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现代化视野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析论

国家政治建设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现代政治内涵。从政治哲学角度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种三维政治存在,第一维是规范性交往交流交融,第二维是制度性交往交流交融,第三维是其他政治实践中的交往交流交融。三者具有形而上、形而中和形而下的内在逻辑关系,形成政治价值理念—政治制度—政治实践的逻辑闭环。规范性交往交流交融,表现为各民族要内化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之价值,远景表现为各民族要为未来的民族融合、人类大解放努力奋斗。制度性交往交流交融,以前述规范为前提,表现为各民族在基本政治制度框架内交往交流交融,这是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共建伟大祖国的正式制度过程。其他政治实践中的交往交流交融,表现为各族人民共同实现中华民族大解放,共同参与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以及共建中华民族大家庭。     

论修筑长城体现的辩证思维与民族精神

伟大建筑必然蕴含着伟大精神。以长城化解战争，体现了贵和反战思想。修筑长城，主观目的是适度阻隔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客观上却促进了双方的交流交融与深度互嵌，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长城是一次性巨额投入，却可以持久发挥作用的工事，体现了中国文化自我牺牲、造福子孙的传统。长城具有防御功能，但保家卫国还需要选拔人才、团结将士、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修筑长城体现了中国文化尚和厌战、疏堵结合、暂劳永逸、物质与精神互补的辩证思维。长城蕴含了化解战争、守护文明、维护秩序、凝聚民心的多重寓意。长城两边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碰撞交融，使农业文明稳定、积累、内敛、包容的特点与游牧文明粗犷、豪放、进取、冲击的特点相结合，为中华文明注入了动能和活性，是保护中华文明不断延续的有力工具，是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     

民族交往与文化交融的历史演进——基于北京饮食文化的视角

在成为政治和文化中心之前,北京一直是军事重镇。北方各游牧民族把北京作为进入中原的桥头堡,相继入驻北京,不断扩展着北京人的民族身份,同时汉民族的主体地位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也得到持续强化。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汇成就了北京饮食,饮食是这一过程中文化行为和表征的集中体现。北京饮食文化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呈现多民族的特性。故而从饮食文化出发,可以清晰地描绘出北京多民族融合的初始状况和演进图式,进而认识到民族交融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西南地区民族舞蹈文化交融研究——以苗疆走廊为例

历史上,随着苗疆走廊的开辟,大量汉族人群涌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并逐渐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促进了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的交融。从西南民族舞蹈文化的相互交融来看,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受汉文化影响的西南少数民族舞蹈文化,二是受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汉族舞蹈文化,三是表达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共有历史或故事的舞蹈文化。西南地区民族舞蹈文化的交融性客观体现了西南地区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与文化特征。西南地区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控御与潜流：清中期青海地区民族交融情形探讨

清中期青海地区国家政权建设增强,为清朝实施以蒙藏分治为核心、严格控制口内外民族交往交流为主要内容的民族隔离政策奠定了组织保障。这种外在的制度性干预,对青海口内与口外造成不同影响：口内较少受到民族隔离政策影响,民族融合广度与深度持续增强;口外及其与口内的民族交往交流受到抑制,遭遇多个层面的抵制,但民族交融生生不息,消解着清朝的政治权威性。这说明源于物质生活相互依存、互惠共生的族际交往交流是自然趋势,民族交融乃是历史所趋与民心所向,并不因国家权力干涉而停滞。     

北魏太武帝时期的关陇治理与民族融合

北魏太武帝时期的关陇治理与民族融合是一种互促关系,具有相互依存、互相推动的特点。造像题记中的族际通婚和文化认同是关陇地区民族融合的内生动力,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有利条件。以土地买卖为代表的多民族经济交流是太武帝关陇治理的成果和民族融合的表现,在维护关陇地区政治稳定、促进西北地方开发、巩固边疆民族团结、形成广泛民族共识、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影响新疆民族关系主要因素研究

从古至今,新疆的民族互动中既有着碰撞、冲突和战争的一面,又有着交往、适应和融合的一面。在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格局下,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因其地域、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现状,因此各民族及其成员依据自身的地域、历史、文化等因素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也呈现出不同的认知和特点。影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因素也较为独特,既有长期的民族、宗教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转型时期不同民族文化和心理差异、突发事件等的影响。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既要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保护民族地区各民族的合法权益,加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等培养,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大力解决好民生问题,同时,还要加大对"三股势力"的打击力度,建立和睦的周边关系。     

论吐蕃与党项的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各民族关系史上的大事件.通过民族融合,经济上的联系加强,地理上的障碍也消失了,文化交融,心理沟通,造成了生产发展、社会繁荣的良好条件.人类文明正是在民族融合,以及与之相连的文化交流、技术传播、思想交会中产生的.但在古代社会,民族融合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兼并与征服,是在血与火、友谊与仇视,征服与反抗的斗争中实现的.吐蕃与党项的融合也是如此.     

《诗经》所反映的华夏早期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具体体现在联姻、民族战争、灾祸三方面,这些在《诗经》都有所反映。     

民族文化视域下民族融合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

在民族发展、融合的关系演变中,其演变的方向、进程、趋势无一不受到其时代背景的影响,包括综合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本文试图通过对现今民族融合发展的现状趋势进行分析,简单探讨在民族融合发展中产生的相关问题,通过探讨文化融合相关方面的内容,从而发现总结民族融合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促进民族融合,并对我国民族发展相关问题提供一些建议。     

民族文化视域下民族融合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

在民族发展、融合的关系演变中,其演变的方向、进程、趋势无一不受到其时代背景的影响,包括综合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本文试图通过对现今民族融合发展的现状趋势进行分析,简单探讨在民族融合发展中产生的相关问题,通过探讨文化融合相关方面的内容,从而发现总结民族融合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促进民族融合,并对我国民族发展相关问题提供一些建议。     

诗经与民族融合

从联姻,民族战争和逃亡避乱三方面来探讨<诗经>与民族融合的关系,认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历经了漫长的过程.     

胡鞍钢:“第二代民族政策”说

"第二代民族政策"说是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提出的观点,其思想主要是推行淡化族群意识和56个民族的观念,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推进中华民族交融一体化和国家认同的政策等,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几方面推行具体的民族政策,即在政治上以"去标签化"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策略,"取消民族优惠政策"等;在经济上促进各民族的经济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各民族经济联系的纽带;在文化上对各民族的文化进行整合,增强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等;在社会上推进"各民族混居杂居",主张"制度性通婚","取消民族学校"等。     

关于当前促进“民族融合”论之我见

关于促进"民族融合"论的一些谬误需要进一步澄清。经过对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本质的分析,以及随着现阶段民族问题领域发生的变化及对产生促进"民族融合"论的现实思想基础的挖掘,指出促进"民族融合"论只能给当前民族问题的解决制造更多的麻烦。反对包装在"民族文化融合"外衣之下的促进"民族融合"论;批判不切实际且有害的促进"民族融合"论。     

也论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良性发展模式”——与钱国旗同志商榷

本文对钱国旗同志《民族融合的良性发展模式》一文中的主要观点 ,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认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北魏前期和后期的民族融合具有不同的特点 ,后期的鲜汉“民族融合”过程中强制性“全面汉化”的特征很突出 ,属于强制性民族同化 ,而且该文章的主要内容与所得出的结论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故北魏后期的“民族融合”并非“良性” ;同时 ,这种“良性发展模式”在历史上也不具有明显的“示范意义” ;历史上存在以汉化为基本特征的民族融合 ,但不以北魏后期的那种强制性“全面汉化”为特征     

岭南民族融合与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研究

民族融合是促进岭南经济文化类型嬗变的重要因素,不仅加速了岭南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促进其生计方式的变迁,而且推动了岭南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经济文化类型嬗变是吸引和加速岭南地区民族融合的物质基础。从岭南早期的渔猎文明、稻作文明到后来的商贸文明,都镂刻着民族融合的历史痕迹。经济文化类型嬗变加快了民族族内融合的力度,推动着民族族际融合进一步深化,形塑着岭南民族融合的基本格局。     

论民族融合问题

民族融合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只有正确地完整地理解了民族融合问题,才有正确的民族观。同时,民族融合问题对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也有重要的影响。只有正确地完整地理解了民族融合的理论,才能正确地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增进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全面进步。但是,对于如何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正     

土丁招募与辰砂朝贡：两宋沅水流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发展

两宋对沅水流域沿边溪峒治理,经由抚绥羁縻至平乱开拓转变,南渡之后又转羁縻。这一区域治理策略转变的历史进程,促进了两宋沅水流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土丁招募与辰砂朝贡则是沅水流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方式和途径。通过土丁招募,大批“土民”走出溪峒成为省民;以辰砂为重要物资的朝贡贸易促进溪峒“土民”与内地省民的交融。两宋时期沅水流域沿边溪峒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体现了中央王朝对沅水流域沿边溪峒治理的突出成效,亦为后世湘西地区与中央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学理思考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并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处理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内容。文章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目的、内容、方式、路径、需要处理的关系、原则,以及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点等八个方面梳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概念、内在逻辑及中国特色,以期为构建新时代中国民族理论体系提供学理支撑。     

吐谷浑迁徙的原因及影响述略

本文论述了吐谷浑迁徙的原因和影响。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战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以及内地的吸引力是吐谷浑迁徙的主要原因。吐谷浑的迁徙,加快了部落制的解体,促进了民族融合,发展了迁入地的畜牧业生产,同时经过多次迁徙,吐谷浑本身的文化习俗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迁,以后逐渐融入其他民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