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天子·天理：论宋代院体画主题的三个维度

宋代院体画作为皇家扶持的绘画类型,其主题围绕“天下”“天子”和“天理”形成不同的维度;宋代院体山水画形成“山水-庙堂”的天下结构关系,其主题从“天人关系”的表象隐喻地指向“天下”;宋代院体人物画主题隐喻地指向“天子”,这一主题指向从“君与民”“君与臣”“君与君”三个层面展开;宋代院体花鸟画主题隐喻地指向“天”或“天理”,通过“以物观物”和“观之以理”的方式呈现。宋代院体画主题的三个维度对应形成一种“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结构。     

夏亡主因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导致夏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自古以来议论颇多.举其要者,盖有如下四说:第一种意见把夏亡主因归于“天命”,如《尚书·汤誓》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第二种意见认为夏朝灭亡,主要是自然灾害所致,如《国语·周语》云:“源塞,国必灭.……昔伊洛竭而夏亡”;第三种意见则认为,“桀克有缗,以丧其国”(《左传·昭公十一年》载叔向语).在这三种观点中,第一说无需一驳,其余二说显然是把次要原因当作主因了.持第四种意见的人最多,他们把夏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归于某些重要人物的活动:或谓夏桀暴政(如《左传·宣公十三年》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或谓妹喜作崇(如《史记·外戚列传》云:“而桀之放也末喜.’即是说,夏桀被流放是由于妹喜的缘故);或谓伊尹辅佐成汤(如叔夷钟铭文云:“(?)(?)成唐(成汤),伊少臣(伊尹)惟辅,咸有九有(九州),处禹之绪”.这类观点看似有殊,实际上都是英雄史观的变相反映.在英雄史观的支配下,古代史官不仅认为开国立业是英雄人物的功业,而且亡国败事也是由于君臣要人的活动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到社会下层的平民众庶的历史作用,更不可能自觉地予以实录.     

试论孔子的家国关系思想

有周一代,自平王迁都洛邑之后,外不断遭戎族的袭扰,内有诸侯纷纷蚕食周之天下,王室仅剩下宗周二百里地。周天子的威信大大降低,各诸侯势力日益增长,有些诸侯“挟天子”企以霸主天下。“天子穆穆”时代已过去,社会关系,尤其是“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很是混乱,面对如此情形,不少思想家提出了种种设想,儒家宗师孔子主张一统天下,达于家国一体化,但他的构思是克己复周礼。一、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     

释“六师”,兼述西周王朝武装部队

《诗》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棫朴》) 又云:“整我六师”(《常武》) 读史者据此,每视“六师”为“天子六军”之代称,而以六师或六军称天子之军,如“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白居易《长恨歌》)。黄以周《礼书通故》释此曰: “天子国制 六军,其出征, 只用六师,不尽 发正卒;不足, 则徵诸诸侯。故 《诗》述天子六 军,皆曰六师。 《常武》为宣王 亲征,亦惟曰‘整 我六师’。六师 万有五千人,其     

西夏李继迁的继承人是谁?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1979年人民版),在叙述西夏李继迁的继承人时,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其一,认为是李德昭。第三章(专述辽史的一章)第二节六八页:“一○○三年,继迁死,于德昭继立,辽封德昭为西平王(夏以灵州为西平府)后又册封夏国王”。 其二,认为是李德明。第四章(专述西夏史的一章)第一节一四九页:“一○○四年,继迁死,子德明继立,向辽朝报哀。辽朝封德明为西平王。……一○○六年,遣使封授德明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 这两则文字,虽说继迁死亡的年代、继迁继立者的姓名都有差异,但显然指的是同一件     

论春秋时期鲁国的“列国”本位

鲁国在春秋时期的邦交活动中,坚持以“列国”作为本国邦国等级的定位,并形成与之相统一的荣辱观。周代礼制规定判断“列国”的首要标准为五等诸侯爵位,“列国”是指“公侯之国”,是拥有完整邦国权力的大国。而与“伯子男”等小国相对。但在春秋时期评价邦国等级的标准则变为国家大小与实力强弱。“列国”这一概念也逐渐与“列于诸侯”合流,用为“众国”“各国”。而这一变化也左右着鲁国“列国”意识的走向。     

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的形成及其与第一次上书的关系(续完)

康有为信奉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圣人之道,以实现“治国平天下”作为圣人的事业,因此他对世界的看法不是近代的国家民族观念,而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这一观念是康有为认识西学,接受西学的一个思想基础。康有为的天下观即世界的观念正象梁启超批评的那样:“中国儒者动日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尚者如江都繁露之篇、横渠西铭之作,视国家为渺小一物不屑措意。”     

从“歃血为盟”看华夏崇拜

观察古代中国的结盟仪式,大致具有以下特征: “盟”总是以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大致“对等”为前提。《周礼·司盟》:“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这是就地位对等的邦国之间而言,《左传·昭十三年》:“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杜注:“六年一会,十二年一盟。”这里,“朝”特指晋见天子,“会”则指诸侯相见。“再会而盟”显然是诸侯间的会盟,属于平等(尽管有爵位高下、国力强弱之分)的彼此间的外交事务。《谷梁传·僖五年》“尊则不敢与盟”是其证。     

“封”——中国长城起源另说

中国长城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悬而未决的焦点问题。对目前关于长城起源的四种主要观点：“楚方城”说、“列城”说、“城”说和“堤”说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说法虽各有见地,但亦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纵观夏、商、周及春秋战国各历史时期,华夏大地经历了国之数量由多变寡、国之疆域由小变大的历史进程,至秦始皇灭六国才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天子自封及其赐封各诸侯国的疆域皆用土封,即在边界“沟、封树之”;秦长城可以认为是秦之北疆最大的“封”。据此,提出中国古代的“封”是长城最初形态的新观点。     

论三代国家的结构特征

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形态不同于秦汉以后的王朝模式，是由许许多多的“邦”组成的。王是天下的共主，所谓庶邦（万邦）是王的臣属，但王也有自己的邦（所谓“大邦”）。庶邦既包括远古演化而来的原生形态的氏族小邦，也包括通过“封建”而产生的次生形态的邦（封国），可能还包括若干少数族的部落。一个邦往往以一个大邑为中心，包有一定范围的田土，这种大邑显然是一个邦的重心所在。邦的规模以小国寡民型为主。周代的邦国都有姓，“邦姓”反映了小邦由氏族演化而来的事实，邦的血缘（父系）团体色彩仍很浓厚。“邦”与“族”（宗族）、“家”是合一的，邦的统治者往往就是大家族的族长（即宗子，亦即宗族首领）。而西周通过分封产生的邦，与那些由氏族演化而来的原生态的邦国不同，地缘的色彩更浓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小邦通过兼并扩张，其地缘政治实体的性质也就更突出了。     

孟子具有民主、民权思想吗？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还有一段“国人皆曰”的议论,认为国君在用人、去人、杀人时,应该倾听国人的意见。他还谈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得天下是“天与之,人与之”。此外还有“诛一夫”、国君有大过不听劝谏则“易位”等说法。不少学者依据孟子的这些言论,认为他具有民主、民权甚至人民革命的思想。本文对这些说法逐一进行考证,认为这些学者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说孟子具有民本思想,那么他只是将民当作君王立国的本钱、资本,而不是将民当作立国的目的、看作国家的主人。     

兼听不明，怎么办

提起齐威王，读者应该不会陌生，因为他是个有故事的人。如，“邹忌讽谏”“齐魏比宝”“田忌赛马”“门庭若市”等典故，都与齐威王有关。他在位三十多年，视人才为国之宝，以得人为政之要，先后办了三件大事：大刀阔斧治吏，察人求真务实；重用优秀将才，破魏称雄中原；创办稷下学宫，建立国家智库。这三件事，每件事都足以改变社会面貌、影响天下格局。     

关于古代国、族名前“有”字的训释

中国古代典籍中,国,族名前常冠一“有”字,如:有熊,有虞,有夏,有娀,有莘,有周等等。把此“有”字认为是语气助词,作为词头,用于专名之前,有音无义,业经历来的一些语言学家阐释,得到语言学界的认可,而一般字典,辞书也相沿不变。王引之《经传释词》: 有,语助也,一字不成词,则加“有”字以配之,若虞、夏、殷,周皆国名,而曰有虞、有夏、有殷、有周是也。(凡国名之上加有字者仿此)。吴昌莹《经传衍释》于王引之《经传释词》补苴罅漏甚力,“有”字条解说尤详富,然对“有”字置国、族名前为“语助”之说未持任何异议。     

中国早期国家的领土观念

领土要素在国家起源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表现为它由氏族社会中区别不同部落的标志成功地转化为国家统治的强大工具。在中国早期国家阶段 (夏商周三代 ) ,运用“领土”这一政治工具对国家进行统治 ,表明领土观念有了质的发展 ,成为国家观念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夏朝夷夏关系新说

1933年,傅斯年发表《夷夏东西说》一文,提出夏商周三代在政治地理上表现为夷夏东西对立两个系统的观点,在学术界有着长期而广泛的影响。但细考史实,夏代无论是夷与夏的冲突与对立,还是东夷对夏王朝天下共主地位的认同和臣服,都是一个统一贵族国家内部发生的事。因此,夏朝的夷夏关系单用东西对立是不能完全概括的,所谓夏朝统治包括夷人区域也只有从夏朝国家结构层面来理解,才能真正认清历史的本相。     

试论诸葛亮的道德风范及其对蜀汉政治的影响

孔子曰“为政以德”。实行德政,是儒家所主张的基本统治原则。德政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仁”;而加强统治者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是“仁”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样,儒家学说把实行统治的原则和对个人思想道德规范的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礼记·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     

王船山爱国主义思想论略

王船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最杰出的爱国者。本文试图对王船山爱国主义思想的内容和特点,作一些探索。1 王船山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集中表现在当国家、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他毅然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一切都要服从国家、民族利益之需要。他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则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自定也”。他认为“夷夏之防”“天下之大防”中首要之防,是“万世守之而不可易”的“古今之通义”。而“君臣之义”是“一时之义”,     

夏商周时期的洛地与洛邑

洛地和洛邑在夏商周历史上,以其优越的地理、生态环境而据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夏商周三代的社会发展与洛地、洛邑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无怪乎《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这话是绝对可信的。所以,研究这三代的历史与社会的发展,不可不对洛地、洛邑给予足够的重视。为此,本文在这里重点探讨一下夏、商和西周初年洛地、洛邑的历史。     

论周代的世卿巨室及其再封制度

王国维在其《殷周制度论》中说:“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又说:“世卿者,后世之乱制也。”这一论断,征诸古籍和周金铭文,与西周、春秋时期的政治结构,并不吻合。周王或诸侯的卿大夫,不仅同姓亲族可从世袭,就是异姓贵族及其卿大夫大概亦都世代相袭,传之久远,而且有有一种(?)制度。     

试析对《孝经》孝道观的批判性继承

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的《孝经》,紧紧围绕“以孝治天下”这一思想,将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和庶人之孝五等,强调“以孝事君则忠”,“移孝作忠”成为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基本策略。今天对其孝道观在价值和内容上应作批判性继承,一是在价值上已经不具有首孝和泛孝的地位,二是在内容上“以孝治天下”的观念已然被摒弃。对于现代家庭伦理建设,其孝道观仍具有一定合理的可继承的内容,如养亲敬亲、耀祖显亲和谏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