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空间主权的理论基础与中国方案

“网络自由”“网络霸权”“网络军备竞赛”等凸显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危机,“多利益攸关方”和“尊重网络空间主权”两大模式在博弈中走向共识,“网络空间主权说”从学说走向国际认可。网络空间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是主权国家在网络空间的最高权力,包括管辖权、独立权、自卫权和平等权。网络空间主权的行使对象是领网,领网作为国家数字新疆域,成为国家领土的有机组成。信息基础设施是领网的物理存在,网络空间是领网的具体内容,以传统领土疆界划定领网边界。维护网络空间主权的“中国方案”包括“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论、“尊重网络主权”原则和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落实“中国方案”的国内法建构包括在宪法中明确宣示“尊重网络主权”,制定《网络空间主权法》,国际适用路径包括将“中国方案”纳入联合国共识性报告,正式确认网络空间适用《联合国宪章》,建立维护网络空间主权的国际规则体系。     

大数据时代国家信息主权的确立及其立法建议

国家主权包含国家信息主权,国家信息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必然延伸。网络空间被视为一个"新疆域",但是网络空间中的信息规制并不应当是"法外之地"。网络主权原则是我国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参与网络国际治理与合作所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网络事件造成的不安全因素严重侵害了国家信息主权安全和政权运行,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的传播给传统国家主权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每个国家在其信息领域的主权利益都应当受到保护,信息领域内不应当有双重标准。国家应当排除外来信息干涉,独立自主地行使本国信息主权。     

网络自卫权行使的理论依据与建构

网络安全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正常国际秩序的维护.网络风险的预防及网络自卫权的行使是近年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美国通过"密集式"立法、"先发制人"的预防战略和"集体性自卫"的国际合作方式在全球网络空间博弈中先行一步.为构筑网络安全防线,合理行使网络自卫权,中国可借鉴美国实施网络自卫权的实践经验,基于实情完善网络安全立法:将重点放在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与转变现行单纯的防守型自卫战略上;将网络空间细分为"领网""专属网"和"公网"三种,分门别类进行针对性管治,严格遵守自卫权的行使条件;推动国际反恐条约的缔结和国际反恐联盟的建立,以保护国内外的网络安全.     

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之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对“网络空间”安全治理规则提出的“中国方案”，在制度上可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予以构建。国际层面，在确立以平等尊重为基础的国家网络主权适用法理的前提下，采取以合作共赢为目的的实施方略，进一步建立并巩固与各国的合作关系，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营造出良好的国际大环境。国内层面，在党政结合的国家主导型统筹框架下构建政、产、学、研四管齐下的统筹体制，以确保获得强大“网络空间”的能力。     

当代网络空间国际政治权力格局探析

当今世界,随着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传统国际政治领域的权力竞争已经涉足网络空间。互联网技术传播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各国对网络空间战略地位重视程度的差异性,导致了网络空间各国综合实力的参差不齐,而这种层次性使"金字塔"形网络空间国际政治权力格局的总体轮廓日臻清晰。了解网络空间国际政治权力格局的基本特征、分析其生成因素、探讨中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政治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与处境以及提升我国网络空间国际竞争力等,关乎中国未来国家安全、发展与稳定的长远大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网络空间的基本法律问题

国际社会对网络空间进行法律规制的热情一直在升温,但网络空间作为独立于真实社会而存在的“虚拟空间”的性质使得各国立法进程充满艰难.目前对网络空间的基本法律属性主要有基础设施说和领域说,基础设施说认为网络空间作为国家基础信息设施而应以国家财产的方式进行保护,中国目前采用此种方式;领域说为美国所提出,认为网络空间应该作为国家主权新的领域.当前关于对网络空间进行法律规制的主要理论包括:网络空间自主权说、管辖相对论、网址管辖论以及网络主权说.每种理论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仍无法妥善解决网络空间中国家主权范围的划定.技术革新、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国际司法合作的拓展应是规制网络空间实现信息安全的长期努力方向.     

网络空间司法管辖权研究——美国“最低联系”管辖理论的启示

网络空间的全球无边界特点及其虚拟性等特征 ,决定了各国法院在网络空间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复杂性。“最低联系”理论是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形成的管辖权理论 ,它使人们在看似虚幻的网络世界中找到了与法院地行使管辖权相联系的实实在在的连结点 ,无疑对国际社会确定网络空间的司法管辖权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多重场域原理的网络空间主权生成逻辑

网络空间是人类借助科技进步不断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空间,在研究网络空间主权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其技术属性。借鉴网络工程中的原理,可以将该空间解构为由物理域、逻辑网络域和社会域构成的多重场域,各个场域相互关联且相互作用。根据历史上主权在其他空间中的生成规律,网络主权的生成也需要满足几个要件:对主权必要性的共识、对主权边界的确定、国家对主权边界内疆域的控制、国家对来自主权边界外侵略行为的及时、有力回应。目前,随着各国对网络空间的控制欲不断增强,这些要件在各个场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即便现有的技术条件对于主权的正式建立仍不够充分,未来的技术体系迭代也有望与之适应。因为不同实力、不同类型的行为体都将认识到,网络空间越发接近于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改变无政府状态,共建以国家为主导、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体系,才是符合各方利益的最好选择。     

脆弱制衡还是韧性共存——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模式探索

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是全球战略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网络与现实空间结合的不断深入，网络空间不稳定因素对战略稳定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不断显现，网络时代如何维护战略稳定成为国际安全重大议题。因此，应立足于全球战略稳定视角来探讨网络空间对现实空间和平与安全的影响，避免陷入单纯网络安全分析。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分析框架应突破传统核战略稳定思路，针对不同类型安全问题采取不同稳定模式。在网络空间中，既可利用共同脆弱性实现制衡，也可凭借安全韧性实现共存，这两种特性构成脆弱制衡与韧性共存两种战略稳定理想模式。在大国竞争背景下，中国应结合当前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有利与不利因素分析，在不同层面灵活采取脆弱制衡与韧性共存两种模式，推动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发展。     

刑事电子数据跨境取证管辖问题研究

电子数据跨境取证模式目前主要有数据存储地模式和数据控制者模式,若两种模式不加改变,单一适用于我国司法实践皆存在种种不足.现从技术角度对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进行划分,确立"物理层"之上作为网络空间的取证管辖领域;以属人管辖为理论基础,采用网络用户及其行为作为判断取证对象的基准,确立网络最小管辖单位;在明确取证边界与取证对象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网络最小单位管辖模式".确立"数据存储地管辖模式为主,网络最小单位管辖模式为辅"的取证管辖模式,对于维护网络空间主权、消除单边取证风险、制衡数据大国长臂管辖具有重要的意义.     

超越“国家利益”:对经济主权概念的反思与重塑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社会已经成为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家在行使经济主权时不仅应从本国政府利益出发,更应该基于一种国际主义视角,构建一种“负责任的主权”观念.应当在行使国家具体权力时,充分考虑本国民众、他国民众、他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的各种诉求.透过构建与运用各种国际经济机制,进行“善意的国际合作”,最终达到促进国际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以及防止本国利益群体通过寻租行为而扭曲国家政策选择的目的.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与用户基本权利保护

随着网络空间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一直在寻求一条既不阻碍技术进步,又能维护国际网络空间用户基本权利的道路。围绕个人隐私、平等接入、信息审查、技术犯罪等问题产生的国际分歧,其本质是不同主体对技术和网络信息接入控制权的争夺。网络空间用户基本权利保护规则应坚守人类尊严的价值底线。我国主张国际网络空间用户基本权利保护应以实现人类共同利益为宗旨,坚持网络主权原则,主张非政府主体应承担保护网络用户基本权利的责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论是对网络空间主权上的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有力回击,将有效维护基于网络空间用户基本权利的国际法秩序,同时指明了国际网络空间用户基本权利保护的正确方向。     

论网络空间发展中的我国文化安全问题

网络空间发展一直存在着关于文化安全的问题。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凭借其科技的优势与话语的霸权,影响和干预我国的文化安全。在我国自己的网络空间文化建设领域,也大量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影响,社会主义制度受到怀疑、“恶搞”等低俗文化现象。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已给我国的文化安全带来一系列隐患。因此,牢固树立网络空间领域的文化安全意识,捍卫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空间文化内容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努力构建网络空间文化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处理好网络空间文化发展内容的主旋律与多样性的关系,遵循网络空间发展的科学规律,不断推进网络空间发展领域的科技创新,始终按照文化发展规律,建立文化发展安全法律保障体系等就是我国维护网络空间文化安全的积极对策。     

日本网络安全体系的布局、特征及其启示

网络空间治理和网络安全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治理与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IT立国战略"背景下,日本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建立了一整套颇具特色的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在对日本网络安全体系结构和特点进行探讨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其网络安全战略观和国际化策略背后的实际动机,以及从中折射出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于网络空间主权的态度,提出对于我国网络安全体系建设的启示.     

网络无政府状态的诱因与治理

国际社会因为缺乏超越国家的权力、执法机构与税收,仍处于无政府状态,网络空间尤其如此：由于互联网本身的技术架构缺陷与文化秉性(先天之手)、网络主权的利己主义(有形之手)、科技寡头的垄断竞争(无形之手)等三重因素,叠加创新技术迅速出现与规范滞后的落差,导致全球网络空间较物理空间的无政府状态更为严重和普遍。由此导致的治理赤字较物理空间更严重,其缺乏物理隔绝的特点会使风险和威胁往往一点突破就全网流散且影响持久。为此,要通过资本驯化、政治制衡与技术向善等路径来减轻无政府状态的弊病。     

网络信息治理的特质、挑战及模式创新

随着互联网的媒介属性日益彰显,网络信息治理面临日益复杂的局面。网络空间的传播变革,是推动网络信息治理的源动力。从目前来看,网络信息治理将面临三大挑战:能否达成或达成多大的价值共识,将决定网络信息治理的方向;如何防范或破解网络信息传播垄断集中的趋势,将决定网络信息治理的效度;如何划分公权与私权的界限,将决定网络信息治理的前景。治理模式的创新与优化,是推进网络信息治理的根本之举。从宏观层面而言,网络信息治理必须打破区隔化的规制思维,探索构建具有最大价值共识基础的多中心复合共治模式。从微观层面而言,推进网络信息治理模式创新与优化,需要不断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进程,探索构建权责明确、边界清晰的规则体系;需要不断完善网络空间治理生态,推动多元主体间形成相互依托、相互制约的良性互动机制;需要积极融入全球网络治理体系,建立内外联动、科学理性的舆情分析与风险评估机制。     

民国时期东省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比较分析

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是民国时期中国政府针对地方特殊情况而设置的两个省级政权机关。虽然二者在授权主体、设置的历史背景、权力行使程度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都与中国在世界大战后扮演的角色以及国际与地区间军事政治格局变化相关联,都是中国政府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加强对全国的统一领导而设置的特殊行政机构,都设有庞杂的组织机构且内部矛盾重重。尽管如此,二者在民国时期中国地方政制建设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分析

国际政治中的理性合作是国家理性引领下的国际合作。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是追求海洋主权独立和理性解决冲突、坚持新义利观的双多边合作，是以推动和发展全球海洋科学治理为目标的多元、包容、开放的合作。美国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部分邻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的领土、岛礁及海洋权益之争，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给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进入新时代，以中国“国家理性”引领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稳步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理性合作的制度性安排，理性应对各种挑战，以推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理性合作的最佳路径选择。     

习近平关于网络空间治理重要论述的研究综述

网络空间治理是实现网络空间安全的基本要求,也是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网络空间治理工作,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和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高度,深刻阐明了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形成了内容丰富、结构完整的思想体系,科学回答了网络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核心内涵和实施路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集中体现,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入研究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空间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贡献,是新时期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指引,也是推动网络空间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     

论网络政府的转型——基于网络空间膨胀的中国视角

网络政治学首先介入的研究对象就是网络空间。在当代中国,网络公共空间成为信息交流、公民批判和政治参与的重要公共领域,而网络空间中安全、秩序等问题的出现也成为当代网络政治学必须持续关注的命题;同时在网络空间膨胀过程中,网络空间秩序和网络空间倒逼带来的公共舆论与公共安全治理困境在一段时间内仍将困扰网络空间发展和网络政府发展。网络空间治理必须同时解决网络空间中的政府治理问题与网络政府治理中的网络空间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网络空间发展与网络政府转型的双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