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早年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1899—1903年)

1899—1903年是梁启超思想激烈变化的时期,也是其国家主义理论逐渐成形的时期。1899年,梁氏仍然持有戊戌时期的“新夷狄”论,这令他十分重视福泽谕吉的思想。从1900年开始,梁氏逐步摆脱康有为的理论束缚。1901—1902年,梁启超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信奉卢梭的《民约论》,主张以民权促进国权,这使他倾向革命。1903年,梁氏突然放弃革命立场,追随加藤弘之鼓吹“普鲁士精神”,伯伦知理取代了卢梭的思想在他心中的地位,梁氏因此转而主张国权先于民权。至此,梁氏的国家主义思想基本成形。     

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的盛衰—试论1898年至1903年梁启超的启蒙思想

史学界一般认为,1898年至1903年是梁启超对中国启蒙思想最有贡献的时期,是他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以日本东京的留学生为中心,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主阵地,以梁启超为主将,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启蒙高潮。在此以前,梁启超的思想多是宣传、发挥康有为以及严复、谭嗣同等师友的学说;在此以后,梁启超转变为国家主义者,在启蒙思想宣传方面,出现了倒退,失去了     

建国以来梁启超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概述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戊戌维新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也是中国近代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从1895年在北京襄助康有为发起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而正式开始他的从政生涯,到1929年在北京病逝,三十多年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学术上都留下他的痕迹和影响。建国以来,在评价这样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截止1966年上半年,著作方面仅见牛仰山的《梁启超》(历史小丛书),发表的文章有50多篇。总的看来,对戊戌政变以前的梁启超,一般都认为他的历史进步作用是主要的;而对戊戌政变以后的梁启超,则大多持否定意见;即有肯定,也是轻描淡写,或者几笔带过。十年动乱时期,戊戌维新运动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工作一度陷入停顿状     

破坏、革命与立宪——再论梁启超的革命思想(1898—1903)

一般认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的思想趋于激烈，甚至一度热衷于鼓吹破坏与革命。但他笔下的革命与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在梁启超的思想体系中，无论破坏还是革命，都只是其实现立宪政治的手段。流亡日本之初，他明确反对革命，主张寻求列强支持，走“尊王复辟”之路；而后，随着对国民重要性的发现，梁启超毅然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救亡之路，卢梭的“民约论”遂成为其进行思想“革命”的武器，这与革命派呼吁的暴力革命截然不同；庚子事变后，梁启超已清楚看到清廷不可能洞察大势、让权于民，故而疾呼武力破坏与革命。但他呼吁破坏、革命，意在制造革命舆论，以此倒逼清政府立宪，正所谓以“革命”促“立宪”;游美归来，梁启超弃言革命、告别共和，首要原因正是觉察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已背离了其以“革命”促“立宪”的初衷。而贯穿梁启超畏惧——疾呼——弃言革命过程的思想主线，正是他对立宪政治的不变追求。     

梁启超改造传统文化的思想和实践

从戊戌到辛亥,作为思想舆沦界之骄子的梁启超,其主要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介绍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思想和其它社会学说;二是在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以往人们在评价梁氏这一时期的历史地位时,多侧重于前一个方面而忽视后一个方面。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个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这样的评价显然是不全面的。有感于此,本文拟就梁氏辛亥革命前在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思想和实践做些探讨。     

梁启超的国家主权思想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中国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在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梁启超的政治生涯正值中国内外时局剧烈变动的时期,其国家主权思想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戊戌维新前后,可以概括为兴民权以维国权;1899夏秋之际至1903年访问北美大陆之前一度倾心共和,同情革命,接受卢梭的主权在民思想;1903年从北美归来思想大变,开始服膺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主张主权在国.梁启超的国家主权思想对清末民初的政治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深入探究.     

梁启超哲学思想初探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代名人。戊戌变法时期,他协助康有为,宣传变法维新,在同封建顽固派的斗争中,踔厉风发,所向披糜,已经“文名满天下”。戊戌政变后,他流亡日本,远游美澳,做逋客十数年。海外办报,妙笔生花,文章不胫而走,声名更著。此期,他力倡保皇、反对革命,成为改良派营垒中的挂帅人物。辛亥革命后,在翻云复雨的北     

梁启超法治思想论析

梁启超是近代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也是近代法治主义的最早宣传者和鼓吹者。他的法治思想既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系统总结,更是他在政治实践中对西方近代法治观念大胆接受和吸收的产物,是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结晶。梁启超的法治思想在当今仍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梁启超“国报”思想与《清议报》的停刊

《清议报》是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在海外的重要机关报,它的停刊,根本原因在于梁启超办报思想从办“一党之报”到“一国之报”的变化。“一国之报”要为“国民公益公利”服务,《清议报》已经无法承载梁启超新的办刊理想,火灾则为停刊另办提供了契机。梁启超的“国报”思想,始于戊戌维新时期,吸收了近代国家思想,在《清议报》时期逐渐形成。庚子事变后,梁启超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和政府“不足与图治”,加速了梁“国报”思想的成熟。梁实现新的办刊理想的愿望更趋强烈,最终导致《清议报》的停刊。     

论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

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曾经是“政治革命”的挡路石;但在文化、思想领域,却发挥了那些“革命巨人”所未能发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作用。1902年前后他所提出的“道德革命”思想,就是起了这种作用的。     

试论孙中山早期政治思想的演变

如何评价孙中山早期的政治思想,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有的同志认为,在兴中会成立以前,孙中山基本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或者认为孙在这时虽有某些革命思想,但占主导、支配地位的是改良主义思想。有的同志则认为,兴中会成立以前,孙中山“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或者认为孙中山这时的思想虽然在某些问题上受到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但起主导、支配作用的一直是革命救国的思想。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孙中山“一开始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孙中山自己曾经多次谈及何时产生革命思想的问题。一九一九年,他在《孙文学说》中认为:“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     

论梁启超的小说功能观

梁启超(1873—1929)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著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从维新改良的政治需要出发,在许多学科领域作了大量的启蒙工作。在文学上,他竭力提倡“小说界革命”,把西方新的文学观念引进中国,对中国小说由古典发展到近代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论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

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曾经是“政治革命”的挡路石;但在文化、思想领域,却发挥了那些“革命巨人”所未能发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作用。1902年前后他所提出的“道德革命”思想,就是起了这种作用的。(一)“道德革命”思想的提出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并没有象他的老师那样,一头扎进“保教”的牛角尖里再也不肯出来,而是在失败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探索。众所周知,在《时务报》时期,梁启超所宣传的主要对象,是几个圣主贤相、大人君子。1898年梁氏流亡海外后,鉴于变法运动因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而失败的沉痛教训,开始看     

邹容革命思想的渊源

邹容是我国辛亥革命时期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写的《革命军》,是我国较早的、比较鲜明地阐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著作。在这本书中,邹容以炽热的革命激情,竭力鼓吹革命,“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并无情地揭露了清朝统治者对内残酷剥削压迫,镇压人民革命,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的种种罪行。他大声疾呼:“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他还明确地提出了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反对外来干涉者,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华共和国”的政治纲领。除《革命军》外,邹容还写了一些阐发革命思想的诗文。1903年6月,他为章太炎《驳〈革命驳议〉》续写的最后一段文字,痛斥保皇派反对革     

梁启超与翻译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不少人对他进行过分分析、批判;但他同时是个有积极贡献的知名学者。因此有人曾把他评为“一个把伟大和渺小、光荣和耻辱结合一身的历史人物。”值得提出的是,他在翻译领域里还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翻译评论家与翻译史家。本文拟就这一方面略书几点初步的看法,就教于读者。     

梁启超的演讲特色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他与其师康有为共同发动了中国历史上震惊宇内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又以其学识之博、著述之丰、讲学之多和影响之大成为近代中国公认的著名学者和演讲家。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他自幼聪敏过人,11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1890年就学于康有为,几年中不仅打下了雄厚的旧学基础,而且也完全接受了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思想,走上了维新之路。1895年他随康有为赴京参加会试,与康一起发动了“公车上书、创办了维新刊物《中外纪闻》,组织了维新团体强学会,表现了他优秀的文笔、过人的口才和杰出的才干,成为康有为维新变法的得力助手。1896年,梁启超又赴沪办《时务报》,任主笔,他以条理明晰、平易畅达,极富感情和鼓动性的“新文体”大声疾呼变法,文名蜚声海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和维新改良运动。1897年赴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推动了湖南的维新事业,培养了一批维新事业的人才。1898年初春,应康有为之召赴京,以满腔热忱倡办维新团体保国会,演说变法救国之路。“百日维新”开始后,梁启超屡上书奏事,又被光绪帝召见,受命办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     

论梁启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一,本爱国之心,提出“亦中亦西”的文化观,为东西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提供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意见;其二,他是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导师,其政治思想成了新文化运动勃兴的精神催化剂;其三,他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邀请外国名流来华讲学,又对中国的学术领域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他从多方面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学术的演进奠定了基石。     

试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开始的。中国人接触马克思的学说,却始于十九世纪末。1899年上海《万国公报》上第一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称他是“以百工领袖著名者”,把他的学说称为“安民新学”。随后,一些中国人也开始介绍马克思的学说。这些介绍者主要包括两种人,一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是无政府主义者。梁启超是第一个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中国人。1902年9月,他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又攻击马克思的学说“谬误已不可掩”。其后,朱执信、孙中山、刘师培等多人     

转型时期美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启示——评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

梁启超是十九、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文化交变之际所孕生的伟大人物之—。梁启超不能被忽视,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而且还是学术意义上的。人们潜意识中普遍认为他的学术研究不过是他政治隐退后的避难策略,因此不予重视,不愿深入研究。但是,当你阅读了金雅博士的《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之后,你就会知道这种误解是怎样地障人耳目,遗珠憾人了。在介绍梁启超的美学思想的主干时,金雅抓住了四个概念,即梁启超所说的“趣味”、“情感”、“力”、“移人”。这四个概念实际上是梁启超在整个艺术美学论中所锁定的美学范畴。趣味是核…     

浅析梁启超兴办女学的思想主张

在近代戊戌变法维新时期,维新派志士梁启超非常重视和关注广大妇女的解放问题,并把妇女解放和拯救国家危亡结合在一起.他做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积极宣传者,在大力提倡“男女平等”、“男女同学”等教育思想的同时,理论付诸实践,首创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提倡妇女教育、兴办女学的积极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