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意境理论述评

在王国维看来,批评词的标准就是意境的有无,关键就是具备深厚的情和真实的景,这样的词才是有意境的作品,这都是对传统意境理论的继承;除了对意境中情与景的介绍,王国维还发展了意境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意与境浑”、“以意胜”和“以境胜”这三种意境类型。此外,他还提出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在王国维那里,意境可以作为其境界理论的一个层面,专门用以描述词的艺术特质,为其境界理论服务。     

王国维与克尔凯戈尔“三境界”异同管窥

王国维和克尔凯戈尔均提出了人生的“三境界”,其内含具有同质性和差异性。共相之处体现为推崇恐惧、颤栗及形而上焦虑等原初情感,重在对绝望现象学的描摹,精神本质关涉真理场域所绽出的本真自由,彰显了本体存在的价值诉求。不同之处体现为王国维“三境界”内含动态上升的逻辑指向,克尔凯戈尔“三境界”则是重叠交错的意指结构。王国维“三境界”是对人生意义和终极问题的美学关切,是动态上升后的“静态”自足,是对“罪孽”的条件性和暂时性解除;克尔凯戈尔“三境界”重在对“罪孽”的辩证法扬弃,肯定“骑士信仰”的信念守护,最终指向宗教救赎之境。     

以悟论诗的文本缘起与诗学逻辑——以严羽诗悟论为中心的探讨

从外部原因考,中国诗学中的以悟论诗与以佛禅论诗、以佛禅喻诗有密切关系;从诗学内部论,诗悟论有其文本缘起。由于对诗文本语空、象空、境空、理空、意空的体验和祈望,使诗家重悟、倡悟。表现为"空性"的诗文本,何以非"悟"不能解?非"悟"不能作?其中隐匿着对佛学"空"、"悟"相成逻辑的沿循。     

“文学场域”视阈下的西南联大诗人群再考察

目前,“现代主义”诗歌阐释框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西南联大诗人群具体的诗歌实践及特殊的诗学构想。借助“文学场域”研究视阈,可以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对历史复杂性的简化与涂抹,深入考察西南联大诗人群如何占据着20世纪40年代“文学场域”中一个独特的结构性位置,从而发展出自我的文学立场与独立的文学活动策略。     

文学批评的四重境界

依据内容构成,文学批评大致可分为复述归纳、体悟阐释、分析评判、提升创造四种基本形态,依次相对应的是传播文学信息、丰富作品内容、探讨创作规律、开拓思想空间四重境界。复述归纳式,也许还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体悟阐释式,也因缺乏深入分析而批评意味不足;达至第三重境界的分析评判,才更具文学批评的本性;而最高境界则是思想空间的开拓与创造。正是依据四重境界,可进一步看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不足大多批评文章,达到的尚是低层次的第一或第二重境界,与之相关,在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我们还找不出一位像刘勰、巴赫金、赛义德那样具有独立思想创造的批评家,能够达到第三重境界的批评家也不多见。一位批评家,要达至第三重境界,必须具备广博的专业理论与深邃细腻的文学眼光;要达至第四重境界,需要的则是元理论的反思能力与超文学的批评视野。     

论柳宗元《江雪》意境的五重结构

柳宗元《江雪》一诗的意境,由雪境、画境、处境、语境、悟境组织构造,形成其结构特征.五重意境是一个流程,在流程中显现渐行渐深的意境层次:雪境是材料,画境是方法,处境是背景,语境是表达,悟境是发现.万千自然、无穷时空、人间逆旅、世事宦途,都被雪境化、画境化、处境化、语境化、悟境化,构筑起《江雪》大美单一、大美简白、大美谐和、大美无迹、大美寂静的审美想象的意境空间,使《江雪》成为一座中古唐诗五言绝句的华丽大厦.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中“法治场域”概念的证立

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背景下,“法治场域”可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命题下的崭新概念。“法治场域”一词的学术使用呈现主次融合型、并列促进型、研究观察型和层次树状型四种类型,“法治场域”概念在使用时有被不当同义替换和混用以及指涉泛化、空洞化等问题。场域要从本源借鉴、学科借鉴和同类借鉴三方面为法治场域概念的证立提供素材和启示。通过以上梳理,得出法治场域的概念内涵,是指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外部场域支撑,以现代化为目标,涵盖法治实践和法治理论,以规范主义为基础,能够被形象描述和数理建模,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关系空间。对比起法治系统、法治体系与法治空间,法治场域揭示了法治的独特性。法治场域的现代化目标分为“法治的现代化”和“现代化的法治”,二者效能一体。需要将“法治场域”作为一种可识别的图像通过具体结构加以展现：党的领导是法治场域的政治领导力量,全面依法治国是法治场域形成的战略背景与核心内容。法治场域类型化将对全人类法治文明提供借鉴意义。运用法治场域概念应从复合走向单一、再从单一走向综合,灵活、反思和创新三者合一,法治场域将成为综合整体观的概念载体。     

钱钟书与现代中国学术

钱钟书的学术 ,以独特的形式蕴含着往返于中外古今的大智慧 ,以学术的片断性展示了一个无体系的体系。其学思过程呈现了三大境界 :一曰会通境界 ,二曰慧悟境界 ,三曰创化境界。此学思三境本身也是相互贯通的 ,贯通到了“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 ,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的地步 ,标志着 2 0世纪中国学术与世界进行广泛对话的新的深度     

九一八事变与东北文学

重启东北文学概念,考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文学的流变,借此重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东亚文学中的某些问题。梳理东北沦陷初期《夜哨》文学和《文艺》文学,《夜哨》文学跨域到上海成为中国1930年代抗日文学的先锋及典范;《文艺》文学被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继承,成为隐微书写、解殖文学一系。而日伪在东北炮制的“满洲文学”成为东亚文学演练场,为东亚被压迫民族文学提供了发表场域,多语言多国族的文学想象、文学作品是思考东亚文学的资源及文化遗产。新的现实、新的形式、新的场域,东北文学为重新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和东亚文学提供了契机。     

古典诗词的“造境”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有关“意境”的诗论颇多,如“意与境会”、“思与境偕”等等。近代学者王国维则把“意境”视为艺术美的极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在诗词创作中,中国历代文学家、诗人把创造意境(以下简言为“造境”)作为一种艺术追求。“因为艺术的最重要的一方面从来就是寻找引人入胜的情境,就是寻找可以显现心灵方面的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意蕴的那种情境。”     

中国美学之境域缘发构成论

中国美学境域缘发构成论认为,审美活动的目的,是审美者通过澄心静虑,心游目想,通过顺应自然、自由自得、直观感悟,即境缘发,通过"由己""返身""归朴","还原"到"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以达到真力弥满、万象在旁、掉臂游行、"超脱自在"、兴到神会,顿悟人生真谛的审美境域,从而从中体验自我,实现自我.这样,遂使中国美学的境域缘发构成论与中国古代人学中的人生境域论趋于合一,并由此而生动地体现着中国美学顺应自然的精神.     

意境概念的历史生成与禅境意蕴

在文艺美学中,意境是一个标志艺术本体的审美范畴.意境这一概念的生成经过了很长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在唐宋时期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意境”的引进和审美内涵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禅境意蕴作为佛教思想与本土文化的结晶,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和深刻的精神内涵.其“境心一体”“境心之悟”亦是典型的审美境界.     

“自得”与人生境界的审美超越——王阳明的人生境界论

在阳明心学 ,境界即本心良知在现实人生中的呈现。良知在不同的境域、不同的层次中呈现为不同的境界 ,即诚境、仁境、乐境 ,诚为意义世界的实诚存在 ,体现为真的境界 ;仁为道德世界的是非明觉 ,体现为善的境界 ;乐为审美世界的超越自得 ,体现为美的境界。三者亦即“有我之境”、“无我之境”、“超越之境”。诚境为基础 ,仁境为核心 ,乐境是理想 ,意义境界、道德境界的最高体验是无人而不自得的乐境 ,其向审美境界的转化就在于本心良知的超越自得体验     

论和谐的概念域

概念是命题的基本元素,是逻辑思维最基本的单元和形式。准确厘定和谐的概念域,是开展和谐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和谐的概念域,主要包括和谐的价值境域、存在境域、运动境域和状态境域。其中,"人"是和谐的价值境域,和谐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导向的和谐;"关系"是和谐的存在境域,事物都存在于关系之中,关系规定着和谐;"实践"是和谐的运动境域,人类的实践活动既是和谐问题产生的前提,也是和谐得以实现的场域;"共赢"是和谐的状态境域,不同主体间的共生共荣,是和谐表现出来的基本形态。     

领悟思维与中国画创作

领悟思维是中国传统特有的思维方式,也是人类把握宇宙本质的一种重要的认识途径。中国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形式的一支,“悟”在其创作思维中具有重要作用。体会“悟”的境界,运用领悟思维,是进行中国画艺术创作的关键环节。     

意与境浑：王国维意境、境界说探析

在20世纪初的苦难中,王国维着意于“人生之问题”的苦苦思索,为了寻求人生之“直接之慰籍”,王国维以叔本华、尼采等为参照,形成了“势力之欲为根柢”的文艺美学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意境”说,建构了“势力之悟”的审美价值图式;而“境界”说则是对“意境”说中“意与境浑”这一最高审美层级的审美规定,具有独特的审美内涵。     

论媒介场域中电子媒介接受和文学阅读的象征性运动

在布尔迪厄“场域”的理论下,借用“象征”的本义,立足于交往与对话,在多媒介相互作用的场域中,整体和动态地探究以文学为主体的印刷媒介与新媒体的关系.在媒介场中,电子媒介的影像化、虚拟化并没有让受众产生真正快乐、自由和解放,反而让受众不可遏制的沉浸其中,丧失深度和距离.而文学由于“间离化”、内视性、时间性的特点,所带来的真实感、意义感和秩序感,可以在媒介域中与其他媒介形成互补关系,使主体趋向完整性.     

从柳宗元与张志和的渔父诗看儒道美学思想的异趣

《江雪》在艺术上重法度、浓酽,运用“为情造境”之法,“造”出了“有我之境”,表达了诗人的崇高体验;而《渔歌子》则重神韵,淡雅,诗人“缘情写境”,“写”出了“无我之境”,折射出诗人的归依体验。这正是儒家重善、道家重真的美学思想的异趣所致。     

论中国现代诗的“情境”及其审美建构

“情境”作为一个现代诗学概念，可融中国古典的“意境”和西方的“戏剧性处境”等观念于一体，它可指现代诗吸收小说、戏剧等文类要素而呈现出的文体混合倾向及其包容性品质，还可指现代诗采用的客观化、非个性化的知性抒情策略。中国现代诗的情境建构可分为拟态化、场域化和戏剧化三种类型。“拟态化”的实质是诗人将自我情感客观化，并在自我与外物、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一种相应相通的情感契合关系。“场域化”特指诗歌吸收绘画艺术的表现功能，将抒情主体在时间流程中的思想或行动转化为具有强烈视觉效果的空间形象，以视角形象和空间场域来传递思想和情感。“戏剧化”指诗人营造的戏剧性人物的独白与对话、戏剧性情节的对立与冲突、戏剧性时空的跳跃与转换，以及由此综合而成的戏剧性处境。现代诗的情境写作，是现代诗人面临20世纪以来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文化语境所做出的积极回应，折射出现代诗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与审美趋向。情境诗学为我们研究现代诗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马华文学知识谱系及其跨界建构

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和台湾作为马华文学研究的三个重要学术场域,由于立足点不同,造成区隔鲜明又相互冲突的话语体系.以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为主要诉求的知识谱系塑造,反映出马华文学在多元政治与文化环境中的复杂性.解决文学史与观念史的偏离,有必要在“去种族”和“去冷战”前提下形成视域融合,建构一种基于文学现实的文学史叙述,从而使跨界研究获得学理对话与同情理解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