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体性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导向干预

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对海量互联网数据的深度学习来生产信息,不可避免地带有数据提供主体所在时空的文化观念,因此,其生成的内容具有时空上的局限性和动态演化的特征。以大型语言模型ChatGPT和文心一言为比较研究对象,通过对真实的种族争议案例进行内容生成测试实验,从文化主体性角度探讨基于不同时空语料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的价值观差异。结果表明,基于中文训练的文心一言语言模型并未展示出与ChatGPT明显区分的当代中国公众所持有的文化主体意识。该现象与自21世纪初开始积累的中文互联网语料的文化主体性时间演化特征相关。据此提出,通过对语言模型语料库进行时间轴加权或复制训练以调整“时空折叠”,能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的价值观导向进行干预。     

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初学者: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如何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社会科学研究是近期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需求出发,通过具体的实例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偏误三个方面的具体表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总结和复现现有资料具有很大的优势,以其强大算力来预处理海量在线资料,可以帮助研究者节省信息搜索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难以对既有理论进行“阅读”后的“理解”,同时亦不擅长进行方法层面的优劣对比和新分析工具的开发。此外,在生成内容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偏见或者误差。背靠人类既有资料积累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谓站在巨人肩膀上,但由于其本身缺乏成熟的能动创新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仍然是一位“初学者”。如何引导和培养这位“初学者”,是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思考和完成的任务。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知识生产新形态——关于三阶知识生产的探析

知识生产是智能时代人类的“主业”，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深度地介入和改变人类知识生产的方式和内涵，使得“三阶知识生产”在既有一阶和二阶知识生产的基础上走向前台。三阶知识生产开辟了文本自动生成和人机对话等智能交互的新方式，可以对人在知识生产中提升效率以及获取灵感等提供强大的帮助，还可以取代人的一些传统的二阶知识生产活动，并为提升一阶知识生产能力拓展了新的路径。通过三阶知识来定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识论功能，有助于合理地评价以ChatGPT为代表的知识生产新工具的价值和意义。     

生成式人工智能前景下的公共性反思

以大语言模型为底层技术、以社交界面为互动方式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文本到文本”的转换工具以一种在社会框架支撑下进行的人机交互方式展现了出来。这是“一般智力”/“公共智力”在数字时代的最新发展形态：公共智能(Public Intelligence)。然而,在这个被构造出来的全新公共领域中,存在着一些风险：一方面,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超越了空间区域的限制,在新的公共场域内塑造了“数字化的普遍理性”;另一方面,由于AIGC缺乏自我标注,会重新作为数据来源进入新的生成,从而使知识的对象在不断自我引证的技术条件下被凝固。AIGC中的知识型结构是将符号之序通过AI技术的加持达到极化的表现,它通过算法塑造了一种纯粹的认识形式的领域。并且,过度依赖AIGC的知识生产还会塑造出知识拟象。这就需要调试人工智能技术和人的主体创造性之间的关系,从公共性入手促进人机和谐发展和强互惠。     

论生成式大语言模型应用的安全性——以ChatGPT为例

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的崛起，标志着人类向着通用人工智能迈出了巨大的一步，给人类带来更多的便利，但也将引发一些潜在风险。2023年4月11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研究者应对ChatGPT等人工智能语言模型进行负责任的创新，即在创新的同时对模型可能带来的风险具有前瞻性和更加深入的了解。针对ChatGPT存在的缺陷，我们要仔细考量大语言模型应用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安全性问题，从使用者、研究者、监督者三个角度分析降低ChatGPT造成危害的可能对策，并给出法律规制建议，从而促进更公平、更负责的大语言模型的发展。     

新神话主义视野下的拉图尔“共同世界”观

新世纪以来,文艺创作领域复兴神话主义的潮流愈演愈烈,体现在价值取向上是对现代性生活的反叛。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拉图尔有关“共同世界”的思考不谋而合。出于对主客二元论造成的人与物对立关系的不满,以及拒斥伴随之产生的线性进步式时间意识,拉图尔宣称我们从未现代过,这使其理论能够拉近神话时代与当今时代的距离。通过赋予非人类与人类同等的行动能力,拉图尔翻新万物有灵论。并以“盖娅”之名试图重绘共同世界的图景。尽管“盖娅”并非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母,但就强调不同行动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而言,二者仍旧存在相似之处。而为了促使共同世界尽快赋型,我们需要同神话时代一样,借以美学和艺术等诗性智慧,使自身对其他行动者的行动能力变得敏感起来。     

劳动替代危机下人机关系的颠覆与重建

生成式人工智能热潮再次引发社会普遍焦虑,主要体现为作为人类独有能力的语言与情感劳动的替代性担忧。导致替代焦虑的根源与传统的人机对立观有直接关联,即机器是作为人类主体的工具性存在,这种观点并未准确辨识人与技术的协作共生关系,难以有效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当代社会中角色的新变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重新辨析人的本质与人工智能劳动的角色,将人工智能从人类中心的权力结构中解放出来,寻求对传统人机关系的颠覆,视人工智能为与人类共生的存在者,在坚守人的本性基础上重建协同共生的人机共同体。     

人工智能推动舆论生态转型及其治理进路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推动了网络舆论环境的生态化转型,使得网络舆论热点的酝酿、发展与爆发环节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进而为智能媒体时代个体的信息接受与观点表达设置了新的“技术—文化逻辑”。具体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借由自动化信息生产、精准化算法推荐与情感化交互对话呼应了网络舆论在场景、主体与内容等维度上的发展趋势,在任务型知识生产与辅助型角色层面为网络舆论研究理论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舆论治理,须满足两个前置条件:确立技术向善的价值立场;科学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舆论生成、演化规律。     

面向Z世代的国际传播:历史、理论与战略

作为全球最大代际群体的Z世代，正通过日常传播实践深刻影响着国际传播格局。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进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向世界，需要开展面向全球Z世代的国际传播研究。全球Z世代既体现出“数字原住民”的共性，又存在区域国别差异，折射了世界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图景。研究发现，在历史层面，面向Z世代的国际传播可以追溯到社会学中的世代研究和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研究；在理论层面，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介技术等的相关理论为Z世代国际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战略层面，要开展面向全球Z世代的战略传播设计，构建面向全球Z世代的多元行动者网络，打造面向全球Z世代的对外话语体系，通过面向Z世代的精准化国际传播，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在e时代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信息”等的媒介理论,此理论曾迅速风靡欧美各国,极受褒扬,也曾受到激烈批评。而在经历褒扬和批评的起伏之后,在相当长时间内麦氏及其理论似乎退居于较少引起注意的位置。时过境迁,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络尤其是因特网的迅速崛起,人们对媒介技术的社会作用的关注再次出现高潮。本文将会谈到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理论和“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等,阐明这样一个思想:e时代将不仅仅是塑造我们的信息世界,“网络”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的组织结构,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可以将人的最大潜能得以释放,更全面的投入社会与自然中。网络时代人的发展将最后走向全面和自由。     

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知识生产的功用探析——借助ChatGPT和“文心一言”探究数字劳动的体验

ChatGPT和“文心一言”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产品，造就了人机合作进行知识生产（尤其是学术研究）的新形式。以探究数字劳动的含义为例，以人机问答的方式获得机器智能提供的答案，这展现了ChatGPT和“文心一言”可以辅助人进行学术研究的新功用，从而形成人机合作的知识生产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机器智能在提供资源的概括和简单的文本生成方面对人的知识生产提供高效的帮助，并通过人机问答的互动使这种帮助更具针对性和时效性。通过对机器生成内容的具体考察，深入体验这两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新产品的实际使用，也可以发现其明显的不足和局限，尤其体现在：由于受限于训练数据集和能够进入的学术资源数据库，其归纳既有知识成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与人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更不能替代人去进行原创性的知识创新。鉴于此，需要理性地看待智能机器为人类的知识生产所能起到的功用，既要前瞻性预测这一新型的人机协同方式对人类未来知识生产走向的巨大影响和积极意义，也要根据现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作机制，发挥好人在使用提示词等方面的作用，通过人的积极作为来调动智能辅助系统的潜能，在人机之间既有合理的分工又有融洽的互补式合作，来助力学术研究型知识生产活动的开展，并对人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始终保持足够的警醒。     

积极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文科教育的挑战

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人类引向AI辅助生存的环境中。文科教育视野应从面向现在转为面向未来，直面GAI对知识生产领域、学生就业领域以及应试教育根基的深度挑战。文科教育基本模式应从传承式文科教育跃升为创新性文科教育，兼顾专业训练的功利目标和素质教育的超越目标，尤其强调以意义而非数据为中心。文科教育创新性变革至少可以强调从博学转向慎思、专学转向通学、提升科学素养、熟悉技术工具、专业精品教育、意义扎根交往等方面，以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育领域的巨大冲击。     

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控策略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重大突破,尤其是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审视、预判和防范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环境下的意识形态传播具有可塑性、可量化性、个性化和精准预测性等特点。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意识形态传播的技术路径体现在技术与思想的耦合、预测性的算法推荐、个性化的话语创设和赋权性的网络传播等方面。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意识形态传播会带来算法歧视、数据失真、算法监控和算法反噬等潜在的风险。应通过统筹科技伦理规制算法推荐、设计主流意识形态驾驭算法、协调传播主体与客体的价值需求、强化大数据技术检测与治理等,加强对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意识形态风险的防控。     

道德行动体：人工智能新闻中的算法道德功能及其可能性

在人工智能新闻时代,智能算法深度嵌入新闻生产、分发和反馈环节,成为“人—机”互动中与人类主体相映照的非人类行动者,在人的知觉经验和行为实践上具有居间调解的道德意蕴。在对三种媒介技术观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可以从道德行动体的界定标准、道德主体的可能性两个层面分析算法的道德行动体功能。在技术调解理论下,算法技术具有成为道德行动者的可行性,判断的标准是在“人—技术”关联的情境中考察其意向性和自主性。算法技术混合意向性和自主性构成其道德主体的必要条件,智能算法在目前算得上是一种功能型的道德行动体。智能算法的道德行动体功能及其可能性分析,对于未来人工智能新闻伦理治理理念和路径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数智时代的“亲密”:媒介化亲密、亲密资本与亲密公众

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媒介的迅猛发展与日益普及，媒介生态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人类社会迎来了深度媒介化的时代，就连人们日常的“亲密”也被重新定义和形塑。聚焦数智时代的“亲密”,本文从可供性的视角出发，探讨当前以媒介为中介的亲密与媒介化的亲密。通过梳理归纳亲密资本与亲密公众的相关研究，理论性地阐释媒介逻辑以其强大的穿透力日渐跨越公私间的边界，实现媒介的传播功能、符号功能与经济功能，并参与社会文化现实的建构。秉持社会资本与劳动的双重理论视角，进一步考察数字亲密公众的培育、动员及其互动实践，从而概念化新媒体环境中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转化，并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结构相勾连。     

“异类”的交互与共生：媒介视角的人工智能

媒介视角的人工智能研究以人—机交互的外显行为为出发点，综合技术脉络与人文脉络的双重逻辑，探讨人类与智能机器系统性交互的特定意涵及社会影响。媒介的作用在于连接、交互、转换、生成，人工智能依赖人—机交互系统的机制与运作。“异类”的交互与共生，是人类与人工智能关系的核心点。异类智能数字接合形成的交互，数字系统中节点主体的共生，展现了智能社会新世界、新主体的一种样貌。     

世界社会理论：起源、进程及其在环境领域中的应用

作为新制度主义的分支之一,世界社会理论是由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梅耶及其追随者提出的,该理论从理性的外部文化视角出发,运用现代行动者的行为来解释世界范围内制度和组织的扩散现象。梅耶将现代行动者划分为个人、组织和民族国家,其中民族国家在行动者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世界社会理论指出,世界社会通过世界文化和关联进程来塑造民族国家的认同、结构和行为并帮助其实现外生性目标,世界社会的进程则在塑造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得以推进。最后,世界社会理论探讨了全球范围内民族国家环保主义的兴起,运用该理论对环境领域的问题进行剖析,有助于理解世界环境制度与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以及政策扩散对国家层面的影响。     

基于截屏界面的媒介实践与空间转向研究

截屏由于其应用的广泛性和技术使用的透明性,至今仍处于概念模糊的状态,作为一种“隐形”的数字文化现象游离于学术研究重心之外。截屏行为可被视为“空间化”的过程,即在日常生活中基于界面以空间面向为主导的媒介实践,在这个过程中,行动者的媒介实践转化为三个不同维度但有所重叠的空间形式,即复合空间、心理空间、社会空间。对于第一层的复合空间而言,基于移动设备的截屏穿梭于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此时是一种由“实”到“虚”的转换;而对于第二层的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而言,截屏则是通过虚拟空间“增殖”实现“人—人”的连接,从而实现关系/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     

教育技术的变迁与学习的变革

张义兵撰文指出,从教育技术学科发展史的宏观视角看,可以把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分为以印刷技术为代表的“前学科时期”,以视听媒介应用为代表的“电化教育时期”,以数字化媒介为代表的“信息化教育时期”。这三个时期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在不同的社会大背景下,教育、技术与学习呈现出不同的互动方式。教育技术的变迁并非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与之相应的是形成了三种典型的学习变革,即面向过去的知识复制式学习,面向现在的知识重组式学习,面向未来的知识创新式学习。     

人工智能和社会科学研究

人工智能属于通用目的技术,不仅能够引发产业变革,而且能够催生新科学研究范式。随着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应用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创新的前沿。数据的高维度、编程语言的强结构性和长程关联性、以参数形式表征的隐式知识库和预训练的结构重整带来新知识和模式发现,为社会科学研究创造出新的发展空间。同时,数据隐私、价值观和研究结论的“黑箱”化带来了人工智能在社会科学应用中的新挑战。如何把大模型的知识发现和基于研究者实践经验的探索式研究相结合,形成人机共生演进的知识生产方式,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人工智能应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