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理解——浅析诠释学经验对于人文科学发展的意义

一、理解的艺术为人文科学研究寻求普遍适用性方法的努力,开始于德国浪漫主义诠释学大师施莱尔马赫,他把诠释学定义为“理解的艺术”。艺术既是一〔1〕种合规则的智慧,又是一种超越规则束缚的创造活动。也就是说,诠释学是既具有规则的普遍性又具有规则的批判性的学科,是包含一定的个性创造因素的一般方法论。但普遍性是施氏首先强调的东西,他认为,在人类的文化交往中,误解是随处可见的,误解的常规性是理解问题的普遍性的根据。因为误解经常存在,所以才有必要建立一门消除误解、增进理解的一般诠释学。在施莱尔马赫看来,理解是一种克服陌生性…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转向

诠释学真正成为独立且重要的哲学学科是在伽达默尔的手中完成的。他在《真理与方法》中不仅考察了诠释学相关问题的始末,还把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到伽氏自己的诠释学建立了发展系谱。在伽达默尔看来,德国诠释学的发展在施莱尔马赫是一个转折,在海德格尔又是另一个转折,这两个转折标志着"方法论诠释学"与"存有论诠释学"的距离意义。伽达默尔如此以"技艺学"解读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背后是出于"人文主义传统"对"自然科学统治"的批判;而后之继承海德格尔,则可看出伽达默尔对人文主义深化的切入点。然而我们也可以从伽达默尔继承的人文主义传统对技术、方法的批判看出其理论的角色,也可以从他对理解的前行性看出他如何响应现代性的主体问题。问题不在于他的尊重传统,而是他如何在诠释学任务与人文学关怀的角度中联系上传统。     

生命之流与意义约束——从西美尔、狄尔泰到伽达默尔诠释学的生命哲学内涵

生命哲学将生命意义的形成归于生命自身的成就,生命意义在与生命整体的关联中获得完整的内容.生命的意义虽然由生命自身决定,但其外在表现的模糊和流动性需要某种参照和约束,德国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西美尔、狄尔泰从社会文化角度以及历史意识方向上对生命进行了全面的探究,他们为生命哲学所作的贡献直接影响到伽达默尔的诠释学.     

应用问题是伽达默尔诠释学的价值所在

文章主要论述了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中的应用问题,认为应用因素是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存在和发展的动力因素,并分析其内部结构机制,阐述了应用问题在法学诠释学中的重要作用,探讨了应用问题所具有的伦理学意义以及其应该所具有的方向性作用.     

伽达默尔诠释学语言观及其现代意义

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语言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工具、手段,语言在此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在语言中,人类真正洞见到横在有限之躯面前的界限,语言的有限性标志着人类的历史性与有限性。在语言中,人与人之间结成友谊、建立起共同的世界,这是真正的善与幸福。这样的语言观对处在科学时代的人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诠释学与伦理学——纪念伽达默尔逝世五周年

伽达默尔在哲学诠释学的发展中完成了一个转折,这一转折和他赋予诠释学以伦理学维度有紧密关系。只有把他的诠释学和伦理学联系起来,才能理解他的诠释学的内涵与精神,才能理解他的诠释学为什么是作为一种实践哲学。本文强调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具有伦理学维度和内涵,没有进一步涉及诠释学对于伦理学的意义这个方面,这并不意味着作者认为这个方面不那么重要,也不意味着作者认为伽达默尔对于伦理学本身的研究没有他特有的成就。作者在同伽达默尔的交往中意识到,哲学即使是在今天这一解构时代也还必须把自己理解为意义的说明者与商讨者,甚至是一名意义的守护者与承担者。这不能不包含着许多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把诠释学和伦理学联系起来进行探讨。伽达默尔已经开拓了这条路径,了解和解释他的研究对我们将是大有帮助的。事实上国内也已经有人开始这一工作,本文只是表示跟进,并以此纪念他逝世五周年。     

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自然科学历来被看成是一种纯客观的、与人的因素无关的人类知识形式 ,而科学哲学也历来被看成是关于自然科学 (而不是人文社会科学 )一般方法的理论。这样 ,自然科学根本无所谓诠释学性质 ,不存在所谓科学诠释学 ,诠释学仅仅归属于社会历史领域。本文通过引述和发挥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有关观点 ,否定了这一传统看法 ,试图论证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一样 ,也具有诠释学性质 ,传统的那种纯客观的、中立的、与价值无涉的科学观是不能成立的。     

文学史与诠释学

诠释学是对文学作品如何进行诠释的学问。诠释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诠释基本上是一种认识,文学作品对诠释有一定的规定性。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诠释,历史条件的重建是应有之义,诠释的原则是科学的历史主义。     

论政治思想史的诠释学性质

原意、文本原义和读者所悟之义是诠释学的三大要素,同时诠释学要立足于诠释的对象、主题,来探寻理解活动的本质.政治思想史要理解和叙述的是一切关于“政治之事”的思考,即对阿伦特所谓的“言说与行动”的思考,这一主题刻画使政治思想史的诠释具有了专门性质.首先考察阿伦特站在现象学诠释学的立场上,对政治思想的史学叙事的认识;然后论述波考克受语言分析哲学影响,将政治思想史定义为“政治论说史”,并引入库恩的范式框架,带来了从语言分析到历史重构的过渡.     

诠释学与中国

应从如下四个方面的意义 ,即理解、解释、应用和实践能力 ,来理解诠释学。西方诠释学在其历史发展中有三次重大的转向 :第一次转向是从特殊诠释学到普遍诠释学的转向 ;第二次转向是从方法论诠释学到本体论诠释学的转向 ;第三次转向是从单纯作为本体论哲学的诠释学到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的转向。诠释学在当代 ,已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诠释学在中国从四个领域拉开了中国化的研究序幕。     

同调与异趣——评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对话

《真理与方法》的出版,把伽达默尔卷进了20世纪哲学对话的风暴中心。哈贝马斯无疑是这场风暴最有力的推波助澜者。肇始于其“论社会科学的逻辑”一文的两人的争论,围绕着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所提出的“诠释学普遍性”以及“权威与理性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作了同调与异趣并存的深度对话。     

伽达默尔对“共通感”概念的诠释学改造及其意义

＂共通感＂与＂教化＂、＂判断力＂、＂趣味＂等一起被伽达默尔视为欧洲近代人文主义传统的主导性概念。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着力对维科的＂共通感＂概念进行了梳理、阐发和诠释学改造,不仅强化了这一概念的实践哲学意蕴,而且彰显了＂共通感＂在人类文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伽达默尔对＂共通感＂概念的诠释学改造,为其作为理解本体论的哲学诠释学的提出——特别是理解的前提问题和理解的多元性问题的解决——做了必要的理论铺垫。     

论“诠释学循环”问题的发展历程

“诠释学循环”问题一直是诠释学的中心议题之一。以现在的视角来看，它实际上包含了三种关系:一是被理解对象内部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二是被理解对象与其背后的语言文化背景（包括作者本人的语言、风格、特殊精神和思想）之间的关系；三是理解者的先见与理解者的整个理解活动的关系。这三种关系一方面是随着诠释学本身的历史发展而逐次被认识发现的，另一方面它们又促进着诠释学的发展。可以这样说，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给诠释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作为想象艺术的诠释学(下)--伽达默尔思想晚年定论

作为理解和解释的学问以及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的理论定位,曾被认为是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基本观点与重要理论贡献。而根据伽氏后期的有关著作和对话,作为想象力或想象艺术的诠释学应是伽达默尔思想又一继续发展的晚年定论。当然．这一发展仍然是基于他对非科学方法论控制的真理经验之一贯主张及其探索之上的。     

是技艺学诠释学还是存在论诠释学——论中国诠释学的主脉:经学诠释学

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东西方学术文化的碰撞、对话与互鉴中,中国学者带着汉语异质文化的他者眼光,把"hermeneu-tics"这个术语引介到现代汉语学术界⑨,中国学者开始把"怎样对文本诉诸理解"置于西方诠释学的语境下.     

诠释方法论意识的觉醒——从新教神学到浪漫主义诠释学

自然科学的解释模式,推进了现代诠释学方法论体系的建构,但并未直接催生现代诠释学。其间经历了新教神学诠释学与浪漫主义诠释学两次理论转折。在新教神学那里,科学方法理念与新教神学倡导的文本原则所内含的解经方法论要求相互激荡,萌生了方法论意识的自觉,建构起一种普遍的诠释规则体系;而浪漫主义诠释学逐渐形成的诠释方法论意识之反思,使来自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推动力转化为内在的动力,并基于不同的立场对诠释学的诸要素进行划分和哲理阐发;从不同的角度对诠释学的学科性质、理解与解释的类型及其理论依据做出了深入探索。正是在此基础上,施莱尔马赫才有可能建立作为现代诠释学最初形态的一般诠释学。     

精神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关于问题的逻辑——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的“问题”概念

伽达默尔认为某个传承下来的文本成为要解释的对象,这意味着该文本对解释者提出了一个问题,理解一个文本就是理解文本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既不是古典哲学家的"永恒的问题",也不是教育学、修辞学上的"虚假问题"和"空的问题",它是那种呈现自身并因而可以从其意义起源处获取其回答模式的"真正问题"。问题开启了所问事情的"方向的意义",使被问之物、进而使文本具有处于创生性意义的悬而未决状态。要想对这一问题有所理解,解释者则必须在自己的视域内重构该问题。     

作为想象艺术的诠释学(上)--伽达默尔思想晚年定论

作为理解和解释的学问以及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的理论定位,曾被认为是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基本观点与重要理论贡献。而根据伽氏后期的有关著作和对话,作为想象力或想象艺术的诠释学应是伽达默尔思想又一继续发展的晚年定论。当然,这一发展仍然是基于他对非科学方法论控制的真理经验之一贯主张及其探索之上的。     

诠释学与社会科学的逻辑——重思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之争

哈贝马斯将诠释学引入社会科学,特别吸收了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成果以矫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客观主义,但他不满于哲学诠释学的保守倾向、方法维度欠缺和语言本体论,提出深层诠释学取而代之,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实现社会科学的解放旨趣。针对哈贝马斯的批评,伽达默尔亦给出了有力的辩护和反批评,以实践哲学为归宿,重申哲学诠释学的本体论地位和普遍性要求。二者的论辩各有千秋,须深入剖析论争的学理及其来龙去脉,才能从总体上给出恰当的研判。这场争论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能够为我们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的逻辑定位、诠释学的合理走向以及如何处理技术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关系提供新的思想生长点。     

伽达默尔对意识形态批判者的批判

在科学理性和方法论意识的时代,哲学诠释学坚持对方法论合理性的遗弃。它反对哈贝马斯所宣称的要求,即诠释学要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服务。伽达默尔坚持认为,诠释学超越于所有来自方法的异化。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事实上,社会现实发生在那些认为自己已理解了世界的主观意识者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