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基于有机政治的视角

在现代政治形态中,国家、政党和社会作为主体要素,三者之间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有机化互动状态,孕育了有机政治的生命力。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国家、政党和社会之间的有机互动状态,成为推动中国政治形态走向成熟的标志。然而,要实现中国政治的全面转型与长期发展,政党这一主体要素起着决定性作用。于是,无论是推动国家现代化,还是创造新社会,都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促成中国政治形态有机化的关键。由此,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实际上是通过共同的历史记忆,展现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和执政主体,在推动自身建设、构建国家发展战略和组织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这一过程,既还原了中国政治的有机体结构,又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提供了依据和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完善政党自身建设的有机化,提升了领导力;构建现代化国家的发展体系和成长战略,提升了国家治理力;复原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体地位,提升了群众组织力。这三股力量有机地汇聚到一起,便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滋养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发展。     

以“组织化”抑制“割据化”:1911年-1949年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背景、范式和展望

"割据化"的政治权力结构阻碍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社会辅垫。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如何有效地组织国家政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因此,"组织化抑制割据化"也就成为贯穿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线索。在这个基本线索中,"政党—国家"模式构成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范式。"政党—国家"模式以国家主义政党为载体,依靠政党的"组织化"力量,以"一党执政"的政党结构与"政党—国家"一体化的党政关系为主要特征。这种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有利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整合,克服"割据化"的政治权力格局,从而维系国家政权的统一。但是,这种范式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也表现出客观的历史局限性。     

调适性引领：党领导社会组织制度的变迁逻辑及实现路径

党领导社会组织,对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落实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面向。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社会组织制度相继经历了“总体性支配中的党政社一体化”“转型社会中的党社同构”“服务型社会中的党政吸纳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党社嵌入式发展”四个阶段。在使命引领的前提下,针对不同时期的具体治理情境,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主动调适来推动领导制度的创新,可以称之为“调适性引领”。调适性引领反映的是“政党中心论”的思想,是政党作为一种统合型的力量主动对社会组织进行思想引领、规范调整和资源整合的方式,凸显了政党自主性。它具有一定的调整与适应周期,应采取纵向嵌入与横向整合相结合的方式,并以去除、保留与创新等政策工具实现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调适性引领超越了传统“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研究的边界,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具有积极的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性的多维透视

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品格,贯通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其中,承载人民现代化期盼、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探寻人民性的根本实践动因;强化人民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契约关系”、加强人民政党现代化建设是维护人民性的根本政治保证;坚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筑牢现代化实践的人民内核是保持人民性的根本指导思想;维持人民共同体的团结、提升人民的现代实践能力是发展人民性的根本实现途径;增进人民福祉、保证人民享有现代化成果是检验人民性的根本评判标准。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实现了现代需要驱动、先进政党领导、科学理论指引、主体力量创造以及成果归属评判的“五维统一”,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     

清末帝国体系现代转型背景下的直隶政治变革

近代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开启现代化历程,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技术,开启近代化,甲午战败证明其未达自强求富目标。戊戌变法是政治变革的尝试,新政立宪则是开启君主集权官僚制的帝国体系向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体系转型的过程,也是以大清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向现代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转型的动力源泉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对清帝国造成剧烈冲击,促进各种变革力量产生。民族主义和立宪成为时代主流思潮,转化为从上至下的政治行动,驻外使节、地方督抚、士绅、新兴商人团体和新式知识分子等政治精英成为推动变革的力量。直隶作为京畿要地和通商口岸,现代化力量成长的较快,力主变革的直督袁世凯等政治精英在直隶推动新政,发展现代工商业,兴办报刊舆论,按司法独立等立宪理念试办审判厅,改革官制以建立现代行政体系,试办地方自治,筹设议会咨议局,开启现代国家建构的闸门。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近代士绅阶层的分化与基层政权的蜕化

随着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和文化变迁,传统的士绅阶层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并由此形成士绅阶层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历史性变动。士绅阶层的分化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社会根基,并且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起了“中介作用”。由于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低度发展和城乡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作为传统农村社会“精英”阶层的士绅们大批流向了城市,从而使农村基层政权落入“劣绅”之手,造成清末民初乡村政权的严重蜕化。农村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和激化,造成了基层社会的无序和骚乱,并由此形成中国革命的一个突破口     

改革后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逻辑

改革后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因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国家的退出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第一推动力".社会的顺利转型,需要享有一定自主性的国家发挥积极作用,包括提供社会价值和运行规则,规制利益诉求,维护社会结构稳定.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结构与过程,构成现代国家的治理基础,当前和谐社会的建构,不仅要求政治层面的变化,还要求加快推动社会发展,以配合现代治理模式的运行.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逻辑在于,国家治理转型需要现代社会提供基础,社会的良性发展又要求国家提供政治动力和保障.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嵌入的.     

论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共识的达成方式一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例

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传统政治共识已经瓦解,新的现代政治共识尚未形成,转型时期所面临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巨任务又要求社会通过达成政治共识以维持稳定,促进发展.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共识的达成提供了成功范例.总结"南方谈话"的有关思想,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政治共识的达成方式主要包括诉诸常识、自由兼容和存而不论等.     

试论当代中国发展的转型性实质

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社会结构转型的性质，即由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型，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社会转型，由伦理社会向民主法制社会转型。结构转型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最佳选择     

论中国文化从传统形态到马克思主义形态的现代转型

中国文化从传统形态到马克思主义形态的现代转型是通过三个阶段完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实现了对旧传统文化的解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中国新文化产生的标志,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创造的邓小平理论则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成熟。     

孙中山论开放主义与社会转型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 ,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远观历代 ,横览九洲”1,率先把开放主义与社会转型联系起来 ,为中国现代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深入研究孙中山这份珍贵遗产 ,有助于透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轨迹 ,推动当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一、首倡借助开放推进社会转型孙中山生活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代。时代造就了孙中山 ,而孙中山也以自己的言行为绚丽多彩的时代打上个人印记 ,成为“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2。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是人类近期历史发展的特定过程。按照日…     

“政党在乡”:执政党在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建设转向

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地方乡绅实现的。晚清以降,随着士绅的分化与消失,乡村政权式微,而国民党的政党下乡以失败告终。共产党通过组织建设、政治动员、革命与改造等方式实现了政党下乡的成功。但改革开放后,乡村政治出现了"内卷化"困境,许多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日益蜕变为"赢利型经纪"。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充分尊重基层民主发展的现实,切实推进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改革,坚决而适度地矫正和去除行政化倾向,通过吸纳"乡土精英",动员和组织"新乡绅"力量,使党的意志真正被乡村社会和群众所接受,实现"政党下乡"到"政党在乡"的转变。     

社会转型与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的重塑

转型时期的中国出现了政治权威一定程度上的弱化与流失,其产生有着多方面的深层原因,给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危害性不可忽视。政治权威的存在与巩固是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因素,公共权力必须全方位地培植、更新,重塑政治权威在新时期的合法性资源。转型时期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挑战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较为普遍的政治发展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党和政府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及力量基础依然存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可以替代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地位,中国社会的转型与现代化进程仍然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整合,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的重要性。     

社会转型和大众的政治参与--英国个例分析

大众的政治参与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必然出现的过程.它曾给许多转型国家带来了挫折与混乱.英国的政治传统、内源式现代化类型和阶级特点使英国能够比较平稳地渡过社会转型期,其经验值得转型国家借鉴.     

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乡村联盟与地方政治——以南昌地区为中心

晚清至民国时期,地方军事化、清末新政以及议会选举等一系列政治变革,不仅导致中国社会传统政治体制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且引发了地方社会权力体系的不断重组,先后出现了团练局、同姓联宗、“同盟会”等乡村联盟.这些不同形式的乡村联盟,在士绅、知识分子、商人、律师、家族等各种社会力量的运作下,逐渐成为地方社会中新的权力中心,对地方社会的政治格局及其演变趋势产生了深刻影响.     

政党权威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政党权威是中国现代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在实现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需要政党权威的保障与促进作用.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政党权威形成的过程及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重点探讨了政党权威在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措施,并对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权威转型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传播功能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踏上了迈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需要在全社会进行全方位的动员，同时也需要按照一定的发展目标和价值取向进行有效控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政治传播在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治传播在社会转型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作用重点，其功能展示与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具有逻辑的一致性。一、新价值观的构建社会价值观是建立在社会生态环境基础上的行为取向，它规范着社会的总体选择和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总体选择，告诫全社会应该如何，因此…     

论“转型与发展”

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以增长促发展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又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要由以增长促发展走向以转型促发展。基于哲学的视角,这种以转型促发展主要表现为:根据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之转移的总趋势,逐渐推进社会转型,由权力社会走向能力社会;根据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总趋势,逐渐实现力量转移,由注重相对单一的政府主导力量推动发展,逐步走向注重市场的物质力量、公民的主体力量和政府的主导力量的合力推动发展;根据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推进人的需要的提升。     

百年来中国政党政治演变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政党兴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生俱来肩担着整合社会、创建国家和振兴民族的历史使命。中国政党政治历经了从多党竞争制、一党垄断制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的历史演变。纵览中国政党政治的历史与实践可见,政党是推动近代中国进步的重要工具,政党政治并不存在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实践模式;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国政党政治不断变革、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关键力量,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