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边疆实践研究——以新疆地区为例

中国式现代化的边疆实践,是新时代以来党推动边疆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成功实践的系统论述和经验总结,具有共同性、开放性、可持续性等地域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三个共同体”构成了边疆地区现代化实践的三重演进逻辑。研究表明,坚持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措施;坚持把统筹安全和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指导;坚持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新疆成功实践的主要表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边疆实践为世界各国解决边疆问题提供了一条可选择、可复制的现代化道路。     

民族地区乡村“三治结合”的实践与发展——以广西乡村治理为例

经过对乡村治理情况展开实地调研,发现虽然广西各村对村集体组织的行政能力、村民自治能力、乡村法治成果的发展维护以及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等方面成绩显著,但仍然存在着乡村自治能力不足、乡村法治环境和体系有待建设、文化自觉与德治的引领作用仍有欠缺以及“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成熟四大问题。针对这四大问题,要提升乡村自治动力,创新乡村自治机制,坚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转向农村社区等;加强乡村法治建设,培育乡村法治文化,包括加强乡村治理的地方立法、建设适合农村基层法治服务体系等;充分发挥乡村德治功能,营造良好乡村德治环境;完善新时代民族地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共生理论视角下民族地区区域旅游竞合模式探讨——以广西北部湾为例

根据共生理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实施旅游竞合在空间距离、旅游交通、旅游资源互补、政策支持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和有力支撑.“一体化共生”“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分别是北部湾旅游竞合理想的组织模式和行为模式;“一体化互惠共生”是最理想的模式,但该模式不能一蹴而就,要求我们要明确共生目标,找准共生领域,同时还要建立相应的共生机制,从而才能更好地推动和实施区域旅游一体化,提高区域旅游整体竞争实力.     

论生态环境置换与族群认同的变迁——以湘西地区的瓦乡人为例

族群是在跨文化的边界中相互交融、相互对话而产生的群体。由于生态环境的置换,族群认同的核心内容语言、信仰、生计方式随之发生变化。湘西地区的瓦乡人长期在苗族与汉族之间的崇山峻岭与溪流水域中迁徙,其语言表现为佶曲聱牙的非苗非汉的混合语言,其生计方式也由农耕方式发展到捕鱼、淘金、运输等多业并举,最能体现其族群认同的宗教信仰盘瓠崇拜的内涵也发生变化,呈现出儒释道多神混合的形态。湘西地区的瓦乡人族群认同变迁的个案论证了在跨文化的互动与对话中生态环境的置换是族群认同变迁的主要因素。     

边疆安全学视野下的边民土地意识构建——以凭祥市友谊镇卡凤村为例

土地可以满足人类衣食足行的基本需求,基于土地创造的农业收入是农业人口家庭经济来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城镇化进程中的征地运动却将农业人口与土地分离,由此引发许多矛盾。本文以广西一个边境村庄的征地行为为线索,探索村民之间、村庄内部秩序以及村民与政府三组关系在征地前后的变化,以此说明基于土地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是地方社会秩序安定、稳定人心的必要因素。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有助于维护边疆安全。     

民族地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例

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在“三治”基础上增加“政治”与“智治”,构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不仅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还是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通过对云南省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的案例审思,剖析民族地区脱贫乡村治理目前仍存在的现实矛盾：治理主体的逐利性与治理事务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治理手段的先进性与村民思想观念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硬治理的外嵌性与软治理的内生性之间的矛盾。在深入分析“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动因,论证“五治”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遵循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规范—治理目标为治理逻辑的“政治”“自治”“德治”“法治”“智治”融合的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基于治理实践,提出合理划分主体权责和保障程序公正、转变旧有思想观念和提高治理主体文化水平、强化宏观法律保障和兼具地方柔性约束等解决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现存矛盾的路径。     

族群认同视阈下的民间信仰研究——以白马藏人祭神仪式为例

本文以在甘肃省文县、四川省九寨沟县和平武县的白马藏区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对白马藏人民间山神信仰及三个村寨的傩舞祭神仪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研究发现,白马藏人的民间信仰是其内部认同和外部边界的重要标志。但是这种族群边界是群体的一种主观建构,其策略是强化与其他族群的文化差异,消弭族群内部的文化差异。这种主观建构的事例说明,群体边界是变动的,族群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西北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民的政治参与研究——以甘藏沟村为例

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研究发现,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文化程度低等因素的影响,西北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民的政治参与度较低。应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提高地方政府绩效,使农民的政治参与向着制度化、有序化的方向健康发展。     

影响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党员政治参与的文化心理障碍分析——以广西那坡县为例

文化心理是影响农村党员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影响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党员政治参与的文化心理障碍主要有宗族观念、神灵信仰中的迷信心理和小农意识;因此要消除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党员政治参与的文化心理障碍。首先,要正确引导宗族观念,加强对农村党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其次,要提升农村党员队伍的思想文化素质,破除各种封建迷信思想;其三,要发展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生产力,弱化小农意识的经济基础。     

国家主导与地区回应:边疆民族地区特殊的区域发展模式——以西藏现代工业为例

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中央政府的扶持与当地自身的努力相结合才能实现.以西藏为例,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模式特征是“国家主导与地区回应”,并以西藏现代工业的成长为微观视角,实证考察西藏这一特殊的发展模式,可以认为推动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需要国家主导,更需要地区回应.     

现代国家话语下的族群认同变迁——以广西龙州县金龙镇板外屯壮族傣人侬人为例

族群认同的变迁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位于广西西南部边境村落的傣人和侬人,从历史上两族群之间界线明晰到今天的"傣侬不分",其族群意识的变迁深深烙上了现代国家话语的痕迹。同时,族群特有的内在文化认知作为一种排异的力量始终在发生作用。本文着力呈现国家语境下傣人和侬人的关系及演变,深入探讨现代民族国家如何通过自身的话语表述将不同文化特质的族群个体纳入到统一的政治和经济体之中,而当地的族群成员又是如何接受或拒绝这些表述的。     

民族地区的地方性水知识与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以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撒尼人为例

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的撒尼人,居住的地方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解决生活与灌溉用水,一直是撒尼人与大自然不断抗争与磨合的主题。2009至2010年中国西南地区干旱,使这一矛盾更加突出和明显。笔者对此研究的内容将包括三个方面:挖掘整理撒尼人祖辈积累的地方性水知识;分析当前撒尼人面临的与水资源保护利用相关的问题;力图在传统地方性水知识与现代技术之间找到一条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最终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美丽中国”视域下的区域世界遗产战略建构——以西藏自治区为例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作为青藏高原的主要部分和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江源地”,西藏在国家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中地位突出.当今,世界遗产不仅关系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有利于中国梦的实现.遗产事业相对落后、遗产资源丰富与遗产数量偏低构成了西藏自治区遗产事业的基本矛盾.区域遗产战略构建对自治区世界遗产的遴选、申报及生态文化保护意义重大.     

全球化背景下在华非洲人社区的生成及演进路径——以广州小北非洲人社区为例

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来华外国人数量倍增,在一些贸易热点城市形成一些外国人社区.本文以广州的小北非洲人社区为例,探讨该社区生成的原因及演进逻辑.非洲人社区形成及演进的逻辑路径体现为:基于族裔性的链式迁移和聚群居住而形成的群体聚居;基于族裔熟人网络而形成的族裔经济共同体;以及族裔共同的生活、文化等前提下形成的生活、文化共同体;并在这一系列共同体基础上,非洲人在广州的小北地区形成了社区共同体.     

精英阶层转型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以桂北地区苗族村寨为例

苗族社会中,村寨精英以其与众不同的影响力成为权威人物,在村寨中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围绕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桂北地区苗族村寨完成了从传统寨老向村党支书、村委会主任为主体的精英阶层的转型;通过分析苗族社会的精英构成和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以及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增强民族团结方面的影响力,探寻当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驱动因素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     

基于资源优势视角下的民族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探析——以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全国不少少数民族地区既是资源富集的地区,但也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构建产业集群必须以资源为突破口.文章从凉山优势资源出发,具体分析以资源优势发展产业集群的必要性,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几点措施.     

20世纪上半叶的内亚研究与地缘政治——以民国时期国内对拉铁摩尔及其学说的介绍与评价为例

本文主要从民国时期国内对拉铁摩尔及其学说的介绍与评价入手,通过对这时期相关报刊对拉铁摩尔的记载及报道的分析,从小见大,观察20世纪上半叶内亚研究与当时国际地缘政治之间所存在的微妙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对当代内亚研究的地缘政治新意义作出某些展望。     

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与思考——以湖北省恩施市舞阳坝街道为例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文章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舞阳坝街道为例,介绍了该处以小区和社会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为突破点,创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管理的做法,并由此出发对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的关系、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关系、社会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和群众的参与度等制约民族地区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民间体育赛事的利益网络治理研究——以桂滇黔地区为例

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资源丰厚且价值多元,是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资源,其利益网络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全面实现的重要环节。笔者对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治理的逻辑演进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其利益网络构成要素及治理存在问题,并引入协同治理理论提出改善建议。研究认为,桂滇黔民族地区民间体育赛事利益网络凝聚性不高、中介角色缺失及等级性显著的特征突出;治理主体间联系不够紧密,赛事治理沟通不畅等问题明显,需从打造多元共治格局、搭建协同治理渠道、建立民众自治平台着手,以助力组织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     

人才流动背景下高等教育对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以大湘西地区为例

人才流动通过改变区域人力资本总量,进而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本研究基于大湘西地区的地理区位、自然资源、人文环境、人力资源现状及经济发展情况,通过定量数据深入分析了大湘西地区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现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通过高等教育影响区域人才流动、增加人力资本、影响区域经济的一系列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