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府职能理论的源流分析

本文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对西方政府职能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加以了分析,认为西方的政府职能理论是在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之后产生的,并随着国家向社会的扩展过程发展起来。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立足于市场的缺陷和社会的不自足性,希望通过政府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的发挥来弥补这些缺陷与不足;自由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面对着国家干预逐步加强的趋势,从个人自由和市场效率出发,强调对政府作用施以必要的限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则向人们展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与资本主义国家职能拓展之间的关系。最后,在上述分析比较的基础上,说明了西方政府职能理论对我国政府职能研究和实践的参考意义     

国有财产的范围与国企改制的相关法律问题——兼谈国企改制中的依法行政

国有财产的范围应与国家承担的职能相适应,社会和个人有能力从事的行为不应纳入国家职能之列,小政府、大社会是理想的国家模式;国企改制要本着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在非要害领域,放开民营,推进私有化进程;国企改制中要充分重视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作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双管齐下,依法行政是对政府参与国企改制的根本要求。     

房产限购令向何处去

实施一年多的房产限购令一直面临合法性的质疑，另外还有期限模糊、寻找退出机制等紧迫问题。现行税收体制下，呼声最高的房产税并非限购令的适当替代制度选择。房产限购令符合行政许可的基本特征，可通过“政许可制度”来对房产限购令进行制度修补和正当化。行政许可制度是今后政府合法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具有潜力的法律制度。     

转型期中国政府经济职能内在机理缺陷及矫正对策

目前,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型期,就政府经济职能而言,还未能完全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突出表现为政府经济职能的越位、缺位与错位。究其根源,在于政府经济职能存在着内在机理上的缺陷。对此的矫正,有必要以马克思国家经济职能学说为指导,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防止“市场失灵”,同时还要避免“政府失效”,最终实现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最佳结合。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职责异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理论逻辑和现实路径

“职责同构”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基础:一是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现在我们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意味着实行“职责同构”的部分基础发生了变化.为了适应这个变化,地方政府需要进行“职责异构”的改革.现在改革中的主要困难是“人治”意识和相关法律不健全;各级政府职责权限划分困难;机构优化与人员安置困难;改革需要顶层设计等.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需要提高对“职责异构”改革趋势的认识;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加强地方政府管理服务职能;进一步理顺部门间的职能关系;协调党政机构改革力度.     

社会利益关系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与行为定阈

在社会利益关系的整合过程中 ,政府担负着重要的职能 ,但政府利益对这一职能的实现构成了多方面的限制。本文认为 ,政府并没有其独立的自身利益 ,对于社会利益关系 ,政府只能作为一个“整合者” ,政府直接的逐利行为会影响其利益关系整合职能的实现 ;而且 ,政府的利益关系整合行为还应当限制一个合理的界阈之内 ,政府只有作为“利益局外人” ,才能实施各种利益整合措施 ,使得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公众的个体性利益在互相兼顾的前提下得到最大限度地实现。     

转轨时期政府职能弱化与强化辩析

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必然导致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对于政府职能分解与重构的走向,学术界有“弱化”与“强化” 之说.“弱化”论者认为应按“小政府大社会” 的模式,缩小和减弱政府的职能,“强化”论者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必须扩大和增强政府的职能.这两种矛盾的主张虽然各基于不同角度.都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依据,但从总体上看,都不无偏颇之处.笔者认为,政府职能的弱化与强化都是相对的,必须深入分析哪些职能需弱化,哪些职能需强化,政府职能的弱化与强化也是相互统一,互为条件的,目的都是为了发挥市场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的发展.一、弱化政府微观管理职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一是通过严密地户籍制度和“单位”依附关系实行对人的管理,使各类人员终生基本固定在某一地区从事某项职业;二是追求所有制一元化,排斥非国有经济,把企业作为政府的附属物,政府直接管理物质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实行统购包销,企业按政府计划生产,损益由政府负责;三是诸生产要素由政府配置.银行只是财政的“出纳”,土地由政府安排使用,科技由官办研究机构按计划进行等;四是包揽了各种社会中介事务.为了适应政府职能     

“善治”出自于“良政”——公共理性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是“善治”,要求社会主体平等参与治理公共生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是社会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实现社会治理之善,关键取决于政府自身建设.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在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社会建设背景下提出来的,以公共理性的视野考察其价值取向和改革目标,“良政”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都能在其中得到体现.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是正确处理“良政”与“善治”的关系,将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有机结合的理性选择.     

公共卫生视野下的国家与社会之冲突与整合——以民国江西公共卫生建设为考察中心

民国时期,国家职能向现代转型,国家政权在不断渗透扩张的过程中与不符合其体制的社会因素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公共卫生是近代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面,站在“传统”对立面的现代公共卫生事业与代表传统医学的社会有着“行政化”与“弥散”的冲突.被“制度化”的社会新旧杂然相陈,“刚性”的“制度化”无时无刻都处于社会“不抵抗”的抵抗之中.民国江西公共卫生建设体现了该特征.国家与社会的冲突由激烈到逐渐归复平静,最终的沉淀是双方控制与制约、渗透与制衡的整合.     

国家的两种职能及其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谈到剥削阶级国家政府的职能时指出:“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在《法兰西内战》里,马克思把中央政府的职能分为:“政府控制人民的权威”和“由于国家的一般共同需要而必须执行的职能。”马克思把控制人民的国家职能称为“政治     

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问题与应对方略

经过长期的努力,我国各级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与成就,主要体现为:各级政府对社会管理职能的认识逐步深化,社会管理职能不断增强;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的财政投入不断增加,各类社会事业发展迅猛;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实现形式不断优化,社会管理创新取得新进展.尽管如此,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还面临概念认知存在偏差、组织载体建设滞后、管理方法手段单一、政策法规很不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偏颇、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因此,通过全面理解和科学界定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加强组织载体建设、丰富管理方法手段、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健全绩效考核制度、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加大公共财政投入等措施来促进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     

当代中国政府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前沿系列之一: 市场选择与政府推动:新时期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价值抉择

新时期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面临着市场与政府两种价值的重大抉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必须构建政府推动型的职能模式,既发挥市场选择的基础性的资源配置功能,又通过政府推动更加有效地促进新的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发展,从而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新时期国际竞争的需要.在构建政府推动型的职能模式的过程中,有必要坚持动态的适度政经分离的价值标准,保证我国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秩序和方向.     

市场选择与政府推动：新时期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价值抉择

新时期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面临着市场与政府两种价值的重大抉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必须构建政府推动型的职能模式,既发挥市场选择的基础性的资源配置功能,又通过政府推动更加有效地促进新的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发展,从而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新时期国际竞争的需要.在构建政府推动型的职能模式的过程中,有必要坚持动态的适度政经分离的价值标准,保证我国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秩序和方向.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社会福利陷阱”——基于“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的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经济表象,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福利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社会福利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政府在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既无法打破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有不合理分配体制和利益格局;同时又没能适时增加社会福利和民生投入,从而扩大内需、培育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升级.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要突破“社会福利陷阱”,政府必须转变角色、职能和治理模式,承担起应有的社会福利责任.中国走出“社会福利陷阱”的过程是走向法治国家和福利社会的过程,这既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三阶段的第二阶段,也是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型.     

强制责任保险: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视角的考察

责任保险的功能只要体现在经济补偿与社会管理两个方面,而强制责任保险的强制特性使其成为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又一体现.本文将强制责任保险视为政府微观监管的手段之一,分析其如何体现政府经济管理的职能,并在此基础上从法律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分析,认为强制责任保险要真正体现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应注意道德风险的防范与商业责任保险对强制责任保险的补充.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失效”探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干预经济是必要的,但政府并非万能的,它也存在缺陷,也可能出现“政府失效”,研究分析“政府失效”问题,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二者的辩证关系,合理界定政府经济职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发展的政府效应——改革前后的比较

诺齐克的“最小化”国家(Nozick,R.1974)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相对于“最小化”国家,这可称之为“最大化”国家)是国家职能的两个极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职能都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中国经过1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国家职能现已离开了“最大化”的极端,朝着另一极的方向转换(当然,“最小化”国家绝不是要实现的目标).本文不可能全面论述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国家各方面职能所发生的变化,而只是就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所实现的职能作些分析.     

略论国家管理职能的二重性

<正>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及国家管理时,多数是指宏观的意义上的管理,既包括由特殊强制机构行使的所谓镇压职能(马克思把镇压职能即控制人民的职能称为“政治职能”),又包括由一般性非暴力机构执行的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公共事务等方面的社会职能。国家职能就实质而言,应总称为管理职能,它包括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管理是国家职能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面。列宁说:“国家就是从人类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根据社会     

职能导向论: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逻辑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机构改革一直是中国政府改革的主题与核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政府机构改革存在明显的“职能导向”,即机构改革以明确政府职能的基本定位为逻辑导向,这一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职能导向论”.中西方国家在地方政府中的机构改革实践可以作为“职能导向论”的经验证据.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政府职能定位正由“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也正以“大部门体制”为目标,以有效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责.但是,在目前,两者之间的协调还存在许多误区,阻碍了政府改革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