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隐遁、新生-丁玲女性文学创作的三个阶段

本文运用女性主义批评原理,围绕丁玲女性文学的创作,将其创作鲜明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出走--颠覆与重置;隐遁--无性与雄化;新生--"女人--人"的转化, 并就每个阶段的女性特征进行了分析.     

从莎菲到杜晚香——女性文学视界中的丁玲小说

二十年代末,上海某杂志要出版女作家专号,向丁玲约稿,丁玲拒绝道;“我卖稿子,不卖‘女’字。”不管作家的意愿如何,“女性文学”接纳了丁玲的创作。判定作品是否属于“女性文学”,主要看其是否具备女性文学的特征。女性文学的特征绝非阴柔之美等表层形态,主要在于表现“女性意识”的内在底蕴。丁玲“不卖‘女’字”,正曲折流露了她感觉到自己与男性的性别差异而企图与男性作家一道驰骋于文坛的愿望,这正是女性争平等、争人格、争自主的意识的流露。     

论丁玲对现代女性解放的探寻与反思

作为后"五四"时期强势崛起的女作家,丁玲实现了对"五四"女作家的超越.她将自己定位于"现代女性"身心解放的探寻者,在中国社会革命的不同时期,赋予女性解放以不同的时代内涵,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特色相当鲜明的女性作家.综观丁玲的女性题材创作,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条完整的女性身心解放探索轨迹:现代的女性需"独立"→独立的女性应"革命"→革命的女性要"自强".在丁玲看来,现代女性的身心解放与社会时代的变化发展紧密相关,其出路需要不断调整并走向深入,不仅从个体精神意识上,还应从文化体制上寻得彻底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丁玲无疑是中国现代女性命运探索之第一人.然而,丁玲笔下的女性毕竟是社会时代气候下的女性,裹挟在中国社会转型、阶级革命、政治斗争的洪流中.身为女作家而要参加革命、要介入政治,使得丁玲不得不同时进入文学和政治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圈子.这两者的冲突与融合虽然使丁玲的作品有了新的思考点,但其艺术个性却受到了损害.丁玲努力尝试调和其女性自我意识与社会政治身份的矛盾,但事实上却难以缝合两者之间的裂缝,建国后丁玲的创作即是明证.     

丁玲的创作与女性角色的定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丁玲是一个颇具魅力而又不断争议的女性作家。纵观她的一生 ,2 0世纪中国历史的每一次重大变动 ,几乎都会影响到丁玲 ,丁玲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影响。在思想、生活、创作上 ,丁玲始终与 2 0世纪的中国社会粘在一起。从丁玲在社会变动中的创作和女性角色定位来阐述她在 2 0世纪女性创作、女性话语世界建构中的独特作用 ,是很有意义的     

丁玲与左翼文学

笔者所用的左翼文学概念,是指由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论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1930至1936年“左联”六年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由30年代初直至“文革十年”文学的终结。丁玲是以女性身份加盟左翼文学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丁玲一生的创作与左翼文学的兴衰发生了半是主动半是无奈的纠缠。她创作上的成就和局限及种种矛盾的困惑,都不可能离开左翼文学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而得到合理的阐释。笔者通过她的两组作品及两种写作身份的转换轨迹,从文学与政治与性别及语境与选择切入,从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方面对丁玲创作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读。     

论丁玲小说创作的女性主义倾向

丁玲是中国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在她一系列以富于叛逆性格和反抗精神的现代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里,充溢着追求个性独立,维护人格尊严,与封建道统和男权社会绝不妥协的抗争进取意识,表现出鲜明而深刻的女性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构成了丁玲女性主义小说创作最主要的魅力和最重要的价值.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研究综述

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最初的直接评价是 194 8年冯雪峰“发现”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研究综述　　　　　　　　　　　　　　了这一小说的主题意蕴和人物塑造的重大价值。 5 0— 70年代许多日本学者关注其创作特点 ,他们的阅读具有明显的自我反省色彩 ,而中国学者则从政治革命视角理解这一小说并走向极端化。 80— 90年代的研究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冷峻的多样性气象 ,直接关注这一小说深层性的创作本身的问题 ,甚至置放在现代女性文学的美学特征、心理现实主义、欧美现代小说、潜女性话语的新境界上进行新的认识     

丁玲与萧红比较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丁玲与萧红是两位女权意识非常鲜明的女性作家。在对女性的书写中,显示出不同的个性特色。两位作家在创作中不约而同地坚守着女性的写作立场,表现出极其鲜明的女权意识,真实地传达出中国妇女在性别歧视的社会中所承受的压迫与摧残,对占据主宰地位的男权观念进行了愤怒的控诉与决绝的批判,从而在中国女性文学的空间中形成了艺术奇观。     

丁玲与文学讲习所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把文学全部纳入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轨道,新政权逐渐建立起一整套的制度体系.1950年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就是为巩固这一制度而设置的.文学讲习所开办七年,先后开设四期五班,被人称为文学界的"黄埔军校".丁玲奉新政权之命创建文学讲习所.随着丁玲被定为"丁、陈反党集团"首要分子而遭到打击,文学讲习所也解体.     

扼住命运的咽喉--丁玲《母亲》的女性主义解读

丁玲的<母亲>以一个弱女子成长为自主、独立、主体的女性过程,揭示了女性在生存的关键时刻,扼住命运的咽喉,挖掘生命的潜力,从而超越生命;启示女性只有以主体的姿态,自我把握,敢于承当,才能实现人生命运的转换."母亲"具有的"男女平等"的性别信念及其具体作为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觉醒了的中国现代女性卓越的性别自觉,更为新时期女性走向自我的全面解放提供了行为借鉴和全新的精神力量."母亲"对"女儿"成长的巨大影响启示女性尤其是母亲应以自己自强独立开放的人格素质影响下一代,同时丁玲母女之间的这种"朋友"与"知己"关系更是新时期"母女"关系的有益借鉴.     

丁玲精神世纪长存--迎接丁玲百年诞辰

丁玲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家,中国妇女的榜样和模范.她给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笔重要的财富,不仅仅限于她撰写的近三百万字的各类脍炙人口的著作,更重要的是凝聚和体现在这些作品及她一生言行中的高尚风格和品质.它们集聚和表现为丁玲精神.丁玲精神是巾帼精神的完美体现;丁玲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代表;丁玲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丁玲精神是人类理想的写照.     

潜在的“男权”——对丁玲创作中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

丁玲的创作生涯与中国近现代革命、思想与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有着密切联系,她的生命轨迹与中国女性在解放道路上的缩影交织着。丁玲自始至终以现代女性的姿态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女性经验付诸文字与思想,塑造了一大批女性人物形象:觉醒的五四女儿梦珂、莎菲,在革命边缘生存的美琳、玛丽,从事革命工作的三小姐,处于革命体制中的贞贞,陷于阶级斗争中的黑妮等。表面上看是社会机制的不完善、革命体制的规约、阶级斗争等对女性造成压迫,给女性解放带来阻力,但丁玲自始至终为读者展现了一条男权中心主义的线索,不管披着何种外衣,男性主体的男权意识始终是压迫女性的最直接的武器。在对女性主体性的积极建构之外,丁玲对男权的解构、揭露与批判构成了丁玲思考妇女解放问题的另一个支点。     

丁玲厦门时期的文学创作观念

20世纪80年代,丁玲两度来到厦门,其间著述颇多,并多次发表讲话和接受访谈.这些记录表现丁玲重返文坛后的许多重要文学创作观念.她反思中国新文学的意义,同时也反思自身文学创作的意义.丁玲在厦门时期认真梳理、总结了自己的文学历程,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观念:作家要深入生活,要创作富有政治意义的作品;提倡大众文艺,扶持青年创作等.     

丁玲与延安文艺

对于丁玲来说,生命的辉煌与劫难都与延安文艺时代密不可分,延安文艺时代成就了丁玲,也为其以后的劫难埋下了伏笔。通过丁玲与延安文艺的建构、碰撞、融合关系的梳理,不难看出丁玲为延安文艺的建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由于丁玲自身个性主义与政治意识的纠结也在无意间对延安文艺的一体化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阻滞。     

大文学视野下的党员作家丁玲

评价丁玲及其成就不应局限于“纯文学”的狭小视野,对这样一个“现象级”人物应以大文学乃至文化的视野予以研究和评价。丁玲一直是将精神追求看得高于物质享受、追求最大限度精神上自我实现的人,加入党的事业使其找到了突破和超越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佳方式。丁玲的人生追求体现于其不同时期的作品中,给这些作品带来不同于他人的思想蕴含、精神气质、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中共党员”这一身份对丁玲的人生与创作来说都至关重要,应从丁玲的党性与政治信仰、从她对文学功能的理解来解释其晚年言行。靠近政治给丁玲的人生之路带来了曲折和磨难,极“左”路线使她失去了二十多年宝贵的创作时间,但另一方面磨难与底层体验也成全了她,给她的作品带来独有的内蕴和意味。     

丁玲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破解丁玲研究之谜

丁玲早期参加过无政府主义者们组织的活动,也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有过密切接触,因而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其早期作品对超拔于世俗生活之上的性爱乌托邦的追寻,标志着中国性爱小说走出了五四"爱情-婚姻-家庭"的世俗程序,进入到一个新的精神空间,使中国女性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丁玲前期小说的女性话语建构

丁玲的前期小说通过对男女两性人物关系的颠覆性设置(男性成为女性的审美对象、欲望对象、价值评判对象),女性欲望(性自由取向、性与爱相统一的情爱追求)的激越性表达,女性情谊的抗议性诉求,建构了与"五四"时期寻求与男性结盟以反抗父权文化的女性文本截然不同的话语形态。     

丁玲和张爱玲"欲望化"书写的比较研究

作为女性主义作家,丁玲和张爱玲以女性体验书写女性欲望,探讨五四运动以来女性的困境及突围策略。但她们对女性欲望的聚焦点不同：丁玲聚焦于女性精神欲望的发展,张爱玲则聚焦于女性物质欲望对于女性生存的本体意义。她们的写作在时间上连续,在内容上互补,共同凸显了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女性欲望化诉求之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     

“思来又想去，还是延水甜”——三论“丁玲精神”

丁玲作为我国现当代著名的女作家、革命家、活动家,是延安精神的杰出代表;她在延安前后生活、工作、战斗了近9年,这是丁玲精神形成和成熟的最重要的时期、关键时期。丁玲是延安精神形成、发展的参与者、实践者;延安精神构成了丁玲在不同时期重要的、突出的个人品性,成为丁玲精神的核心和灵魂。     

丁玲与四十年代海派女性小说

丁玲女性小说表达了现代女性在精神退场、欲望泛化的都市男性中心社会里对理想爱情神话追求的幻灭。其小说充满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觉醒,双重痛苦——希望的同时在失望,进攻的同时在退守,建构的同时在解构。对于40年代海派女性小说影响深远,施济美、张爱玲、苏青等无不从她那里汲取过艺术的营养——思想资源和艺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