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域下的援藏政策：逻辑构成 实践路径及社会效果

从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的视角回顾援藏政策的逻辑构成、实践路径和社会效果，对民族工作的“守正创新”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援藏政策是中国共产党针对西藏地区率先实施的宏观性民族政策，体现了中华民族“起源-自在-自觉-自强”的历史逻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现实逻辑和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团结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逻辑。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援藏政策经历了主体、形式、内容等层面的变迁和完善，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以民生为落脚点，以经济援藏、教育援藏和法律援藏为主要特征的实施路径，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了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思想文化基础、法制基础和社会基础。鉴于援藏政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耦合性，研究发现援藏政策在政治整合、经济互惠、文化接触、法治规范和情感认同等功能的作用下推动了西藏地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关联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体会

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国家建构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表现为互相促成的逻辑关联和功能关系,分别发挥支撑与指向的功能作用,统一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多元一体的结构格局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和文明两方面的显著优势;团结统一的内部秩序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安全保障,有助于避免认同危机、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命运与共的共同愿景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实践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发展指向,在性质指向上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内容指向上要求开展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相适应的内容建设;在价值指向上要求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远大理想和价值追求,努力促进各族人民的全面发展。维系并深化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关联,要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联系纽带作用。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法治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探析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是各民族的权利,也是各民族的义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认同的物质文化基础,为之提供法治建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破解民族问题、推动各民族地区从“自我意识”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法治建设。《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有利于规范、强化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巩固精准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间的法治关系、法律维度与建设进路。     

民族地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价值、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项凝聚共识、团结奋进、共同繁荣的重大政治和社会工程。民族地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可以确保其与全国“一条心”“一盘棋”“一个调”。目前,民族地区还存在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建设等薄弱环节,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的领导力、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民族地区必须围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摆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统筹规划,向着“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共同目标持续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民族地区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构建互嵌式的社会结构,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强化“四个共同”“五个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植根于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心灵深处。     

土司制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初探

元明清时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自在”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并为中华民族“自觉”共同体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国家权力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实现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大一统”。西南土司地区各族民众在共同拓展中华疆域、共同发展祖国经济、共同推动社会发展、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文中简称“四个共同”)的过程中,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土司制度推动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共同体向“自觉”共同体的转变,加速了西南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历史进程。     

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契合的法治基础

“中国”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根脉和基石,历史上不同族群的自由迁徙促成了民族交融共存的局面,而民族多元性又是中华民族认同的现实基础。我国是拥有独立统一的国家主权和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临时约法》和《共同纲领》为中华民族奠定了法治基础,同时,“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入宪,高度确认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国家认同和国家统一奠定了宪法基础,是对国家共同性纽带的维系和强化,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里程碑。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调适,坚持执政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原则。     

共生理论视阈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五维向度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基本逻辑是一个从"求同存异"到"聚同化异"的过程,旨在构建一个多民族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共生关系与共生状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效建构必须赋予"共生"的理念,以责任、族际、文化、利益、命运为共生单元的建构逻辑,进而推动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全面建构。     

让“意识”运转起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范式

从“两个共同”到“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理念深化，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目标衔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融入勾勒了时代背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所以能够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乃是因为其已经实现了属性“聚合”，集政策属性、制度属性与规范属性于一体，演化出独特的法治新功能。鉴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内含着立法现代化、司法现代化和执法现代化三个主要环节，面向未来，需要分别通过“技术在场”“方法在场”和“价值在场”三重变革，延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密切合作机制，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增强法治意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关联

法治意识是法律运行的认知基础和思想理念基础,法治意识强调以权利义务为线索,将普遍性置于优先地位,是国家意志的刚性表达。培养法治意识能够改善法治主体的政治品格、行为方式,促进良法善治。在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实践中,增强法治意识,有利于促进公民团结的向心聚集,确保各民族的共同责任担当等。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题,加强公民的法治意识,有利于引导各族公民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文明理念和行为方式,引导人们对“多元”的包容和对“一体”的追求。     

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层次和实践理路

新时代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价值主导层面创新形式、树立形象,引领“有形”;要在基础核心层面生成感悟、升华感情,激发“有感”;要在有力支撑层面强化效力、注重效果,着眼“有效”。这是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层次和实践理路。通过引领人们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伟业的认同向纵深发展,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伟业的全新格局,以更为广阔、创新、务实的视角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宏大的国家叙事不断添砖加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互构逻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都是中国共产党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都属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共同蕴含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基因,共同体现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共同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共同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铸牢思想基础、形成价值引领、凝聚团结伟力等方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指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铸牢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生态共同体提供重要举措和物质基础。二者之间形成了相互作用、同频共振的逻辑关联。因此,探究二者的互构逻辑、双向影响及互动的实践进路,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百年来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逻辑与铸牢路径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十九大写进党章的重大决策,是党和国家与时俱进的政策创新,并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的众多根据。而在这众多根据的背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在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百年以来的各个阶段,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策利益与政策认识的互动的逻辑:横向表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政策利益的物理空间与政策认识的思维空间的辩证统一,纵向表现为政策利益与政策认识为一致的自生、共生至同生的交叉并存的历史特征与趋势。这种历史特征与趋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反右扩大化和文革、社会主义建设等时期得以逐步完善,并发展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民族政策新战略。为实现民族政策新战略,应从人民本位上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从政治团结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联结,从经济合作上健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互动,从文化交融上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实现。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阈下改土归流的历程、原因及作用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实施的改土归流,不仅彻底废除了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特权,将国家版图内的人事权、财政权、军事指挥权、行政管理权、文化教育权等悉数收归中央,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过渡的关键环节。明清改土归流经历了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土司利益与王朝利益的矛盾、各地土司与辖区民众的矛盾,也有中央王朝通过改土归流以增加税收、朝廷命官与乡村民众要求改土归流等现实动因。改土归流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目标、凸显明清国家治理能力的进步、加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速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四者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改土归流的实施,不仅是推动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迈进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举措,而且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发生巨大变化。     

新时代“五位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命运共同体,与之相伴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繁荣昌盛的思想基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着眼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全过程,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我们要立足当代、立足国内国际新形势、利用优势、补齐短板、全方位的“五位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巩固民族大团结和各民族全面发展的胜利果实,保证中华民族永续繁荣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要素分析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这一重要论断指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方向,显化并增进中华民族内部的共同性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从以往民族政策内容来看,各民族的共同性包含“两个共同”的共享利益、“三个离不开”的共生关系、“四个共同”的共有历史、“五个认同”的共享价值。四方面的共同性不仅揭示了各民族作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历史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内在关系,也在发挥着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凝聚民族团结关系、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和正确价值观念引导的重要功能。在未来民族工作中,要通过系牢各民族的利益纽带、命运纽带、记忆纽带和价值纽带,深化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共生关系、共有记忆和共享价值,以此不断铸牢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协同理论视域下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若干思考

协同育人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趋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理论自洽性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应积极寻找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关联点,构建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实践路径与机制。当前由于主客观影响,协同育人还存在着教育资源分散化、教育内容同质化、教育功能割裂化等“巴尔干化”现象,并深刻影响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导致难以实现预期的育人效果。高校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要充分认识其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性,深化协同育人新思维,加强彼此协同与融通。要强化育人资源整合和课程建设,汇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主体合力。强化协同育人有效机制建设,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常态化开展。     

互嵌型移民社会构建研究

以宁夏移民社区为切入点,基于多维向度下各族移民互嵌的社会生活实践,尝试打通“互嵌式社区”到“互嵌式社会”研究的理论进路,理清民族互嵌式移民社会内部共同性与整体性生成的内在逻辑,探讨民族互嵌式移民社会与移民共同体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移民共同体如何团结成为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移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领会又对民族互嵌式移民社会构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此获得对“民族互嵌”理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宏大进程的新认识。     

“刘三姐”歌谣何以实现跨文化传唱——论共性记忆与共同情感交织中的共同体形塑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刘三姐”歌谣不仅凸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意蕴,更关联文化共享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等主题。基于文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定位的联结模式,“刘三姐”歌谣跨文化传唱可视为生成“同一个人、共同经验、共性记忆、共同情感”的意义链条,以完成情感共通和共同体形塑的过程。在此意义上,以共性记忆构筑文化共享系统、以共同情感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及以稳定文化基因铸牢共同体意识三者相整合,共同勾勒出理解“刘三姐”歌谣跨文化传唱的理论谱系,为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情感与心理基础。     

超越“民族—国家”理论：从“国家—民族”理论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民族理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必须符合本国国情,应超越西方式的“民族—国家”理论,从国家与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出发找回“国家”并给予其以民族之上的位置,即从“国家—民族”理论视角去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基础层次的民族关系、上位层次的国家全局、“国家—民族”关系互动下的中国式现代国家发展。同时,“国家—民族”理论并不是西方所言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强调国家利益、国家认同至上,将国家统一、政治一体奉为第一价值同时包容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新国家主义”,这一理念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也对当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和民族工作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现代价值再创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礼仪伦理认同路径研究

礼仪伦理是中华各族人民在修身、行事中所遵循的行为规范与价值准则，是各民族共情、共享、共生的隐喻纽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视阈下实现礼仪伦理的现代价值再创造，通过理论逻辑中蕴含的文明共同与“古今通理”、社会交往与“形神统一”、民族互嵌与“美好生活”，并以“礼”为核心在历史逻辑表达中构建了各民族在生活礼仪上的“互联共同体”、人生礼仪上的“纺绳共同体”和生产礼仪上的“命运共同体”，在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交织叙议中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中的礼仪伦理理念、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礼仪伦理维度、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礼仪伦理实践以及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礼仪伦理价值，呈现出礼仪伦理价值效能的实践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