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诗的歌谣化现象及其趋势

在现代新诗的诞生与发展过程中,形式与风格相对古典诗歌的定型化一直是其自身的重要问题之一。“歌谣化现象”作为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现代新诗的各阶段进程中均扮演过重要的角色。透过歌谣化现象在现代新诗史上的起伏,可以看出新诗艺术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此时,歌谣化现象带给人们的启示已超出狭窄单一的研究视阈。     

新诗现代性建设的九大诗题

新诗是一种"现代性"文体,新诗现代性建设的两大任务是让中国人成为现代人和让中国成为现代强国。诗的题材比体裁更有力量,更能直接促进社会的变革。当下应该重点关注九大类型的诗:校园诗、城市诗、乡土诗、生态诗、旅游诗、爱情诗、打油诗、哲理诗、政治诗。校园诗、城市诗和乡土诗是从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角度划分出的诗的题材类型。很多打工诗歌对城市文明怨气太重,城市诗人要热爱城市文明。乡土诗要更重视审美现代性建设,写乡土诗必须以诗人的身份说话。现代爱情诗应该包括抒写人的生物性情感的情色诗和人的心理性情感的情爱诗。适度的理性和智性,更能够让人"诗意地栖居"。政治抒情诗是艺术地表现公民政治情感的语言艺术,需要唤醒公民的政治情感。     

新诗标准的现代性建构及其反思

新诗标准问题是百年新诗发展中的一个难题.从现代性维度来看,其标准的形成在现代性中遇到了挑战,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不同范式之间的冲突,新诗审美价值取向的摇摆等多种因素,都对新诗文体规范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冲击.这是新诗现代性本身的后果之一,也是我们要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一个方面.而新诗标准和文体规范的建构,需要在"新诗标准建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系统"、"新诗标准建构取决于诗歌审美价值标准"、"新诗标准建构需要直面现代性的反思性"等几方面认识的基础上进行.     

梁实秋的诗学理想与新诗现代性的构建

梁实秋以民族传统为基础,以人性作为诗的原质,在多元开放的宏阔视景中建构起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伦理人性的形式诗学。其重形式、讲法度的理性优雅的诗艺追求是在中与西、古与今诗学传统的碰撞与融合中而形成的对新诗现代化演进的独特探索,其“复古”的企图蕴含着现代的诗性品格。     

新诗发展史上的传统与现代性问题

一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以及新诗自身的现代性问题,一直是个纠缠新诗诗学及实践的老话题,传统与现代也一直是新诗研究的关键词.通过这种二元对立式的表述,高度复杂的文学史问题被极大地简化了.在惯常的理解中,传统成为纯净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一个自足的实体性的存在.     

“诗体焦虑”与“歌谣身份”——论新诗“诗标准”的变动与歌谣文体身份的关系

在新诗研究史上,新诗和歌谣的关系一直是倍受争议的问题。五四后关于新诗歌谣化的争议,实际上是白话入诗所带来的关于诗标准的争议。诗标准的变动决定着歌谣修辞体式的自觉、歌谣与诗的辨析以及歌谣的文学化。对歌谣的文体身份和诗标准变动之间密切关系的揭示,有助于推进对于新诗发展规律的认识。     

“五四”新诗语言的现代性反思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五四”新诗无疑具有里程碑性质,标志着中国诗歌由传统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文学革命及其新诗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它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和价值维度,正是借助进化论,新诗运动为自己找到了合法性的依据,进而确立了现代对传统、白话对文言的话语优先权,并以一种断裂的方式对文言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及文学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简单地以白话代替文言,认定只有白话是新诗的“唯一利器”,而不顾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必然造成理论的偏至以及与实践之间的矛盾。     

"国家的想象"与中国新诗的理想追求

"国家的想象"作为中国新诗写作的理想追求,无疑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现实密切相关.近代中国社会与"西方"遭遇的事实,不但使这种"想象"成为"政治的共同体",而且,也在政治道德伦理承担的过程中,对中国新诗的价值观念、话语实践以及历史建构方式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重审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专题讨论)

近百年来的中国诗歌因其发生机制、传播途径,特别是其内在生命体验、思想意蕴和书写方式所呈现出的与民族古典诗歌极为不同的新质,故而被命名为新诗。这一命名,使得它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在特定历史时期不断地被人提起。特别是以世界性眼光评说其特征与成就时,有人责难它因切断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而失去民族个性和汉语独特的张力,有人则认为它的现代性活力正是由于摆脱民族诗歌传统束缚后向外国学习的结果,也有人看到了它与民族诗歌精神之间难以言说的关联所带来的复杂性。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确实是考察、言说新诗最重要的角度与话语平台,然而,这一关系因长期以来许多言说者过于激动的情绪而一定程度地被扭曲或膨胀了。言说者个人的许多情绪性话语被阐释到了这一关系之中,不仅使这一关系在评说新诗时的有效性没有被充分利用,而且关系本身也因情绪化阐释而变成了一个问题。 所谓对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的重审,就是要剥离长期以来积淀、附着于这一关系上的多余话语,回到关系本身,以新诗既有的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未来发展为目的意识,用现代眼光对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重新追问。诸如,新诗发生之初,诗人们到底是以怎样一种姿态面对、审视民族诗歌的?他们言说、择取民族诗歌传统时遵循的话语逻辑是什么?     

新诗现代性品格的三个维度

新诗现代性问题是新诗研究史上的核心问题,有着不同的切入角度以及理论预设的理解.从新诗写作语言动力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呈现为三个维度:新与变的维度、 语言构造的维度和综合心智的维度,这三个维度奠定了新诗不同于古典诗的现代性品格.     

就雅与从俗的冲突与和谐——中国新诗现代性的思考之一

在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就雅”与“从俗”这一对矛盾。这既导致了诗歌大众化或者纯粹化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造成了新诗在文体形式建构上的艰难。本文不在于简单地判定“雅”与“俗”之间究竞孰是孰非,而在于强调二者从冲突与走向和谐,从矛盾达至融合、共赏。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当代实践意义

与从意识形态和观念论特征展开的现代性批判不同,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理论将现代性批判导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向,资本成为进行现代性批判的核心范畴,资本主义批判、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成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基本构成.20世纪资本主义的转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并不能构成批判和否定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基本依据,相反,它们从不同侧面展示着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效果历史".在当前现代性全面拓展和成熟的语境下,中国当代实践的基本意义应立足于现代性的内在批判,以一种辩证的实践智慧探索和开创超越现代性走向未来的可能性之路,而不是单纯以现代性的确立作为自己的目标取向,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体现此一实践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     

传播与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方长安指出,传播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改变了诗人们的创作心理、主题想象、诗性体认与言说方式,参与了新诗生产,赋予新诗诸多现代性品格；然而新诗内部由是存在着传媒化这一负面因子,抑制着新诗诗性的生成。李怡、苏雪莲强调,现代大众传媒是新诗生成的诸种合力中的一种,它不仅为诗歌提供了新的表现空间,使诗歌具有了不同于古典时代的功能,而且还塑造了新诗的表意方式和美学特征,带来了新诗阅读方式的变化。鲍焕然认为,新诗的媒介类型主要有日记、私人书信、杂志、报纸副刊、诗集、沙龙、社团、课堂,以及街头、农村和战场为平台的社会环境媒介等等,它们凭借不同的文化特征在白话新诗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影响。陶丽萍从传播角度考察了新诗经典化现象,认为新诗经典的确立,既与文本诗性相关,更是报刊发表、出版、公共阅读、批评、文学史叙事、公共教育以及评奖等多重传播机制共同言说与历史扩张的结果。     

现代性视野中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

在当代中国美学界后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中,两者都曾强调自己的现代性品质,但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现代性品质却有着本质性的差异。明了这一差异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超越性质以及当代中国美学所应选择的发展趋向将有重大的意义。文章将通过对"现代性"概念的厘定来逐一考察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所体现出的现代性品质,以期对中国当代美学的现代性建构做初步的探索,从现代性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后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的论争。     

论证明劳动具有商品性质的意义——劳动商品性质问题讨论集之七

证明劳动具有商品的性质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证明了劳动具有商品性质之后就能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市场,就能说明按劳分配原则及其实现形式,就能说明自主劳动,就能说明劳动者的劳动权,就能说明如何才能做到尊重劳动;证明了劳动具有商品性质之后就更新了商品范畴,就丰富了劳动价值论,就奠定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依以建立的基础。     

论生活意义的现代性基础及其问题

尽管生活意义是一个萦绕于所有时代的永恒问题,但生活意义的现代形态和传统形态的重要区别提示我们不应当忽视生活意义的现代性基础及其问题.现代性是当代人生活意义的总体、隐性的基础,并从根本上规定着生活意义的体验结构和表达路径,其中个人主义和主体性原则共同构成了这个基础的主要内容.个人主义和主体性原则在支撑和充实当代人生活意义的同时,也造成了预设虚假、自恋指向、视界狭窄和精神孤独等诸多问题.     

陈独秀与反省现代性(上)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其超人的敏锐与非凡的定力集中表现为:在"五四"前,在认明中西方国情差异的基础上,他选择了欧洲19世纪理性主义的理路,借重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某些论点,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却拒绝照抄欧洲的现代性反省,从而成功地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洪波巨浪;在"五四"后,则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得以反省欧洲"近代思潮"即19世纪的理性主义,转而皈依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了个人思想上新的飞越,并直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宣传社会主义新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五四"后反省"近代思潮"存在的"黑暗",并重新肯定了反省现代性的某些重要观点,诸如重视人类情感的作用与宗教的价值等等,这本身即说明了,在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某种共同点。但是,陈独秀毕竟对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缺乏足够的理解与重视,他虽转向了唯物史观,却依然未脱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和固守"科学万能"论,就反映了这一点。     

陈独秀与反省现代性(下)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其超人的敏锐与非凡的定力集中表现为:在"五四"前,在认明中西方国情差异的基础上,他选择了欧洲19世纪理性主义的理路,借重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某些论点,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却拒绝照抄欧洲的现代性反省,从而成功地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洪波巨浪;在"五四"后,则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得以反省欧洲"近代思潮"即19世纪的理性主义,转而皈依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了个人思想上新的飞越,并直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宣传社会主义新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五四"后反省"近代思潮"存在的"黑暗",并重新肯定了反省现代性的某些重要观点,诸如重视人类情感的作用与宗教的价值等等,这本身即说明了,在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某种共同点。但是,陈独秀毕竟对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缺乏足够的理解与重视,他虽转向了唯物史观,却依然未脱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和固守"科学万能"论,就反映了这一点。     

新诗的"维新"与传统的"魔咒"

论及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人们自然就会追问:新诗如何拒斥或继承了古典诗歌的传统?新诗是否有、是否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如果有,那它到底是什么呢?     

实践理性:现代性道德重构的路径选择

现代性道德危机的症结在于人类理性的过度张扬,这种理性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人类中心主义,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是个人主义。前者引发生态伦理的兴起,后者引发对道德共识的强烈诉求。对现代性道德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人类理性的彻底否定,而是要对现代性道德进行重构,这种重构得以发生的基础是实践理性。其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旨归,从自然之维、社会之维等方面来推进现代性道德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