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苏)驻伊犁领事馆的置撤

苏联驻伊犁领事馆的前身是沙俄驻伊犁领事馆。沙俄曾先后在伊犁惠远、宁远两城设立领事馆。清咸丰元年(1851年)清廷迫于沙俄的压力,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俄驻伊犁领事馆、贸易圈在惠远城西门外开设。同治二年(1863年),伊犁爆发农民起义,俄驻伊领事携贸易圈人员逃回俄国,领事馆关闭。光绪八年(1882年),沙俄交还伊犁后,在宁远城北门外重新开设关闭近20年的驻伊犁领事馆。1924年中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苏联政府接收沙俄驻伊犁领事馆。1962年"伊塔事件"后闭馆撤离。     

十月革命与苏（俄）远东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开始在全国“凯歌行进”,远东地区也汇入到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中。在苏（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远东各地至1918年5月,经过四个发展阶段,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确立了十月革命在苏（俄）的全面胜利。远东苏维埃政权是在严酷的国内外环境下建立起来的,有效的斗争策略保证了革命逐步推进,但是,苏维埃和地方自治管理局两个政权并存、苏维埃政权建设实行“一刀切”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远东地区苏维埃政权的稳固。     

论瞿秋白的俄苏情结

青少年时代家庭的不幸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深深埋入了瞿秋白的潜意识中,并逐渐形成了解不开、了不断、割不舍的俄苏情结。如果说,瞿秋白对苏联当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曾有过某种疑惑与感伤的话,那么,在文学上的恋俄恋苏情结却是从无松懈、至死不渝的。     

邓小平对苏(俄)政策思想与中苏(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采取了正确的对苏(俄)外交政策,使中苏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由中苏关系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邓小平对中苏关系的改善及中俄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中国接受俄苏文论的日本渠道评析

中国接受俄苏文论有时是通过日文等来接受的,其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将俄苏文论的日文译本转译成中文,二是通过翻译日本研究俄苏文论的论著来接受俄苏文论。总体来看,中国通过日本来接受俄苏文论的时间主要集中于20世纪上半期,内容上主要集中于无产阶级文论。因为时代条件、地理位置和语言等多方面的因素,中国接受俄苏文论的日本路径,不仅决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家们独特的理论素养、知识结构、思维习惯和关注侧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很长时期内中国文学与文化生活的基本格局。     

俄苏文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影响——以周扬文艺思想为透视个案

俄苏文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点在周扬文艺实践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中国文论界是从俄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产生多方面影响:其一,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都带有鲜明的苏联特点;其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对俄苏文论有很强的依赖性;其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经常性地受到中苏关系的影响。周扬的文论实践证明,只有摆脱苏联文论影响,从中国实践出发,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作中汲取营养,走中国人自己的路,才能一步步地建立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     

1945年前美俄(苏)对华政策特点之比较

由于不同地理环境、经济实力、历史传统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 ,1 945年以前的美俄 (苏 )对华政策存在很大的差异。就在华扩张方式而言 ,美国强调经济的扩张 ,俄国则注重领土的控制 ,苏联继承了俄国的这一战略传统 ;在如何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 ,美国始终站在中国革命的对立面 ,而苏联对待中国革命的总体态度虽然是积极的 ,但也表现出明显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不过 ,无论是美国 ,还是俄国 (苏联 ) ,在其各自政策的背后 ,国家利益都是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     

20世纪初日本的东北亚商贸调查研究——以《清韩俄贸易视察报告书》为中心

20世纪初,为争夺“满鲜”殖民权,日俄矛盾已然不可调和。为给日俄战争及战后的经济扩张做情报储备,日本军政官民对东北亚地区进行了各种调查活动。1903年5月到8月,日本函馆商业会议所接受农商务省的委托,前往中国及朝鲜半岛做商贸调查,并据此向日本政府提交了《清韩俄贸易视察报告书》。报告书表达了日商对殖民“满洲”的希冀,其提出的增开新航线、扶持海外日商、经营大连取代营口等建议,对日本制定日俄战后东北亚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中子星外壳层超强磁场对核素~(56)Fe,~(56)Co,~(56)Ni,~(56)Mn,~(56)Cr和~(56)V的Beta衰变的影响

基于原子核的壳模型以及相对论超强磁场理论,我们讨论了中子星外壳层超强磁场环境和无磁场环境下核素56Fe,56Co,56Ni,56Mn,56Cr和56V.结果表明:当密度ρ7<103强磁场对核素的beta衰变影响不大.然而当ρ7≥103磁场对核素的衰变率的影响将会大大增加,甚至使beta衰变率增大超过5个数量级.     

初级长拳(第三路)教学方法设计

为了提高初级长拳 (第三路 )教学的效果 ,对初级长拳 (第三路 )教学方法进行设计研究 .通过与传统教学方法的教学实验效果进行对比 ,得出适合高校学生学习的教学方法 .     

作为学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下)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是一门与现实关联密切的年轻学科。本文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分三阶段加以述评:草创时期的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化、新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新起动及其在观念、思潮、专题和个案等方面的研究。评介了海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现存的问题及改进之途提出了个人的意见。     

作为学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上)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是一门与现实关联密切的年轻学科。本文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分三个阶段加以述评:草创时期的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化、新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新起动及其在观念、思潮、专题和个案等方面的研究。评介了海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现存的问题及改进之途提出了个人的意见。     

近代职业会计师与所得税法的推进(1936-1937)

在1936年国民政府颁布《所得税暂行条例》之后,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代表的职业会计师积极联合商界,参与到所得税法的讨论之中。与工商界关注于自身税负不同,所得税开征对于会计师来说意味着新的业务来源,会计师所关注者并非自知所得税情形,而是立于商界立场,为其提供专业咨询。在税法颁布后,又接受各地商会邀请,演讲解释税法的细节与疑问。职业会计师的税政参与,并非得自政府的授意,但其自主的职业行为,对促进税法的合理化及社会对所得税的理解有正面效用,也拓展了国家税政的民意渠道。     

近代中国“国学”的形成与演进(上)

"国学"一词,源于日本江户与明治时代,指的是通过对日本古典文献和固有文化的研究与表彰,以反对长时期占据支配地位的传统儒学与佛学。19世纪末以来,中国几代学人借用"国学"一词,对传统思想与学术重新估定重新诠释。人们或重先秦诸子之学,或重不同时代儒家之学,或重历代在野之学,或重民间通俗之学,构造了各具特色的学术体系。重视对古代文化遗产与外来文化资源作理性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有利于新文化的创造,更能使民族自觉、民族自信立足于特别坚实有力的学术文化基础之上。但是,政客们以倡导"国学"相标榜,则别有所图;一些学人假借"国学"以排外,企图重建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秩序。他们在"国学"研究中的影响,不容忽视。回顾一百多年来"国学"研究的发展变化历程,当有助于了解今日"国学"重新活跃的背景及其未来可能的路向。     

双中心:沪港两地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及形成原因分析

从港口吞吐量、航线设置、商业辐射范围、金融经营范围和海关等级等考察上海与香港在近代中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来看,上海是中国中北部的经济中心,香港是中国南部的经济中心。这种双中心格局的形成基于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两地处于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门户地位为两地崛起为经济中心奠定了基础,开埠之后区域经济中心开始由苏州、广州向上海、香港转移。上海由贸易带动商业的发展,进而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的进一步繁荣,香港则在近代凭借区位条件和自由港政策,大力发展转口贸易,两地的发展路径不同,但都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一系列政策、法律等安排也为两地成为经济中心提供了制度保障。     

直隶商会与近代棉业的发展(1903-1937)

棉业在近代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仅关系国际贸易,而且与民生日用休戚相关,历届政府都很重视棉业的改良与发展.直隶商会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经济社团,在济农兴农问题上,以挽回利权相号召,采取措施规范棉业市场,配合政府推行棉业改良,收到了良好效果,成为近代推动棉业改良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辛亥革命后广东近代城市的发展(1911-1936)

辛亥革命后,由于实业发展和民国政府的推动,广东城市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城镇及城镇人口的增加、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城市经济积聚的程度等因素,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尺度,以此为标准来看,南粤的城市化在民国前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湖湘近代(1840—1949)音乐人物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湖湘音乐人物研究在当代文化艺术思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对湖湘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21世纪以后,地方音乐文化以及音乐人物研究成为最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人们对音乐人物及音乐家的研究方兴未艾。近10年来,湖湘音乐文化研究的观点与方法论更新已经十分明显,不论是音乐人物的个体构思,还是人物与事件的具体描述,都是新颖与鲜活的,音乐人物研究的方法论探讨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趋势。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近代湖湘音乐人物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加以全面、深入的探讨,同时对近代湖湘音乐人物研究的方法论概念进行了评析,对湖湘音乐人物研究的意义与趋向展开了前瞻性讨论。     

近代日本人在上海的办报活动(1882-1945)

从晚清至抗战结束前,上海一直是日本人在华办报活动的重镇.甲午战前的日系报刊,出版时间既短,发行数量又少,且局限于日侨社会中,影响力有限;甲午战后,上海日系报刊开始突破性发展,且大多支持中国进行维新改良;但在1903年以后,由于受日本对华基本国策的影响,日系报刊对中国的革命思潮大加批判,逐渐偏离了中国政治思潮发展的主流;进入民国时期之后,这种情况便更加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