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田野作业与民族志的深度

当代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局面，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受到诸多质疑、反思与挑战。“深度”成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民族志之间的标志性差别。人类学的“深度”，涉及田野作业的深度和民族志文本的深度这两方面，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田野参与的深度、社会理解的深度、材料描写的深度、材料解释的深度、理论挖掘的深度。其中，前两者考量的是民族志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经验材料的收集，针对的是田野作业者作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知识。而后三者涉及民族志写作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针对读者如何判断、理解民族志写作而言的客观标准。但作为学科的人类学，超越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在于文化批评和反思的高度。     

《如何做田野笔记》中文版出版

自《写文化》开始,人类学者已经十分强调写作的重要性和策略性。人类学研究基于民族志,而民族志写作的起点和基础则是研究者的田野笔记。田野笔记是研究者在深入参与他人生活的过程中用来描述自身经历和观察的记录。那么,如何做田野笔记呢?美国当代知名人类     

一种方法的反思:新媒体时代的网络民族志研究

互联网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互联网络中的信息沟通与交流不仅成为人们交流的场所,同时也成为人们表达自我的重要平台。网络用户群体在网络空间上构成的在线内容交流、行为表现等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纵览目前国内学者在网络民族志上所做的研究,数量还是较少,研究深入程度仍然有待提高。因此,本文就目前网络民族志的研究做了梳理,通过相关归纳和探讨提出一些反思。     

从民族志撰写角度重读《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经典民族志的开山之作,本文基于对该书的阅读,就田野工作成果科学化、长期参与观察田野研究和科学数据处理这三项民族志写作指导原则展开讨论,涉及对参与和观察间张力的处理、参与观察民族志表述与伦理挑战、民族志撰写的主体间性等问题,并就反思后的反思提出己见。     

关于民族志的讨论已经足够?

如今在人类学以及相关研究中，民族志已经泛滥得失其本义。将“民族志主义”的出现归结于我们与报道人之间的遭遇或更广义上的田野工作，这折损了人类学的本体论承诺，并丧失了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功能，同时也偏离了人类学主要的工作方式——参与观察。这样简单的归结使得人类学者与教授他们知识的田野对象之间的鸿沟愈发不可逾越，而后者不仅是我们学术上的引路人，也是学术之外生活上的导师。执着于民族志，其实削弱了人类学在公共领域的声音。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重申人类学的价值，将其作为一门致力于弥合想象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裂痕，且不断前进的学科，而非一个以民族志为主的学科。     

社会文化变迁对田野调查的挑战

传统的民族志很少谈及调查者自己在田野调查中的经历 ,这样做是为了减少个人的主观色彩 ,突出民族志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但事实上 ,任何田野调查都是调查者所代表的社会文化与被调查者的社会文化之间的一种接触和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 ,田野调查过程本身也可以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一个“田野”。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转型开始之后 ,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很大的社会变迁 ,我们的调查也面临着“田野”的新挑战。几年前 ,笔者随一个课题组到某朝鲜族农村进行调查就有一些新的感受。(一 )田野进入方式进入田野是人类学、民族学开展田…     

村落社会研究与民族志方法

本文回顾和反思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对村落研究的经验,检讨了其中的理论得失和方法论上遭遇的挑战。文章认为,已有的村落社会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村落社会的民族志以及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来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对话。笔者认为,民族志研究要秉承三个原则,即民族志的“问题意识”、民族志的时空构架以及民族志的“人本问题”。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未来对村落社会的研究应该在“超越乡土社会”的基础上,走向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对话。     

遗产、疫情与虚拟世界:民族艺术的生态变革与认识论反思

非遗运动、新冠肺炎疫情和虚拟世界及其叠加效应给民族艺术的生态结构造成了很大影响。非遗运动引起民族艺术从文化向文明的“进化”,从小传统到大传统的跃升,以及去地方化和风格杂糅;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影响到民族艺术的分类和集体性向个体性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加速了虚拟世界的进程;虚拟世界可能会引发民族艺术的镜像化创作,也会诱导研究者沉迷于网络调查。前者导致民族艺术创作的异化,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田野调查的意义建构。人类学是为人的研究,理应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定位自己的目标。在人类价值世界遭受工具理性决定性入侵,面临精神数字化的当口,坚持具身性田野阵地,以艺术性民族志的方式挖掘经验智慧和生产意义,以此批判工具理性的侵略,守护人类自由精神家园,是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天职。     

认知与民族志

人类知识中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是不直接表明的.人类学的诠释过程是民族志实践中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阐释也必须关照科学的传统,不能任由模糊的直觉来指引:运用认知科学,人们对于知识、对于行动的动机、对于研究对象的行动,都可以从一个明确与深思后的假设来分析;同时会让人们注意到田野中可能忽略的现象,或者至少可以做出不同的阐释.     

表演民族志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实践——以卡尔·巴格利的“确保开端”项目为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民族志写作的“表述危机”,表演民族志在欧美等国家迅速发展起来.乔治·米德的实用主义互动论、美国种族理论和与之相关的表演作品、亨利·吉鲁的抵制行动观点以及源自拉美的“证明式叙事”和“记忆”两个概念是表演民族志的重要理论来源.表演民族志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艺术性、体验性、表演性和批判参与四个方面.通过简述卡尔·巴格利“确保开端”项目从制作到演出的过程展现表演民族志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与实践.表演民族志在呈现作品精准性、评判标准选择和可推广性等方面遭到了质疑,但这些问题可通过与具有艺术表演素养的专家合作、提高研究者自身鉴赏力等途径加以解决.     

当代国际艺术实践中民族志方法的利用及新动向

民族志探究的反思性和重新界定参与体现于当代视觉艺术运动中。当代国际艺术实践中民族志方法的利用既能通向有趣的协作类型,也易导致民族志的单纯审美化。当代艺术和媒体实践强调参与和协作,协作动态能使研究者与艺术家一起嵌入为记录和呈现协作过程的技术开发。通过线上和移动媒体的记录能为艺术家和公众提供以不同方式参与和反思的机会。当代艺术实践中使用民族志方法的主要挑战之一是要理解地方和在场如何能以不同方式缠绕和重叠。艺术与变成一套多价值跨学科方法和概念框架的民族志日益密切,分析二者的交叉有价值。批判反思在艺术和民族志中均发挥作用。艺术实践中民族志的利用新近转向跨国、跨文化、跨学科协作,跨线、跨场域、跨时空共同在场,非中心化话语,多元化参与视角、形式,以及多维度阐释,因而可能为全球艺术发展提供更大洞察力和严谨性。     

基于新媒体、网络社群的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 ——以阿昌族、裕固族为个案

在传统的实地社区难以发挥既有作用时,新媒体和网络社群在凝聚民族文化传统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通过线上线下的田野调查发现,网络社群已成为传播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场域,不仅传播传承民族文化,还传承红色文化、家教文化;网络社群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生产性保护、促进社会参与和年轻人参与的重要力量,有望与政府行为形成合力;但要让兴趣转化为传承,仍然任重道远。为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应从思想上充分重视网络社群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新媒体,发动群众参与传承,同时培育“新乡贤文化”,打造“民族文化网红”,打造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品牌,借助新媒体平台全面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等。     

历史的民族志实践及反思——“民间文化与公共秩序”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年来,汉学人类学研究越来越引人历史纬度,“历史田野”遂成为民族志实践不可或缺的环节。“历史的民族志”可以呈现出“过往的一段岁月”,但它却绝非是静态的“过去时”。     

权力、阐释与自我的追寻:民族志“主体”三种类型论

马林诺夫斯基倡导将科学规范的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结合,开创了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其后,基于主体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研究立场,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人类学追寻的是一个理想世界的构型,以格尔茨为主的解释人类学追寻的是事实的阐释,以拉比诺为先行者的后现代人类学追寻的是在本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穿梭的主体"自我"的存在,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方向对民族志进行反思与发展,从"主体"建构的角度看都可称为"主体民族志"。     

仪式、礼物与狂欢——“微时代”网络社群红包的人类学阐释

微端红包在网络社群中扮演着"多重能指"的符号性角色,关涉着认同性仪式、情感象征与价值交换等诸多议题.微时代的网络社群红包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礼物",在一种"流动的循环"中表现出集体狂欢的倾向,这进而实现了符号作为文化资本的情感性消费.在"微时代"背景下,网络社群红包作为现代人群生活方式的一个表征,其价值与意义也有待进行人类学层面上的阐释与反思.     

“抖音”上的个体形象建构与对社会价值观的呼应——兼论书写“抖音”微生活民族志的可能性

人们构建形象、呈现自我的方式在自媒体时代不断发生着转变,这是人类学家不得不关注的现象。赵旭东教授指出,“微信民族志”时代已经到来。本研究认为,“抖音”作为当代青年中最具影响力的短视频平台,可以拓展微信民族志研究,但怎样开展“抖音”微生活民族志研究尚无一些有创建的尝试。本研究首先分析了书写“抖音”微生活民族志的可能性,进而厘清了研究对象,且以此为基础,对“抖音”微生活民族志进行了一种探索性的书写,试分析“抖音”短视频对个体形象建构的主观和客观影响。研究发现,短视频内容文本的反复强化特点促使个体有效建构自我形象;在个体不主动避讳被熟人观看时,他们的线下形象与线上形象基本吻合;看似是网民共同主动筛选出来的网红,实则是当前社会价值观的反映。     

复杂社会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新进展

传统人类学研究习惯针对现存的“简单原始”的部落社会进行研究。随着人类学的发展以及研究领域的扩大,对于复杂文明的研究,尤其是面对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人类学研究如何继续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这一挑战,人类学在复杂社会研究中诞生了一些重要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既有西方人类学方法运用于中国实践后的总结提升,又有基于中国传统研究理路进行的方法创新,还有数字时代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的新探讨。以历史人类学、多点民族志、快速评估法、互联网人类学为代表的研究方法,体现了复杂社会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新进展,有力回应了人类学田野方法能否胜任复杂社会研究这一问题的诸多质疑,促进了人类学与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时代要求的互相适应。人类学对于复杂社会的研究是完全可能、可行与必要的。     

汕头老字号餐饮品牌发展轨迹与问题——基于一项工商民族志的调查研究

老字号品牌不仅是一个地区商贸的见证者,还是人文历史的传承载体。从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入手来探讨研究老字号品牌的价值和管理问题,特别是对餐饮这一与人类活动和社群文化紧密相关的行业老字号进行研究,具有重大意义。通过选取五家汕头老字号餐饮品牌店,采用民族志中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的形式获取原始资料。然后依据修正后的大卫?艾克(David Aaker)战略品牌流程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得出汕头老字号餐饮品牌店的四大问题,并对解决这些问题而提出具体方案。     

探求灾害事件背后的“常识体系”——灾害民族志的可能性再考

近年来灾害民族志的在地化和科学化已经有了长足进步,通过编码技术等进一步实现口述访谈材料的“资料化”的同时,思考透过事件了解日常生活“常识体系”的诸多面相和时代特征,特别是多媒体时代信息与知识生产现象的调查与分析,是灾害民族志的重要发展方向。与此同时,关注与科学主义相对的“默会知识”的价值和意义也是灾害人类学的学科特征。     

民族志舞蹈影像的早期实践与文化建构

作为一种以肢体动作与表情神态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人类文化形态，舞蹈与影视人类学的渊源较为长远。电影自最初发明时期，就以舞蹈为主要的拍摄对象之一，在展示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特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类学者第一次深入田野开展民族志电影记录，舞蹈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表征，象征着地方、民族传统消亡与抵抗的并存。随着电影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土著民族舞蹈为核心元素的影片，不仅在大众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娱乐电影类型，也在某种意义上延续着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血脉，并且逐渐从单纯的素材记录走向学术阐释与文化建构的新方向。20世纪后半叶以来，民族志电影与舞蹈的关系逐渐以简单的形态记录，逐渐走向更超多元表达的舞蹈影像志。此外，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舞蹈影像志也具有了影音档案的功能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