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籍诗重出甄辨

张籍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主将,在贞元、元和年间已名震诗坛,白居易说他:“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姚合推崇他“古风无手敌。”王建称赞他:“君诗发大雅,正气回我肠。”可见他的诗在当时已广为传颂。但是,经过唐末战乱,作品已散佚不少,南唐时翰林学士张洎整理收集他的诗歌,为之作序说:“自唐末多故,洊经离乱,公之遗集,十不存一。予自丙午岁(946年)迨至乙丑岁(965年)     

乾隆南巡与扬州

继康熙六次南巡,乾隆自十六年(1751)至四十九年(1784)也先后六次南巡。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日西师,一日南巡。”可见他把南巡与西师看作同等重要的政治活动,所谓“观民问俗,关政治之大端”。他同时也认为,在日理万机之余,去“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     

评王国维的《人间词》

王国维的《人间词》,现存115阕(编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的《苕华词》及《观堂集林》卷第二十四之《长短句》中),主要为1903至1907年所作。其时王氏正醉心于西方康德特别是叔本华的哲学、美学,如他在《静安文集自序》(作于1907年)中所说:“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1903)之夏以至甲辰(1904)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这个“伴侣”不能不深深地浸入王氏填词的艺术构思之中。王氏在其词话未刊稿中云:     

评朱庭珍的《筱园诗话》

朱庭珍,字筱园,云南石屏人.近代诗人、诗论家.已刊出的诗作有《穆清堂集》及续集,诗论有《筱园诗话》.他本人在《穆清堂诗钞自序》中说:“自束发受书,即解声韵,视诗如性命,为之垂四十年”(《石屏县志》第二十一卷).足见他对诗的执着追求.他的同时代人陈灿评他的诗:“思愈清妙,笔愈奇峭,才气愈跌宕纵横,而初无惨淡经营之迹,盖锻炼之极归于自然,……筱国自(?)角以诗名当代名公,钜手一见为之心折,而遇弥穷诗乃弥工.”(《石屏县志》第二十一卷)《石屏县志》对他的评价是:诗才敏捷,博洽今古,名动一时.可以看出,他的诗作确有相当的影响.但是,他的卓著的才能,并不是表现于他的诗歌创作,而是表现于他的诗歌理论的建树.当他还不满二十四岁的时候,便完成了具有独到见解的论诗专著《筱园诗话》,象这样     

“赋值”与“非赋值”平分秋色?——评克里普克的“悖论观”

克里普克(S.kripke)是时下西方的悖论权威。但是,我们认为他有关矛盾,自涉,语义,赋值,悖论等问题有颇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他的“非赋值”观点跟对立的“赋值”观点旗鼓相当;但是,他无法面对“候补”和“三值强化”谎者,致使他的“悖论观”大为逊色。我们摘引他的片段(见下文第1至5段)并一一评析。最后我们还摘引“赋值派”的权威皮亚斯(C.S.Peirce)的片段(见下文第6段)作为此较,并且借此突出我们有关矛盾与悖论的一些观点     

清真词略论

一周邦彦(美成)为北宋词坛巨擘,至南宋更被奉为词人之冠。自姜夔“脱胎清真”之后,史(梅溪)吴(梦窗)王(沂孙)张(玉田)诸家,莫不以周词为圭臬,其盛名地位不啻江西诗之与黄庭坚。自宋至明清词话,荦荦著名的如宋沈义父《乐府指迷》,明杨慎《升庵词品》,清周济《四家词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等,对周词也无不寄倾倒之情,或以为“婉约之宗”,或以为“词中老     

段玉裁与《富顺县志》

一、段玉裁《富顺县志》以前的富顺志书富顺为蜀之繁邑,其邑志“自宋元以前,寥寥然已不足征,明景泰甲戌(公元1154年)县尹李公子诚尝一志之”(嘉靖十九年(1540)何钟《富顺县志序》)。其后嘉靖年间,富顺人何钟,正德庚辰进士,官至陕西佥事,当他“乞闲林下”之后,曾纂修富顺县志。何钟     

试论杨万里的爱国诗篇

南宋诗人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本文用“诚斋”).江西吉水人.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多产作家之一,平生诗作,自编成集,存稿四千二百三十四首.他和友人尤袤(延之)、陆游(务观)、范成大(至能)并称为南宋“四大家”.对当时和后代诗坛,都有一定的影响.     

古汉语“自V”式反馈结构

古汉语中有一种由表己身的代词“自”带动词构成的结构形式.“自”是动作行为的发出者,通过动词产生影响,而这种行为的影响又反过来达于己身,即“其行之出乎己仍反乎己”.如:《史记·田儋传》:“诸侯皆反秦自立.”“自立”意为“自己立自己为王”.《礼记·学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自反”,意为“自己反问自己”.我们不妨借用一个目前十分流行的术语,将这种结构命之曰“自V式反馈结构”(以下     

王先谦与《东华录》——兼论王录与蒋录、潘录和《清实录》的异同

王先谦自清同治八年(1869)五月始入史馆至光绪十八年(1892)11朝《东华录》撰成的23年间,除在外供职、丁忧归里和辞官居家共约11年外,有12年在史馆供职。他先后任国史馆编修、协修、纂修、总纂,功臣馆纂修,实录馆协修、纂修、总校,还任翰林院侍读、日讲起居注官,得见金匮石室秘籍,具备了撰修《东华录》的客观条件。 他认为《明史·史可法传》述史之“仕明事迹”不详,便览史之“遗集,援据诸书,补为之传”。李元度见之,“诵之再”,赞扬他有“班、范才”。虽难免过誉之嫌,却说明王先谦有一定的修史根底。     

“靖难之役”前的燕王朱棣

明成祖朱棣生于1360年(元至正二十年,宋龙凤六年),死于1424年(明永乐二十二年)。他十一岁封燕王,二十二岁就藩北平,至建文元年(1399年)发起“靖难之役”时,已经四十多岁。尽管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靖难之役”及即位后的二十二年之中,但是以前的这四十年,不仅占了朱棣一生的大半时间,而且与他发起“靖难之役”及即位后的许多措施,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这一点过去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加上朱棣夺位后,对这段历史颇多忌讳,特意改窜《明太祖实录》,至使史实湮没,面目多非。我们从一些有关资料中搜集综合,分析他在这一段时间里的活动概况,这对于进一步研究朱棣是有帮助的。     

康熙与形成清代人口压力的启示

一提起康熙皇帝,凡稍一点历史常识的人,便会想到他曾经做过的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好事.即他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二十九日,正式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人口政策.其办法是,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银额(人丁总数为2460余万,丁银额为335万两)为固定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加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以后,在他的晚年,又在此基础上,始行“地丁合一”的“摊丁入亩”(亦称“摊丁入地”)制度.其办法是,将上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的了银总数,按各省原所属丁银,全部摊入各州县的田赋银中,统叫“地了”.使之“丁随地起”,统一征收.此制先在“广东、四川两省先行之”,作为试点.史载: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丁随地起,见于明文者,自广东始”.四川实行摊丁入亩,则要晚一些,“康熙末年,四川……先以行之.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卖买,公私称便”.除此之外,有些省在部分州县也实行了此制.如河南的太康、汝阳等十一州县始行“丁随地派”;浙江常山县始行“均丁于地”等.但这一制度的完成,还是由康熙的后继者雍正和乾隆的继续推行,直到乾隆二十四(1777年),最后在贵州实行“摊丁入亩”     

“廷杖”首创于朱元璋?

“廷杖”,就是皇帝在殿堂、朝廷上杖臣下.“廷杖”之刑到底始于何时呢?最近,张善诚同志在他的《评忠君道德》一文(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9期)中说:“自从朱元璋首创‘廷杖’之刑,即被当场打翻在地,扯去裤子,棍棒齐下,皮肉遭殃的文武官员更是不计其数.”据查,此说来源于《明史》卷95刑法志.其文曰:“廷杖之刑,亦自(明)太祖矣.”经过翻检史书,觉得此说不确,现质疑如下:     

胡援与宋学

胡瑗,字翼之,江苏泰州如皋(—作海陵)人,生于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卒于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轻时往泰山求学,苦读十年不归乡.胡瑗(安定先生)是开宋学风气之先驱的“宋初三先生”之一.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序录中明确指出:“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宋初三先生”中的另二位孙复和石介即是胡瑗的同窗学友.他们当年读书的地方,据说即为现今泰山南麓之栖真观.胡瑗在青年时代就打下良好的学业功底,“少有气节,颛意经学,兼通律吕之学”.景祐初,范仲淹为苏州知府,即聘胡瑷为州学教授.康定元年(1040),湖州知州滕宗谅又聘他为湖州府学教授.皇祐、至和年间,奉召进京为朝廷制定乐律,后任国子监直讲,主持太学.嘉祐元年官至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不久以太常博士致仕.嘉祐四年六月卒于杭州.     

潮州状元林大钦和他的诗

<正> 林大钦(1511——1546)明代海阳县东莆都(今潮州市金石镇)人,字敬夫,号东莆,嘉靖壬辰(1532)科状元,时年二十二岁,是明代潮州唯一的文状元(明代状元共九十人.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广东出过九位文状元).他中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为官三年,二十五岁便辞官归里,著书讲学,三十六岁病卒于家.“天下闻而惜之”痛惜他“其年弗永,勋业未就”①而夭折,王世贞《艺苑巵言》卷八称之为“兰摧玉折”.     

《左传·殽之战》训诂探疑

一、“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这是秦穆公因蹇叔哭师,出语不祥而诅咒他的话.“中寿”是古籍中常见的划分老人年寿等级的习惯用语.如《庄子·盗跖》、《淮南子·原道》、《吕氏春秋·安死》、《抱朴子·至理》等都有“中寿”的说法.“中寿”具体所指,说法不一,姑不论.至于“拱”字,几乎所有的本子(包括中学语文课本)都注为“合抱”,有的更注为“两臂合抱”.这些注,其实都不准确.古代比拟树木的粗细往往用“拱把”.“把”是只手一匝,也就是一手合围,“把”与“握”义同.“拱”是两手合围.如《后汉书·崔骃传》:“伐寻抱不为之稀,艺拱把不为之数.”《聊斋志异·聂小倩》:“又顾殿东隅,修     

“拿来主义”的典范——论鲁迅与俄罗斯苏联文学

对于外国文学,鲁迅的主张归结为两个字:拿来!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他在后期写了一篇文章,对“拿来主义”作了集中的全面的发挥,题目就叫《拿来主义》.在《拿来主义》中,鲁迅以一幢旧住宅作比喻,他说,“拿来主义”者不必探究这住宅是如何到旧主人之手的,而要大胆“占有”,对宅内的物件加以“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了.鲁迅,正是“拿来主义”的典范.二十卷《鲁迅全集》,后十卷全是翻译,闪耀着“拿来主义”的光辉.     

军字的古义及其得声问题

古代表示“军队”这一概念的汉字,常见者有自、师、军。在殷甲骨文中均假自为师(当时尚无师字,当然更无军字)。西周铭文有师字①,义和殷代之自字基本相同,均指用为军事方面之“人众”。(《尔雅·释言》:“师,人也”。郭璞注:“谓人众也。”)。古之所谓“人众”之“师”,义犹今之“军队”。军字在殷甲骨文及西周铭文中均未见,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高明《古文字类编》所收军字,均上限至春秋《庚壶》,结合军之形符为车来考虑,疑军字是在春秋盛行车战后产生     

试论伍子胥与吴国的强盛

一九八六年是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追溯苏州的建城历史,我们决不能忘记春秋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伍子胥,是他主持了吴国都城的营建工程。伍子胥,名员(音云),楚国人。他“少好于文,长习于武”,“勇于策谋”。因遭楚平王的迫害,只身逃亡异乡。自王僚五年(公元前522年)来到吴国,至夫差十二年(公元前484年)被害,在吴国达三十八年之久,对吴国的发展壮大以及古代江南经济的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试就伍子胥振兴吴国的功绩作一初步评述。一、荐举贤才竭诚辅佐国家之治,以得人才为先。伍子胥深谙此理,他说:“贤才,邦之宝也。”从这     

哈斯宝写人艺术辩证趣理初探

哈斯宝,自号“施乐斋主人”、“耽墨子”,清代杰出的蒙古族翻译家、点评家.其生平材料现存甚寥.仅从其传世的《新译红楼梦》回批中,可以推断他是清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间内蒙古卓索图盟(今辽宁省西部、赤峰市南部一带)人.他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精晓本民族文化,又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他蒙汉文兼通、博览群书、能诗善画.对蒙古族英雄史诗《格斯尔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