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族多元医疗体系与行为健康的医学人类学讨论

作为典型性的农业社会,哈尼族的医疗体系呈现出多元医疗并存的局面,分别是生化医疗、大众家庭疗法、草药和宗教仪式医疗的相互叠加。这也是我国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医疗体系的一个缩影,通过对其探究,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少数民族地区多元医疗体系共生共存的特点及其构建。探讨合乎当地民众的多元化医疗体系与模式,尊重多种医疗知识系统,协调不同医疗体系,让不同的医学体系融会,这也许是我国今后民族地区多元医疗体系构建的目标和方向。     

身体认知与疾病:红瑶民俗医疗观念及其实践

不同文化中的人群对身体和疾病有不同的理解,导致求医行为和治疗方式的多样性.基于身体认知和“自然”、“非自然”论病因观的文化逻辑,红瑶人形成了系统而严密的“神药两解”民俗医疗知识体系与实践,嵌入红瑶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分类体系和宗教信仰中.     

多元医疗的女性实践——基于凉山布拖彝族的田野调查

基于凉山布拖彝族的田野调查,本文以女性的主位视角对多元医疗的女性实践进行了深入揭示：凉山彝族女性有着不同于男性的疾病认知与分类;在治病实践中,凉山彝族女性发展出了一套与主观疾病分类动态契合的“择病而治”的治病策略,并据此形成了以家为中心、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的治病逻辑;当地彝族女性的多元医疗实践,是一个囊括了不同疾病分类、多样医疗方式、灵活治病策略及多重治病诉求的整体关联过程。多元医疗的性别维度,为多元医疗后续研究提供了可供对话的新视角。     

疾病认知与应对的调适路径探析--甘南那吾镇妇女的多元医疗实践

国民健康的维护是个人与国家共同追求的民生目标。健康的社会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发挥各自的作用并协调合作。政府政策的主导作用非常关键,而在个人自我治理层面,则需要民众在健康治理政策落实过程中充分发挥能动性。本文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那吾镇的妇女为例,分析其疾病认知与应对策略,探讨其不断发展的健康维护能力。研究表明,随着当地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她们的疾病认知日趋理性化,应对策略日趋多元化,源于地方性知识的疾病认知与应对策略是其健康自我治理意识与能力的体现。因此,我们需要在中华民族医疗文化知识的整体格局中去研究地方性知识对疾病认知与应对策略的影响。这样我们就能合理认识人们的自我调适能力,探索提升民族地区健康维护和健康扶贫整体效果的路径。     

凉山彝族“斯色那”疾病的传统表达与当代解释

凉山彝族传统社会对疾病没有明确的医学知识分类系统,医疗活动通常是信仰、仪式等文化实践过程的一部分。当地常见的“斯色那”疾病在传统毕摩文化体系中被认识、理解以及治疗,毕摩经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其来源、症状和治愈措施,成为彝人理解身体疼痛和病变的重要路径。“斯色那”虽是一种有关地方疾病的传统话语,但在当代社会的医疗实践中呈现出相对宽泛的定义和多元化的内容。彝人将许多外显的身体病变症状纳入到“斯色那”范畴,并以大致相同的疾病观点进行解释,“斯色那”如今是当地人在现代社会与不同疾病遭遇后产生的具有动态性的疾病理念。多元化的疾病理解方式既缓解了特定疾病给患者带来的“污名化”问题,构建良好的就医环境,同时也是患者及其家属寻求被治愈的不同医疗策略。     

多元医疗背景下藏族民众择医实践的人类学分析——以甘孜藏族自治州C村为例

择医实践是指当一个人感到不适，为了证实是否有疾病和为了减少疾痛为目的寻求帮助的行为，是医学人类学研究主要课题之一。由于社会文化背景、地理条件等因素，藏族聚居地区医疗模式显现出多元共存，与之对应，当地民众的择医实践也呈现出一种多元状态。正是由于人们多元择医实践的诉求、固守与调适，才推进着多元医疗模式在发展中适应区域群体的文化变迁、需求改变而日趋完善，由此医疗模式与择医实践形成了互动、互构关系。     

宗教文化浸润中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政治发展研究

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根植于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的宗教文化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民族成员的政治认知与政治评价,并成为乡村政治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在民族地区乡村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以积极的心态关注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以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各民族日常生活实践中体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日常生活是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制度结构中最深层次的连接处。历史上各民族人民由于战争、商贸等原因流动迁徙，在一些地方形成居住空间上互嵌、生计上互补共生的多民族聚居区。各民族个体社会成员在日常实践中通过语言使用、礼尚往来、节庆参与、婚丧嫁娶、交友等彼此交往与交流，不断打破区隔，增加共同性和认知关联性，在彼此的互动交融中凝聚共识，建立起跨民族的相互依存与情感依恋关系。来自不同地方的同一民族人民通过公共文化空间的塑造和拟亲关系的建立，实现内部认同与精神文化支撑的合力；同时，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人民又通过日常生活实践中中华教化的塑造，实现本地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合拍共振，从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本文通过考察各民族日常生活实践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现，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路径。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边界表达与可行路径——基于民族地区4省12个乡镇的调查

基于2022年8—10月在青海省、甘肃省、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12个乡镇开展的“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调查所收集的935份农户调查问卷,以及针对部分农牧民、村干部、乡镇和县级领导干部的深度访谈资料,在综合考察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认知和理解基础上,借助实地调研案例深度呈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践的多维现实表征,重构建立在增长主义视域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践的逻辑,审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表达与边界约束,最后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可行路径,冀求突破“增长的胜利”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标准路径”。     

转型期民族地区村规民约基本类型与评价标准及其优化——基于宁夏五村村规民约文本

村规民约是民族地区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机制,在转型期民族乡村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对宁夏五个行政村实地调研后发现,民族地区村规民约构成内容复杂、形式多样,兼具地域性与政治性。就其类型看可分为教化型、惩戒型、激励型,故而在评价标准上不能单一。应以法政策和法理论的评价体系为参考,形成内容合法性、形式合理性、程序参与性的多重评价标准。针对各个类型的村规民约在治理实践中的制度偏差,可从内容合法性与合理性、形式丰富性与完整性、程序参与性与激励性三方面予以优化。     

西南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及其防范机制研究

西南民族地区是传统集中连片贫困区域,后脱贫时代的脱贫成果巩固和乡村振兴仍然面临严峻挑战。脆弱的农户生计资本、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未形成规模优势的农业生产、反复无常的疫情风险等,给巩固脱贫成果和全面乡村振兴带来挑战,西南民族地区的规模性返贫风险依然存在。与个体农户的家庭突发风险不同,规模性返贫风险具有涉及人口数量大、覆盖地区广、发生机率高、溢出风险多元及难以防范等特征。民族地区的规模性返贫风险必须以预防为主,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同时注重扶贫治理的长效机制。规模性返贫风险防范首要积极建立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其次应依托乡村数字化治理平台进行新脱贫人口的返贫预警系统;另外还需在民族地区建构托底发展型的社会政策体系,保障民族地区民生事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最后应建立上下联动的民族共同体发展格局,提升民族地区韧性发展集体规模优势。     

乡村产业的发展韧性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基于散杂居地区民族村落的实地调查

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韧性是指民族乡村产业在面临内外环境变动时,借助于当地某些特定的关键性要素,维系自身持续发展或创新发展的一种主动解决问题和自我调适的能力。调查发现,M村在产业类型、用工、合作、经营等方面形成独特的韧性。关系网络、社会组织、民族文化、治理体系等关键性要素,分别呈现出产业发展韧性的生成逻辑。当前,正确引导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韧性,由此激发其内生动力,对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略论中国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的主要特征、类型及其演化

在中国民族地区经济中 ,乡村经济仍占很大的份额。本文着重研究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的特征、类型和变化趋势 ,并以劳动就业的主体模式为标准 ,构造了由非集约的耕猎或耕牧结合型乡村经济、畜牧经济或牧农结合型乡村经济、集约农耕或种养结合型乡村经济以及农工商复合型乡村经济组成的四种类型体系。文章认为 ,在民族地区 ,这些类型都在演变的过程中 ,而农工商复合型乡村经济类型将可能成为其他各种类型演变的方向     

“优师计划”背景下民族地区高素质乡村教师的培养路径

国家发布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简称“优师计划”）,作出大力培养民族地区高素质乡村教师的具体部署。但现有的教师职前培养、职后培训和组织保障等方面与实际需求不匹配,不利于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陷入“优才难育”的困境。培养民族地区高素质乡村教师需要优化实践路径。一是培养目标定向民族地区乡村教育。针对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的特殊性,在目标定位、目标内涵和目标评价上坚定师范生爱教、乐教的理想信念,涵养师范生到民族地区乡村学校长期从教的职业情怀。二是课程体系服务民族地区乡村教育。构建“师德养成+师知传承+师能培养”的师范生课程体系,将“向农性”课程有机融入各个课程模块,强化乡村理解教育,助力师范生适应民族地区乡村教育工作。三是实践教学融入民族地区乡村教育。建立健全师范生实践教学体系、教学技能训练机制和“双导师”制度,深入实施乡村“田野”体验式研究,培养知行合一、扎根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的教师。四是协同育人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教育。构建师范院校、教育行政部门和乡村定向学校三方协同的教师教育共同体,给予师范生专业化、个性化和本土化支持,助力师范生成长为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的良师。     

城市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研究——以青海省西宁市为例

研究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必须深入考察多民族地区不同民族社会文化交往状况,从而发掘影响民族正常交往的隐性因子.在民族众多的西宁市,不同民族在交往中仍然存在远近不等的民族心理距离,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民族文化特别是宗教信仰的差异及人们对他民族文化认知的偏差,同时这种现象也是多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相互调适中的必然现象.当前,和谐与发展是多民族地区的主题,消除民族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加强民族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就显得十分重要.     

论毛泽东、邓小平民族发展观的基本原则

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繁荣，是推进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毛泽东、邓小平两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他们都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在长期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自己比较系统的民族发展观，回答并解决了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发展和发展的道路、发展的途径、发展的方式等一系列问题，对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尽管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不同历史条件和不同发展时期形成的民族发展观，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参与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作为“铸魂”工程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当前,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中呈现出传统文化传承断裂、落后观念仍然普遍存在、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其中乡村人才缺乏以及乡村人才如何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是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新乡贤作为乡村精英理应成为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有生力量,并可以基于自身情怀、责任及资财禀赋,通过嵌入式“在场”参与到乡风文明建设中,如通过开展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活动提升乡村民众的文化自信,通过挖掘和弘扬乡村礼俗促进乡村善治,通过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的实践等,由此助推淳朴民风与和谐乡风的形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古代维吾尔医学及其东传

维吾尔医学是一门独立的历史悠久的医学科学。它既不同于古希腊医学,也不同于古印度医学和古阿拉伯医学,它是维吾尔族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生活实践中,在与各种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的积累和总结。这门医学经过与兄弟民族医学的广泛交流,逐渐形成了其较为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和独具特色的临床治疗经验。维吾尔族医学和其他民族医学一样,是中华民族医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古维吾尔医学丰富的理论与实践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维吾尔族从远古石器时代起,就已经开始从事原始医疗活动了。维吾尔族的…     

民族地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例

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在“三治”基础上增加“政治”与“智治”,构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不仅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还是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通过对云南省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的案例审思,剖析民族地区脱贫乡村治理目前仍存在的现实矛盾：治理主体的逐利性与治理事务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治理手段的先进性与村民思想观念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硬治理的外嵌性与软治理的内生性之间的矛盾。在深入分析“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动因,论证“五治”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遵循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规范—治理目标为治理逻辑的“政治”“自治”“德治”“法治”“智治”融合的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基于治理实践,提出合理划分主体权责和保障程序公正、转变旧有思想观念和提高治理主体文化水平、强化宏观法律保障和兼具地方柔性约束等解决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现存矛盾的路径。     

从脱贫到振兴：民族地区人口内生动力的理论缺口与研究

个体内生动力归根到底是人格动力的议题。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接续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使民族地区人口自身具备持续向上提升的内生动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需要和认知两个视角来厘清西方的动机理论,发现其深具西欧与北美白人社会的文化价值与色彩,这些理论与中华民族地区的现实之间存在着“接口悖论”。故而民族地区扶贫与振兴语境下的“内生动力”,有别于西方心理学语境中自我决定理论所指的“内在动机”,它是一个中国化的心理学概念。从科学哲学的视角来看,若要为民族地区脱贫与乡村振兴提供有效的心理学理论,采用行动研究来构建民族性或地方性知识不失为一条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