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头”到“码头”：码头名称流变考

码头名称的流变,主要是由一词多义的“马头”向一词一义的“码头”转变的过程。这一名称的转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马头”一词被赋予了舟船停泊之地的含义,同时也被视为码头得名之始。其次是明清时期,码头在功能完善和形制变化的影响下,“码头”的用法开始出现,并与“马头”一同表示舟船停泊之地,于是出现了两词并用的情况。到清代以后,“码头”开始成为主流的表达用语,而“马头”则逐渐退出使用,码头之名最终得到统一。码头名称的流变也带来了两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方面是消除了“马头”的歧义理解,另一方面则是统一了码头之名的书面表达。通过对码头名称流变的把握,我们在研究具体码头问题时,就不能以名称变化而割裂其历史源流,也不能忽视对码头其他名称史料的使用。     

戏曲音乐若干基本概念界说

腔为口中所唱 ,或为语音、乐音合一 ,或仅为乐音 (旋律 )。其使用单元为腔调 ,腔调族群为声腔。戏曲原指戏中之曲 ,后指唱曲之戏。戏中之曲初为南北曲 ,后逐渐扩大。南北曲的使用单位是曲牌。不同曲牌各有“特定样式” ,经文人规范的曲牌主要“特定”在文词格式而不在腔调。板式既指板眼形式 ,也常指“板腔”。“板腔体”强调以板式变化推动音乐展开 ,其音乐发挥胜过“曲牌体”。乱弹可泛指清代民间俗腔俗戏 ,也有种种狭义用法。现行“剧种”划分因“戏”、“曲 (腔 )”两种成分的交错而显得复杂 ,地方观念更对剧种划分有过很大影响。地方戏多属外来之戏“地方化” ,但该种地方化常不彻底。     

“花儿”与《诗经·国风》

青海和甘肃南部一带,很早就流行着一种民歌,叫做“花儿”或“少年”。对于它的这种名称的由来,一般都不太清楚。这种民歌,原来流行于青年男女之间,其内容完全是表达男女青年之间的恋情和往来的。其中男方被称为“少年”,而女方则被称为“花儿”。到了后来,这种互相之间的称谓,便成为这类民歌的代称。合之则为山歌野曲,分之则为“花儿”与“少年”,两者实际上是一种民歌,只是其内容各有所偏重而已。     

“濮上鬼曲”与《阳春》《白雪》

本文探讨先秦“濮上鬼曲”与《阳春》《白雪》的背景、主题、作者、名称、调式及艺术效果等问题 ,认为“濮上鬼曲”是一抒发悲情的伤感曲子 ,《阳春》是一歌唱生活的愉悦曲子 ,《白雪》是一惊天动地的大战进行曲。“白雪”本为“玄云” ,经“白云”而讹成“白雪”。     

婉曲类型新探

婉曲是一种传统的修辞方法,是有意为之的修辞现象。其主要特点是“意在言外”,这里的“言”具有委婉性,但能明确地表达“意”。婉曲的使用往往出于不同的目的,据此,本文对婉曲的定义和类型分别作了重新归纳和再划分。     

大运河名称溯源与中国大运河国际话语体系

近年来流行一种说法,“大运河”之名源于1958年淮阴生产的“大运河”牌香烟。这是没有根据的,大运河名称由来已久,多指元代以来形成的京杭大运河。最早称呼“大运河”的是欧美人,几百年来西方人用伟大、雄伟壮丽称呼长城和大运河。我国多称“运河”,晚清民国也开始称呼“大运河”,同时继续称“运河”,也偶尔称“中国大运河”。2013年,国家文物局将“中国大运河”作为遗产名称写入申遗文本,赋予其新的含义。万里长城或长城是中国古代文献的名称,西方话语强调了伟大防御功能,翻译则入乡随俗,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名称,体现其线形长度特征。运河是中国古代文献通称,受西方影响,近代以后“大运河”名称渐为中国学术界和社会接受并采用,现在已经成为最常用的名称。直译“大运河”凸显了大运河的博大精深：国家工程、庞大的水运体系和举世无双的体量。     

李渔《十种曲》论析

在浩富的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清初戏剧理论家和剧作家李渔的剧论及其剧作,是一份值得珍视的遗产。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剧论——《李笠翁曲话》比较重视,肯定者居多,但对他的剧作——《十种曲》则褒贬不一。其实,自《十种曲》问世以后,在清代的文人中就有不同的评论:极力推崇者,誉其为“桃源啸傲,别存天地”(高奕:《新传奇品》),“情文俱妙,允称当行”(黄周星:《制曲枝语》,“如景星庆云,先睹为快”(李调元:《雨村诗话》);不屑一顾者,则抓住他剧作中一些情趣不高之处结合他的品行而毁其为“其行甚秽,真士林之不齿也”(袁于令:《娜如山房说尤》);也有在艺术上对其剧作既褒又贬者:“《笠翁十种曲》,鄙俚无文,直拙可笑。意在通俗,故命意遣辞,力求浅显。流布梨园者此,贻笑大雅者亦在此。究之:位置、脚色之工,开合、排场之妙,科白、打诨之宛转入神,不独时贤罕与颉颃,即元、明人亦所不及,宜其享重名也”(杨恩寿:《词余丛话》)。事至今日,仍说法纷纭,甚至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阿眉斯名称沿革及译法浅谈

阿眉斯聚居于台湾东部纵谷及滨海平原一带,是高山族人口众多的一个族群。关于它的名称,历来就有“自称”、“他称”的不同提法,与此有关的名称的译法也有二说,一日“阿眉斯”,一日“阿美”。六十年代国内报刊似乎通行“阿眉斯”,到了最近几年都不约而同改用“阿美”,原来用“阿眉斯”的人也弃而就“阿美”,“阿美”一词几成风靡之势。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一种符合历史事实、语言习惯,同时合乎汉译的规范呢?本文不揣浅陋,仅就这个问题提出一孔之见。     

乐书

多年以前,读过一首《四时读书乐》,现在只记得四句：“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熏风。”这是春夏的情景．也是读书的乐境。“绿满窗前草不除”一句,是形容生意盎然的自由自在的情趣。“瑶琴一曲来熏风”一句,是形容炎炎夏日中书会给人一个清凉世界。这种乐境只有在读书时才会有。     

昆曲曲调的组合形式考述

昆曲的曲调有南北之分,其组合的形式有不同的特征。南曲有引子、过曲、尾声之分,按曲调的性质、结合版本同脚色与具体剧情来组合;北曲沿袭了元杂剧的曲调组合形式,但因昆曲上场脚色皆唱,其套式的稳固性受到削弱。昆曲南北曲合套的组合形式,实是受杂剧一人主唱的影响,北主南从。     

元散曲中"扬陶抑屈"的价值重估

元散曲中,涉及陶渊明和屈原的作品很多,但与前代相比,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二人的评价则大不相同。对陶渊明无一例外地褒奖有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明智、高洁、旷达、淡泊的智者和隐士,一位率性、潇洒、豁达、闲适的饮者和诗人;而对屈原,在承认他文才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对于他的思想和行为所投以的质疑、否定,甚至是讥讽的态度,从而形成“扬陶抑屈”的特殊倾向。这一价值重估不仅与元代文人地位低下的社会环境和科举制度废除的政治制度有关,而且与元代士子的处世之道有关。他们把积极入世的屈原视为“仕”一极的代表,把退隐山林的陶渊明视为“隐”一极的典范,在仕与隐的价值取向中更显示了他们抛开“兼济天下”而走“独善其身”的人生选择。     

20世纪元散曲体式特征研究述评

元散曲有小令、带过曲、套数诸体 ,对各种体式之特征 ,历代曲论家多有论说 ;以论带过曲和套数分歧较大。对曲中俳体 ,论家们亦有详细而系统的论述     

近现代陶渊明研究的开创者梁启超

梁启超论陶不论是观点、方法、文风都开辟了陶渊明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他格外看重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认为陶是屈原之后第二位最具个性的作家 ;从三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陶“潜伏的特性” ;认为陶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其根本的人生观是自然和自由 ;提出和论证了陶享年五十六岁说。他在治陶方法上中西结合 ,注入鲜明的个性 ;在创作和做人上也受陶影响。他接受陶渊明有自娱、写史、启蒙、恋乡等数种动机     

元代屈、陶并称与是陶非屈论

将屈原与陶渊明频繁地放在一起赞叹和评论,是元代陶渊明接受史上最富有特色的现象之一。他们主要在忧国忠愤、典型植物意象、鲜明个性特点等方面将屈、陶并称;在并称时,元人普遍表现了是陶非屈、颂陶嘲屈的态度,流露出愤世、自嘲的时代心态。屈原与陶渊明之所以在元代普遍并称与陶渊明接受史发展的高潮到来、儒释道文化日益融合、元代士人的特殊遭遇密不可分。     

南朝长江流域的宫观碑记与道教造像——南朝十三通宫观碑记的梳理与讨论

长江流域是南北朝时期道教发展的重要地区,但宫观造像方面却遗存难考、史料不足。从现有考古成果和文献看,目前只能收集到十三通南朝宫观碑记。这些碑记记载了宫观中的神祗与造像,同时也涉及到一些宫观造像的形制材料。这些材料反映出当时道教造像的存在形态,即：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已经出现了道教神仙的供奉仪式,但南朝宫观中普遍不设置神像。     

《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体例“五不当”论

中国曲学史上篇幅最大、极富盛名的曲谱著作《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体例不当、内容杂乱的毛病,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又一体＂与衬字并列不当;例曲选取不当;曲牌收录不当;例曲标示不当;擅改宫调曲牌名称不当。     

中国美学范畴“道”之原起与嬗变

“道”由原初的一个具体指称 ,逐渐衍化为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 ,终又拓展成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 ,其间经历了一个从具体到抽象 ,再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进程。“道”贯穿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整个历程 ,始终被置于无上尊崇的地位 ,并对中国古典美学民族特色的形成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弥足深刻的影响、制约和规范作用。     

陶渊明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新论--对《桃花源记》主旨的一种剖析

陶渊明身处南北朝之乱世,而以《桃花源记》隐括儒家大同至德境界,使后人得以获得一种重要的理想寄托与心理安慰,其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上承周孔,下启宋明,其地位与作用当介于汉唐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之间,同为儒家重要先贤人物。     

"道学"与汤显祖的文体选择

汤显祖的思想相当驳杂,“道学”是最值得重视的因素。“道学”形而上的内在精神超越,赋予了汤氏独特的“思想者”气质,并进而影响他的文体选择。其古文理想和曲体价值观,均显示出重道德理性的传统“杂文学”观念在晚明时期的回潮。     

试论《九歌》与《天问》中矛盾的婚恋观

从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留下的作品中,可以体会到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刻的理性批判精神以及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而针对其作品中关于男女恋爱的情节,后人多接受王逸之说,认为是诗人用以隐喻自我与楚怀王之间的君臣关系。文章在对《九歌》和《天问》中涉及男女之情的细节阐释中,发掘出本来浅浮于文本表层却不被后人所注重的,屈原本人关于爱情与婚姻的思想观点,同时分析出文本中彰显的矛盾的婚恋观正是由于诗人受南北不同文化特质的影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