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李新声"与新诗旧梦——论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与晚唐诗歌之关系

以温庭筠、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诗歌独树一帜,被称为"温李新声".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人群体用全新的审美视角与价值尺度,将"温李"一派精致绮丽的风格、朦胧迷离的意境、感伤缠绵的情调与西方的诗学理论相结合,开掘出新诗的艺术特质.可以说"温李新声"唤醒了新诗的旧梦,同时现代诗派也用现代的眼光照亮了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诗歌.     

论中国的《现代》派——兼论戴望舒其人其诗

《现代》文学月刊不是同人杂志、文学社团,并主张文学风格多样化,称它为“现代派”、“现代主义”不符合历史事实。穆时英等人的小说从整体看,与西方“现代派”仍有很大差别,以戴望舒的诗为据论定《现代》是“现代派”则更不恰当。戴望舒要求中国新诗同时摆脱中国诗和西洋诗的两种格律枷锁,是值得赞赏的。     

现代象征主义话语下的"雨巷"情结——戴望舒诗歌兼收并蓄的现代风格

戴望舒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引领中国现代派诗歌的领军人物,曾因一首多元化诗歌<雨巷>而背上好坏参半的猜疑.笔者企图从文化承继之多元与审美视觉"和而为贵"角度去重新认识诗人的艺术成就及其对现代派的贡献.     

2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音节诗学初探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现代诗歌音节诗学具有三种形态,即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然音节论、郭沫若的情绪节奏论和新格律诗派的音节调和论。自然音节论与情绪节奏论分别从外在律与内在律的不同侧重点上探讨早期白话新诗的音节问题,形成了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现代诗学观,奠定了新诗文体诗学的理论基石,对后来音节论诗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格律诗派在理论的探讨上则更加全面、系统、深入,涉及包括格式、音韵、节奏、声调、平仄、双声、叠韵等诸多因素在内的音节论诗学范畴,又较具体地讨论了新诗音节与传统汉语诗律的关系以及与英语诗律的部分关系。20年代的音节论诗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诗歌新旧体式的衔接与转换,直接影响了30年代包括诗歌音乐性问题在内的纯诗理论的广泛探讨。     

自由与格律的消长——中国现代新诗发展探踪

中国现代新诗发展过程中,"自由"与"格律"的论争贯穿始终,它表现了现代作家对新诗艺术形式的探索与研究,体现了在新诗创立与发展的阶段,诗人们对于新诗美学意境的综合探求.对于它们的解读,是了解现代新诗发展历程、探求新诗发展规律的重要课题.     

试论戴望舒诗歌的独创性

三十五年前戴望舒于北京病逝,胡乔(?)、卞之琳等在《人民日报》发表悼念文章,称他为“一个决心为人民服务的有才能的抒情诗人”。三十五年来,对戴望舒诗作的评价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争议的作家之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争论的双方都把对戴望舒的评价与对西方现代派的评价完全拉扯在一起,他们过分看重了戴望舒诗作受欧洲象征诗派影响的一面,而忽视其独创性的成就。我们认为:戴望舒的诗歌之所以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决不仅仅在于引进欧洲的象征主义诗     

论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学杜之差异

陈与义与江西诗派诗人都主张学习杜甫,这也是方回等人将陈与义纳入江西诗派的主要依据.但江西诗派诗人强调学习杜诗的技法,而陈与义则强调学习杜诗的风雅精神.基于这种理论主张,在实际创作中,江西诗派主要是学习杜甫夔州后的诗风,而陈与义主要学习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创作.江西诗派得杜诗之顿挫,而陈与义得杜诗之沉郁.     

李绅诗歌综论

李绅是中唐著名诗人,对李绅诗风的评价,向来是把他归入与元白同路的通俗化诗派.这并不符合李绅诗歌创作的全部实际,他的诗歌有一个由通俗到典雅的逐渐雅化的过程.李绅早期确属通俗诗派,这一方面是由于与元白的密切交往对他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他所擅长的乐府歌行原有通俗化的传统.李绅后期诗歌虽有通俗之作,但主要倾向却是典雅.这体现在思想感情、诗体转变、诗歌语言等方面.导致李绅诗雅化的原因,主要是思想情趣的变化,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当时诗坛风尚的影响.     

现代“纯诗”批评审美意蕴论

20世纪30年代,面对新诗在诗歌观念、审美态度、诗思方式、诗歌意象等方面的"现代"变革,一些诗评家注重新诗内在的艺术价值和规律,寻求新诗的自律性和独立的艺术地位,以"纯诗"现念来评价现代派诗人的创作,以批评主体意识的强化积极适应着新诗审美变革的现代探求,在审美探寻动向、审美内质、审美价值尺度、审美对话模式等方面构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纯诗"批评体系,其丰富的审美意蕴对现代诗学的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重铸古典风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对传统诗歌接受管窥

新诗的引发模式特征与反传统的姿态,很容易让人感到自20世纪20年代的象征诗派、途径现代诗派、九叶诗派、台湾现代诗、朦胧诗至第三代诗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第三代诗以后的中国先锋诗歌已进入后现代主义时代,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与古典诗歌之间是无缘而对立的.其实这是一种错觉.     

"根" 在何处——关于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建设的一点思考

任何事物的存在和运动都有其逻辑起点,确定这一逻辑起点是决定某一学科理论建构的成败的关键之处。艺术形象的创造是文艺审美这一运动形式的逻辑起点,但并不是说它是文艺理论研究的全部内容与唯一形态。中国现代文艺审美活动的逻辑起点是代表新时代的"新"的艺术形象,对"社会主义新人"等艺术形象的创造、欣赏、批评等是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的首要任务。要在总结以往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继承、借鉴、综合,以扬弃、转化为必要环节,创造感人肺腑、历久不衰的艺术形象。     

诗潮背后的张力——读吴井泉《现代诗学传统与文化阐释》

近年来,随着新诗研究程度的深化、细化,已鲜有拓荒性的力作诞生,众多学者为出新、求变,或沉潜于新诗细微处取证,或跨学科嫁接新的学术生长点,一定程度上开阔了研究视域,但亦使新诗研究陷入僵枯的历史考证 和文学性稀薄的社会文化研究之中.日前,吴井泉先生出版的<现代诗学传统与文化阐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阐释>)摈弃从五四出发的传统新诗研究范式,将聚焦点移至20世纪4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三个新诗相对成熟、稳定、多元的发展阶段,从诗潮、流派、重要诗人三方面逐层递进地绘制诗界版图,多层次探寻新诗传统形成期各种诗潮相互对抗与和解的动态演变轨迹.     

"意淫"观和《红楼梦》性描写的以诗写小说本质

目前对"意淫"观的研究主要从思想、哲学角度入手,而对其文学价值的分析还远远不够.文章着重梳理了文学史上性描写由<高唐赋>、<神女赋>所开创的诗化传统向<金瓶梅>等小说所代表的世俗化倾向过渡的轨迹,凸显<红楼梦>面对以上两种"文学遗产"所作抉择的特点和意义,提出"意淫"观使<红楼梦>性描写诗意化、象征化,而悬置了其中的性内涵,其本质上是以诗法作小说.     

"同光体"诗学的政治意识

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诗言志"理论,在源头处就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两重性: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并生关系.因此,"声音之道与政通"、"诗缘政"等观念,就成为中国文学发生或解析的重要维度.本文以晚清至民初的宋诗运动(又称"同光体"诗学)为考察对象,简要勾勒该派诗学所表现出的文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的脉络.简言之,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自觉的主体意识通过文学表达对政治的想象、期待以及挫折,客观地再现了此时作家的心路历程.     

"不像诗"与"像诗":新诗艺术发展的"钟摆现象"

1943年,闻一多在他的那篇热情而又严谨的学术散文《文学的历史动向》中,不无忧虑地指出:"但在这新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你说,旧诗的生命诚然早已结束,但新诗--这几乎是完全重新再做起的新诗,也没有生命吗?对了,除非它真能放弃传统意识,完全洗心革面,重新做起.但那差不多等于说,要把诗做得不像诗了.也对.说得更确点,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太多‘诗'的诗,和所谓‘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     

外来诗歌的翻译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外国诗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新诗创作的,而是经由翻译这一中介影响中国诗坛。诗歌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误读是其固有特点,以至不少诗人、学者从译诗难以保留原语诗歌情感、意蕴立场出发,坚信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翻译诗歌却大量出现于中国诗坛。因此,积极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地审视、研究那些大量存在的译诗,挖掘它们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源远流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哺育,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坛的壮丽景象,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现象不够重视,少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期望能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贡献智慧。     

卞之琳的翻译与诗歌创作关系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外国诗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新诗创作的,而是经由翻译这一中介影响中国诗坛。诗歌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误读是其固有特点,以至不少诗人、学者从译诗难以保留原语诗歌情感、意蕴立场出发,坚信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翻译诗歌却大量出现于中国诗坛。因此,积极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地审视、研究那些大量存在的译诗,挖掘它们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源远流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哺育,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坛的壮丽景象,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现象不够重视,少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期望能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贡献智慧。     

独特视角下的现代新儒家--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

柴文华教授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从一个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现代新儒家诸多人物的理论,对现代新儒家的文化问题做了系统的梳理,包括见解独到的<导论>,形散神凝、多有突破的个案研究和立足当代、精当中肯的价值评判.它既是可供从事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们交流借鉴的宝贵资源,又是后生晚辈进入现代新儒家研究之境的美丽通道.     

互文性视野下现代派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

中国现代新诗是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外国诗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新诗创作的,而是经由翻译这一中介影响中国诗坛。诗歌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误读是其固有特点,以至不少诗人、学者从译诗难以保留原语诗歌情感、意蕴立场出发,坚信诗歌是无法翻译的。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翻译诗歌却大量出现于中国诗坛。因此,积极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地审视、研究那些大量存在的译诗,挖掘它们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复杂关系。事实上,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源远流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哺育,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坛的壮丽景象,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现象不够重视,少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从不同角度对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期望能为中国现代新诗研究贡献智慧。     

现代性视野中的现代都市文学

现代都市文学的发展与现代性诉求的嬗变具有密切的逻辑关联。以群体意识为核心的前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共同"在场"营造了多元对抗的文化 审美格局,三者的不同矛盾形式与消长的规律,内在地决定了现代都市文学由萌生到分化再到成熟的演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