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11-20年间思想界的一个侧面--对民国初期"道德救亡论"的学理解析

2 0世纪 11- 2 0年间 ,时人以《正谊》、《大中华杂志》、《庸言》等杂志为阵地 ,深刻批判“官国”“恶精神”共存 ,道德堕落、名实相悖 ,吏无廉耻、人格卑劣 ,人心衰败、风纪凌夷 ,社会思潮隳堕、衣食消遣盛行等弊端 ,围绕共和以道德为精神 ,道德与时俱进、因时更张 ,充实共和国道德精神、重塑国民人格与政治人格、完善具体道德规范等方面展开理论诠释 ,欲藉反省自爱、砥砺名节 ,外在逼迫、法律为高 ,道义示范、上下互动 ,重社会轻政治、理性对待中外文化等重塑近代理想人格以达到救亡目的。     

论道德关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原点要素

思想政治教育与道德关怀密切关联。道德关怀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指向和终极使命是一致的,且二者都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之未来发展。道德关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原点要素,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能没有道德关怀。道德关怀能够满足受教育者的主体需要,能够激发受教育者的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把受教育者的一般需要导引为高尚的道德需要。关注受教育者精神成长的道德关怀理念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终极目标的有利平台。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需建构道德关怀的理想发展模式,即从伦理关怀到自然关怀。     

"骨重神寒":宋诗派的美学认同取向

宋诗派理论力求于唐诗美学特征之外创新求变,“骨重神寒”说因此成为自觉的诗歌美学追求。这一理论源于《诗经》政治诗学的传统,又融合屈骚兀傲坚洁的生命诗情,释家的幽深坚洁和道家的见独、丧我的大道体悟,透视出中国人文精神的政治智慧和生命关怀。其特征在于融道德意识、历史经验、诗书教养与诗歌情意美感于一炉,实际上已超出了传统诗学辞章文艺学的范围,而成为一种具有文化关照和思想内容的文化诗学。     

黄道周礼学思想探论

黄道周在晚明时期学术声望极高,堪为一代儒学宗师.他的经学研究尤其是礼学研究,成为晚明经学思潮狂飙的重要助推者.他对于《孝经》研究的重视颇为引人注目.黄道周认为,《孝经》对于饱受深重社会危机的晚明的儒家道德教化实践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他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故而他侧重从宇宙本体论、形上学等层面去阐释“孝”之于拯救晚明社会的学术合理性.基于对晚明宗法政治伦理的反思,黄道周在政治伦理问题上,主张“孝”、“忠”合一,以“孝道”陈说君臣伦理的应然状态.黄道周对于《孝经》的阐释,实际上是对儒家理想的道德与政治秩序进行追本溯源式的学术搜讨,体现出独特的论孝理路.     

《商君书》"以奸民治善民"论探析

商鞅等战国时法家人物“以奸民治善民”的政治理论命题,反映了商鞅等人为了加强君主专制,消除世卿世禄的宗法贵族制,强化民间连坐制度等而实行的一种以民为寇仇,卑民辱民以重爵尊官,让民互相监视、告发的社会控制措施。其目的是弱民以强国。     

先秦儒家 "圣王原理" 探析——兼论先秦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先秦儒家政治是一种德化的政治,由一群道德精英所领导,是一种内以成圣,外而成王的圣王政治。先秦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可以从圣王原理中窥其大纲:从惟圣者始当王和惟圣者始能王,去了解圣王的权利与义务;从即道德即政治,即政治即道德,去了解圣王的政教一如;从尊君礼臣重民,去了解圣王的统治型态。因此,先秦儒家的道德精英主义是以道德教化为政治,化政治为道德;先秦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就是以道德言政治,统政治于道德中。     

孔子与《书》教

《尚书》具有浓厚的政治、道德教化色彩。后世无不重视对《书》的学习,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早在孔子之时,已经实施系统的《书》教。孔子《书》教是一个以"疏通知远"为目的,以德治、仁义为核心,包含德主刑辅、尊贤重民、礼治伦理、君子人格等思想内容的王道政治教化体系。孔子《书》教对早期儒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以圣统贤：《春秋》贤者形象的建构与辨证

通过对《春秋》贤者形象的考察,可以发现《春秋》中季札、子产、管仲等人,以其才学、才智、才干为本国图谋政治而被誉为贤者;这种贤者形象又有因重常而失之权中、因实用而具有破坏性、因国家和地域的局限而各自为政的阙失。德与才内通、圣与贤统一标准提出,使得后世得以矫正这些昔日贤者身上的道德罅漏。使重新定位他们的贤者身份十分必要。为此,《春秋》当时及后世诸传用“以圣统贤”的指引和“以贤成圣”的追求为道德理想提供终极指向,并为现实政治实践提供有益指导。     

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省思与理论的重建

在世纪之交的西方理论界,“理论终结论”此起彼伏,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回应。他通过对当前的文化理论兴衰的全面的诊断和清醒的审视,指明“政治失忆”和“政治失败”是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后现代理论把宏大、严肃的涉及到人类终极关怀的政治问题换成了人类琐碎的生活形式,结果在面对人类根本性问题时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真正走向终结的是“后现代理论”,理论自身并未终结。伊格尔顿认为理论的重建必须重视后现代主义所逃避的道德、价值、真理等宏大问题,以伦理学为新起点,遵循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与社会主义传统,在反思中保持批判的姿态,并且指向政治实践行动。     

试论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及其借鉴价值

儒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是通过“育君子”与“化小民”的双重路径达到“至忠孝、明人伦、成君子”终极目标的思想教化模式.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目标导向和教化方式对于弥合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重“工具性”轻“目的性”、重“灌输”轻“内化”等偏差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缁衣》"君以民芒"原义之推论

汉代在整理<缁衣>时将"君以民芒"句中之"芒"字读为"亡",因为难以理解君以民灭亡的意思,故又补上了"君以民存"之句.本文发现,"芒"、"(眩)"、"望"三字都从"亡"得声,而且文献中有具体混用的例子,故"君以民芒"句中"芒"可读为"望".据此本文推论,原来<缁衣>中"君以民芒"之句并不是要说君以民灭亡,而是表达先秦儒家的"民望"观念,这从<左传>和<孟子>中亦可见到.     

论《道德经》的“廉洁”思想

"廉"侧重于正直,"洁"侧重于不贪,合称则是指人的正直而不贪的高尚德行。《道德经》提出了"廉而不刿"的命题,并指出以"无私"、"不争"、"不以兵强天下"、"以百姓心为心"、"以正治国"等重要观念和思维方式来解决这个难题。而"洁"主要是指不贪财色功名以洁身自好,要做到这一点,《道德经》指出应"功成身退"、"不贵难得之货"、"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致虚极,守静笃"、"知足知止"等。《道德经》"廉洁"思想是以其"道"论为核心的辩证的自然主义哲学。     

儒家慈善意识与现代慈善理念

儒家"仁"、"仁政"、"人本"、"留余庆"的思想及儒家"灾害观"、"贫困观"、"财富观"中的"慈善意识"经常会在引用中与现代慈善理念混淆。事实上,"博爱"与"等差之爱"、"君王之惠"与"公民权利"、"慈善特权化"与"公民责任"以及"明哲保身"与"爱之慈善"有很多背离之处。认为"宗法"与"礼教"两大思想是导致"人本源"的儒家"慈善意识"与"神本源"的现代"慈善理念"发生冲突的关键所在。建设中国特色慈善文化必须扬平等、弃等差,扬责任、弃恩赐,纠正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越位"现象,克服"明哲保身"思想的局限,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营造"团结互助"的社会新风尚。     

从“圣之时者”看孟子的人生志趣

"圣之时者"是孟子对孔子的评价。这一概念既是孟子对孔子推崇备至的体现,也是孟子对战国时代两种重要价值观念"圣人"与"时"的发展与提炼。孟子崇拜孔子,终其一生追随孔子精神,孔子自然是他心目中最完美、最伟大的与时俱进的圣人。同时,"圣之时者"也是孟子对自身际遇的一种反思与感悟,是他一直渴望却难以实现的美丽憧憬。成为与时俱进的圣人是孟子的理想人生;固守信念,执着理想,以一身"浩然之气"行走于用兵争强、以功利相高的战国乱世却是孟子的现实人生。这两种不同的人生志趣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华传统文化的"求知"理念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求知”被看成是塑造“君子”理想人格所必备的美德,因而深入地探讨了人愚智的成因,揭示了“求知”源于人生命的自由意志;探讨了人的知识智慧形成的先天素质和后天习染等问题,指明智慧与道德是形成理想人格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坚持了知行统一观;在坚持社会进化论和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把“开智”与强国统一起来,提出了“民智者,富强之源”的重要理念。     

经世致用与老子思想的融合--魏源《老子本义》思想剖析

魏源从今文经学经世致用的原则出发,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新诠解,并视<老子>为"救世之书".他又结合自己的时代特点,对老子的社会政治价值进行了深入挖掘,对"自然无为"、"无欲为体,无为为用"、"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小国寡民"等思想作出了新的诠解,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救世情怀,实现了对老子思想的超越,也开启了近代道家思想研究的新阶段.     

从老子到《管子》四篇:“道”与“心性”的理论转换

战国中期诸子心性论的产生有一个理论前提,即用"精气"来说明"道"。《管子》四篇将老子"道"与"德"之间的关系由宇宙生成的客观化描述指向了心性化,实现了这个理论转变。《管子》四篇的心性论深深扎根于气化的连续性之中,"心"与"精"、"气"、"神",乃至于"道"是性质相同的。人通过心性的修养可以贯通于道,于是个体的限制得到突破,人与天地万物即可成为一体。     

孔子依“礼”重“德”治国思想再探

孔子的依“礼”重“德”治国思想 ,包括“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两个重要治国方略 ,二者有其政治含义和思想内涵。孔子依“礼”重“德”治国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 :“礼”“德”相辅 ,“导”“齐”相济 ;“德”“礼”为先 ,辅以“政”“刑”;依“礼”重“教”,以“德”化民。     

论汉代“不奉诏”的类型及其内涵

“不奉诏”乃至于“奉诏不谨”是汉代的政治罪名,但在政治运作中,“不奉诏”却有着实际上的生存空间。“不奉诏”可以划分为“军中权宜”、“拒绝任命与赐予”、“为国持正”、“政令失御”等四种类型。它们各有其特定的内涵与社会意义,特别是其中的“为国持正”型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关键的问题在于:当皇帝的意旨明显有失误的时候,朝臣的异议能否得到事实上的合法存在权。古代“开明政治”的标志之一,就是当政者对“异议”有较高的宽容度。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

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 ;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联系 ,指出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是由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 ;介绍了中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合理思想 ,指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 ;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工作中 ,必须始终注意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 ,二者并举 ,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