并的严重表现。而一些学术著作不加分辨地引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汉代土地兼并现象的严重性。我们认为把匡衡扩大“国界”误认为“兼并”土地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匡衡“兼并”土地辨

汉元帝丞相匡衡利用“郡图”之误,扩大“国界”,将临淮郡懂县乐安乡外闽佰至平陵佰“四百顷”土地划到自己的封地乐安侯国内。中学《中国历史》课本在《王莽改制》的标题下把匡衡扩大“国界”、多占食封地当成西汉后期土地兼并的严重表现。而一些学术著作不加分辨地引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汉代土地兼并现象的严重性。我们认为把匡衡扩大“国界”误认为“兼并”土地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土地兼并,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定历     

我国古代法律中“赃”罪的规定

何谓“赃”?晋代著名律注释家张斐在其《律表》中曰:“货财之利谓之赃”。在古代中国法律中,对于利用职务之便侵吞、盗窃、骗取或利用其他手段占有公共财物及受贿私人财物的行为,均称为赃罪。因为它是计值为赃,以赃之数额多少论罪故也。     

追寻心灵的“真理之光”──对文化散文的审视

追寻心灵的“真理之光”──对文化散文的审视刘谋一、概念的源起文化一词，古已有之。（周易）有言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汉代刘向（说苑·指武）中所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化乃“文治教化”之义。而在西方，文化最早是指土地耕种...     

汉代的选官制度

汉代的选官制度,是地主阶级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选拔统治人才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私人荐举、考试、任子、纳赀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交互使用。汉代的统治者通过这些方式,的确选拔了不少人才,对我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汉代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所以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和这个时期人才辈出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其流弊也很多。考察汉代选官制度的内容及其得失,不仅有助于了解汉代政治历史情况,而且在今天也可能还有某些借鉴意义。     

台湾地区“物权法”新修正之评述

台湾地区“立法院”于2010年1月5日修正了“民法”用益物权和占有章。用益物权和占有章所修正的内容体现了法律现代化的要求。在用益物权章,修订了地上权的规定,鉴于土地立体利用之需要,增订区分地上权;废除永佃权的规定,增订农育权的规定;地役权章的修正非常大,鉴于需役及供役之客体已经从土地扩张至其它不动产,为符合这一变化,将“地役权”之章名修正为“不动产役权”;此外,关于占有的修正,增订了占有权利推定之例外规定;修正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等。     

汉代的“更赋”、“赀算”与“户赋”

汉代的赋税名目颇多,诸如“田租”、“刍稿税”(土地税及其附加税之属)、“口钱”、“算賦”(人口税)、“租六畜”(牲畜税)、“市租”(营业税)、“占租”(工商户的财产税)、“算缗钱”(相当于金融税)、酒税、关税,以及盐、铁、海租等山海池泽之税,因文献足徵,考订亦详,多数都已有结论,或无大的异议。惟“更赋”、“貲算”、“户赋”的文字记述相对疏略,以致后世理解各异,且说明亦不甚了了。因它关系到编户齐民特别是自耕农户的封建负担,影响着农民生计,颇有探究的价值。笔者不揣翦陋,略陈一点管窥之见,供专家讨论,俾求得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