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的辞赋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盛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而道济天下之溺。”陈寅恪《论韩愈》中评说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殊为经典之论。本文无意就韩愈历史地位再作赘论 ,亦因现有韩愈诗文之论详矣 ,而对其辞赋显得相对漠视 ,或者说论赋较多隐没在文论诗论之中。本文则试图立足于辞赋这种文体本身的演进流变和它与古文的相互比较中观照韩愈的辞赋观念与辞赋创作。一、韩愈的辞赋观念(一 )与韩愈明道奉儒的文论观念相对照的是韩愈在赋论观念上的重情崇骚。作为古文运动极盛时期的核心人物 ,韩愈以孔孟儒…     

唐代“河北故事”的文本起源、历史内涵及确立过程——以韩愈《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为线索

从文本起源的角度分析,“河北故事”并非历史当事人对唐代河北藩镇事务的现场表达,而是历史书写者对河北藩镇既往处事原则的文本概括。其最早见于元和八年(813)韩愈撰写的《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是韩愈在“故事”一词的基础上化用而来。其内涵除了政治独立、节帅世袭,还包含唐廷与河北藩镇的政治态度。“河北故事”是河北藩镇与唐廷在“叛乱与平叛”关系结束后形成的新的相处模式,其开启时间为德宗建中平叛失败后,此后经过宪宗、穆宗两朝的变动和调整,最终在穆宗长庆年间确立。     

跳出“扬韩抑柳”的历史偏见

对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柳宗元、历代评论者大都“扬韩抑柳”。此论颇不公正,且至今仍有影响。李焰平在《韩愈与柳宗元之比较》(载《祁连学刊》1991年第1期)一文中,通过对韩、柳的的家世与生平、政治思想、文学主张与文学风格之比较研究,作了较中肯的评价。一、从政治思想看,韩愈是个天命论者和鬼神论者,尊儒术,排佛老,坚持唯心主义世界观,柳宗元则是个无神论者,认为宇宙是物质的,无始无终     

韩愈湖湘贬谪诗略论

韩愈一生多次经过湖湘地区,在多次的湖湘之旅中,首贬阳山及其量移江陵,是其比较特殊的一段经历,这段时间其创作收获颇丰,光是往返湖湘期间就先后创作了三十多首诗歌。这些湖湘贬谪诗描绘湖湘胜景,抒发含冤受屈的愤懑的怨恨,揭露中唐时代的政治黑暗,一些诗歌成为了韩愈诗作中的精品。     

浅论唐代古文运动与新乐府运动的关系

中唐是唐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期。无论是文学样式或是作家作品的数量,都超过了盛唐。而韩愈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就是这个文学高潮的最突出的标志。 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是一次散文革新运动,是对骈体文的总清算。从思想方面看,是一次提倡儒学、反对佛老的政治运动。白居易领导的新乐府运动则是一次现实主义的诗歌运动,是对形式主义诗风的总清算。这两个运动都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复古思潮相联系的,也与韩愈、白居易二人进步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     

继承旧道统 创立新儒学

儒学是韩愈思想的核心。研究韩愈的儒学思想对全方位地把握韩愈,评价韩愈的成就具有决定意义。本文试图从韩愈对孔孟儒学道统中人性思想与建立在人性思想上的仁政为核心的思想的继承,在继承孔孟这一儒学道统的基础上,创立新儒学的深刻内涵,韩愈新儒学与孔孟儒学比较及韩愈新儒学的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对韩愈作定位性的认识。 一 《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云:“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大历、贞元之间,文士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此论切合韩愈     

论韩愈刺潮

<正> 韩愈(768～825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人,是唐代文坛一代宗师,世人推崇备至.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谏迎佛骨,忤触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刺潮,在他政治生涯中是一件大事,在潮州历史上也是一件有名的事件.如何评价韩愈在潮事迹及其对潮州历史的影响,历来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本文就韩愈刺潮的经过和事迹及其影响进行探讨,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略抒管见,以就教于学者们.     

韩愈散文与政治

韩愈散文与政治孙金荣韩愈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其散文成就之高是不可争辩的。关于其散文中“文”与“道”的关系诸研究者着墨不少。然这个“道”在怎样的范畴和程度上对儒家道统进行了继承和宏扬？作者以儒道忠诚卫土和承继者自居，何以对孔孟儒学加以取舍？文与...     

韩愈论二题

韩愈是八九世纪之交中州的一位大散文家、大诗人、思想家和教育家(今河南孟县人)。由于他身上存在着政治和学术的两重性,以致千余年来,对其评价就成为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里只就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议论。 一、关于求仕为官问题 对于韩愈的汲汲求仕盻贵一事,自他以后,不断有着责备。最具有代表性者,较早有清初大思想家大史学家王夫之。他对韩愈的名利思想一再讥评,他说:“韩愈以送穷为悲叹,小人喻利之心,不足以喻义,而恶能立义?”(《读通鉴论》卷16)又说:“韩愈氏自诩以知尧、舜、孔、孟之传者,而戚戚送穷,淫词不忌,则人心士气概可知矣。”(同上卷26)。较近者有生芸生,他有一篇《韩愈和柳宗元》(见1963年2月号《新建设》)其中有一个标题为《韩愈的品德》,在这下面,他罗列了有关韩愈品德作风的十二点,如“厚颜乞怜不择言”、“趋炎附势捧太监”、“身在道外,意在禄中”、“三贬三变,继续上爬”等,集中对韩愈的求仕为官作了不遗余力的抨击。那末,对于韩愈的求仕为官究应如何看呢? 我们也认为,韩确是一个具有浓厚儒家思想,     

论柳宗元的政治心态

通过韩愈、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对柳宗元政治态度的评价,观照因参与永贞革新运动而遭受贬谪命运的柳宗元,阐释其较为积极的政治心态与"统合儒释"观的关系,以及这种心态对其贬谪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     

韩愈“谀墓”问题研究述评

文章从韩愈“谀墓”说法之由来谈起,以建国前后为分期,就多年来学界关于韩愈“谀墓”问题的研究进行述评,认为肯定者多从刘叉之言及《平淮西碑》等引起的纠纷入手,断定韩愈因贪图钱财而作碑志文,逢迎权贵,虚美隐恶,谀墓明显.反对者则就史传所载与碑志所写人事进行对比,并联系韩愈的政治思想和文道精神,认为韩愈碑志文写法虽多变,但写权贵就事论事,扬善隐恶,并未谀墓.综合而言,学界关于韩愈“谀墓”的研究,虽取得不少成果,但多集中在探讨作文润笔和韩弘碑志等方面,局限于文本考证,宏观把握不足,研究视野尚需拓宽.     

浅析韩愈《毛颖传》的深层思想

浅析韩愈《毛颖传》的深层思想于泓，毕宝魁韩愈《毛颖传》写作于唐宪宗元和初年，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篇奇文，所包孕的思想极为深刻．所采用的笔法令人叫绝。柳宗元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说：“吾自居夷，不与中州人通书，有南来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     

韩愈的道统学说与宋代理学家的政治哲学

韩愈是秦汉以后儒家思想哲理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韩愈的道统学说与两宋理学家的政治哲学有着不可否认的渊源关系,之于"道"的理解及其"性三品"说,对宋代理学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由于形上素养的不足,韩愈的道统学说也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局限,宋代理学家对韩愈的道统学说虽然多所称道,但也作出了十分重要的理论修正。这是宋代理学家不肯承认韩愈的道统学说是道学的源头的根本原因。     

论韩愈《琴操》组诗创作的明道意识

《琴操》组诗创作是韩愈作为思想家自觉的修辞立言行为.此行为在表达韩愈怨恨失意之情绪及乐道守操之品格的同时,也实现了其以具体言论阐明自己道德理想并以此来影响世人的政治用途,可谓之为“诗以明道”.他之所以于古乐府中独选十首《琴操》进行摹拟创作,则是因为这些上古琴歌以音乐歌诗形式向后人透露了中国古代特有的、成型而稳定的士人人格类型,传达了仁亲爱民的政治思想,蕴含了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     

韩愈的理想人格论

韩愈是儒学发展史上新旧转捩之关键人物,其儒家道统论的提出不仅为宋儒开辟了理学的初源,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以儒家道统论为指导思想而形成的圣、贤、君子层次分明的理想人格论更是具体展现了韩愈道统论对时人在安身立命、接人待物方面所应有的精神状态、道德认识及行为准则的要求与标准。韩愈理想人格论中,作为万世标准之圣人是无过、无所不通的;而贤人是不贰过者、不遇时不得道时是独善其身者,而一旦遇时得道,就必兼济天下,而且贤与圣一样是"汲汲于富贵以救世为事者";君子则是好恶分明、任人如器且重于责己之人。韩愈所提出的理想人格论是其道统论的具体展现与现实要求,研究韩愈的理想人格论可以更好地理解其道统论提出的思想价值与历史意义。     

儒学的转型和文学的解构——论韩愈的思想与创作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在思想与文学上都有一次解构潮流,而韩愈是这一潮流的重要代表。他在儒学道统中独宗孟子,其意在于以孟子的心学为起点来重铸儒学,以对抗佛学的心学,从而开辟了儒学的汉学到宋学的转型之路;韩愈的文道合一的思想也与他对儒学的重铸具有密切联系。另外,韩愈在诗文创作上虽以“复古”为口号,但实质上是解构一切旧的文体范式,以凌轹古人、创意造言为务。韩愈的解构实践和观点,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宋代儒释互动的一个案例——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

韩愈因为提倡古文、高唱儒道、排辟佛老而见重于世,其地位甚至一度有超越孟子之势。北宋中前期,僧人契嵩以非韩为策略来阻遏古文运动的排佛攻势,他指责韩愈急于求仕,批评韩愈的儒道阐释和性三品说,认为韩愈是"文词人"而并未知道。契嵩非韩,促使士人对韩愈的评价由高转低,而此后士人对韩愈的批评,也大抵不出契嵩非韩的范围,韩愈的形象最终被定格为有功于儒道的"文士"。新儒学的成形,是在儒释互动中逐渐完成的,而契嵩非韩与韩愈地位的转折,正是宋代儒释互动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韩柳之争”与韩柳之谊

“四人帮”搞“评法批儒”时,大讲了一气“韩柳之争”,颠倒历史,厚诬古人,完全是借历史材料为其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在恢复韩、柳关系的真实面目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韩、柳之间固然有“斗争”,但更有着深厚的友谊。韩愈是贞元三年(七八七)到长安的,其时正值柳元宗南游回来不久。两人一起“求举觅官”,在贞元八、九年先后及进士第。应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相识。韩愈是“少小尚奇伟”、“志欲干霸王”,柳宗元则立下了“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的大志,这种经世济民、改造社会的理想成了他们建立牢固友谊的基础。但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不同,思想政治观点差异很大。韩愈相信孔、孟“道统”,主张以“扶道树教”的手段整饬人心,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他在思想上是唯心的,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而柳宗元则热衷于“辅时及物”,改造现实,思想上唯物主义倾向较鲜明。因而,两个人在一生中就政治、哲学、宗教、文学等问题进行了不休止的辩论。他们的朋友刘禹锡在韩愈死后写的祭文中回忆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楯,卒不能困。时惟子厚,窜言其间,赞词谕谕,因非颜颜。”就生动地记述了他们热烈辩难的情况。这里谨举其细者,可见其认识上的尖锐对立。例如《国语》上记载晋国叔鱼一降生,其母视之即予料必以贿死,韩愈用这个做例子以论证其“性三品说”,而柳宗元写《非国语》却专门批驳其虚妄;《史记·晋世家》等书记载周成王戏以桐叶为珪     

古代小说中韩愈故事的演变及韩愈形象的创造

在古代小说中,韩愈故事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两个阶段:中晚唐五代阶段,发展取向不明朗,但为后来的韩愈故事做了铺垫;宋明阶段,韩愈故事呈现出浓重的仙道色彩。小说中的韩愈形象是作家在历史原型的基础上发挥、创造的结果。他是一个"多重复合型"的文学人物,一个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丰富的哲理内蕴及人生启迪意义的文学形象。从"韩学"研究的角度说,古小说及俗文学中的韩愈故事与韩愈形象,承载着历史文化名人韩愈对后世产生影响的重要信息,这是"韩学"研究者所不应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