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议时政之风与明末时事小说的兴起

明末士人好议时政之风导致党争激烈,时局更加动荡,为时事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增强了作者的创作勇气,强化了作者创作意图的政治意识;扩大了时事小说的读者群体;甚至出现了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时事小说作品。     

明清时事小说与时事剧的新闻传播价值

中国古代的小说和戏曲都有反映现实的传统 ,大量出现在明中后期至清初及清末的时事小说和时事剧是这种传统的集中体现 ,不仅起到了知识、教化和娱乐的作用 ,而且具有了传播新闻的新功能 ,不同程度地具有新闻传播所要求的特征。时事小说与时事剧不仅在创作上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征 ,且是官方新闻传播系统的有力补充和极大的延伸。     

信息网络对青年社会化的正负效应及对策分析

目前,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到传统产业的改造,网络对社会生产的渗透日益深入;从了解时事动态到休闲娱乐及网上购物等,网络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当代的青年,他们是“科技哺育的一代”.是拥有最新知识技能的群体,网络的发展必然     

技术与政治革命的双重变奏——晚清“新小说”兴起的历史机缘

晚清“新小说”于1902年前后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机缘.同治初年西方先进印刷技术进入中国小说的出版市场,虽未对新创小说产生明显推动,但却因传统小说遗留的潜在市场迅速完成了中国小说出版技术的更新换代,对稿源的需求也随之陡然增加.当1898年前后传统小说出版市场饱和以后,出版商面临稿源奇缺的严峻考验.而恰在此时,甲午战争以及庚子事变的相继发生造成了社会政治及文化风尚的巨大转变,翻译小说因西学的强势输入渐为国人所重,为开启民智,社会对创作新型小说亦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梁启超《新小说》的成功示范让正为稿荒发愁的出版商看到了新的生机,一时翕然向风,从而使“新小说”在短期内得以迅速崛起.由此可见,技术与政治变革的偶相交汇构成了晚清“新小说”兴起的重要历史契机.     

“将被压抑的现实恢复到文本层面”——弗·詹姆逊的“讽喻现实主义”探析

《政治无意识》将“生产方式或结构的整体性”改造成“叙述的整体性”,其中包括了“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三个文本意义同心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讽喻性的,“政治的讽喻”、“讽喻的命题”分别连接了“政治的”与“社会的”、“社会的”与“历史的”等阐释视野.詹姆逊版本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旨在将被实际政治斗争、各种意识形态遮蔽和压抑的“现实”通过层层讽喻,最终导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从叙述材料到马克思主义“主导叙述”的“讽喻的操作”过程构成“讽喻现实主义”,并据此对巴尔扎克小说提出新解读.     

网络反腐视域下的政治认同分析

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产物,网络已成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重要平台.在新时期反腐语境下,网络以其自身独特的技术优势和“旋风式”的反腐效果愈来愈受到人民群众的青睐.网络反腐作为公民政治参与中出现的一种非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也是一种新的政治现象.文章分析了在中国出现这样一种非正式但又十分重要的反腐渠道的原因,并指出多元化的网络环境给新时期政治认同整合带来的冲击.在网络反腐视域下,我国应通过加强网络平台“硬环境”和网络意识形态“软环境”建设,构筑起“网上网下,官民互动”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反腐体系,进而提高认同指数,推动法理型政治认同建设和提高我国政治文明水准.     

论茅盾等人的社会剖析派小说

<正>“社会剖析派”的提法出自严家炎.因其较准确地概括了三、四十年代茅盾等人代表的现实主义主潮小说,既区别于初期革命文学中有罗曼谛克倾向的普罗小说,又区别于此前与此后出现的其它现实主义的小说流派而被承认和使用.剖析派是二、三十年代之变革命处入低潮,进入新的准备,意识形态迅速政治化的背景下,现实主义文学生态的产物.它以对中国“当代”性质和现状作科学、冷静、严肃的剖析,当然也是艺术形态化的呈现,真实地再现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社会各横断面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人生世相而著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社会剖析派可说是成就最高、贡献最大的一个流派.”(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鸟瞰》)     

政治化与艺术化的纠葛碰撞--梁启超与黄人小说观比较

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 ,推崇小说的社会作用。由于片面强调小说为政治服务 ,梁氏小说理论有矫枉过正之弊。黄人本着艺术性原则 ,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 ,将小说由政治附庸重新拉回到了艺术审美的道路上来。     

试论中国古代易代小说之流变

易代小说大体上经历了“废”——“兴”——“废”——“兴”的主题演变过程。元末明初产生的易代小说,突出大一统王朝的覆亡,体现了一种浓重的历史兴亡感。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易代小说总体上突出新兴王朝之开国,充满建功立业的豪情。明清鼎革之际,不论是“历史”小说还是时事小说,都有着浓烈的亡国之音。“康乾盛世”后,仅有的易代小说重新敷演鼎旧革新的开国故事,歌颂新兴王朝的定鼎,易代小说逐渐走向衰亡。     

从传播失灵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治理困境

信息的可获得性及流通状况主导着政治活动,并对社会治理产生着广泛的影响.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信息流通呈现出“传播失灵”的特征,“数字注水、欺上瞒下”以及“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等现象即传播失灵的突出体现.传播失灵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相互嵌套,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内蕴了传播失灵,传播失灵又强化并导致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治理困境.对于一个庞大的国家和日益复杂的社会而言,传播通畅是实现社会治理的前提和保证,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传播失灵降低了政治决策的科学性和社会的透明度,给政治决策、政策执行、反馈以及社会治理与社会合作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传播失灵是解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困境与转型的一个新视角.     

中国小说价值观的变革轨迹

中国小说自萌芽阶段至今 ,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它经历了富有童心的原始价值观、以阐释封建道德为主调的古典价值观、以“为政治服务”为口号的工具价值观和“人学”旗帜下的现代价值观等四个发展阶段。中国小说价值观所追求的是审美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融合 ,其核心是“寓教于乐”     

二十世纪英美政治小说初探

英美文学作品中小说类别名目繁多,什么社会小说、经济小说、历史小说、爱情小说、科幻小说、推理小说,不一而足。然而,在这些名目繁多的小说类别中,却有一类是人们较少论及或予以注视的,那就是政治小说。什么是政治小说?英美评论家各持己见,从不同的角度作了程度各异的解释,或是简单地给予下个定义。这种做法,都无助于人们对政治小说的实质的全面了解。琼·约翰逊(Jean O Johnson)女士告诫说:“花费气力去进行刻板的分类,把政治小说同经济、社会、无产阶级和其它种类的小说区分开来,不但不能成功,而且有碍于对小说发展的理解,而不会加深对它的理解。”这个看法,无疑是根有见地的。     

论洋务时期中国人的国际政治观念

本文认为,洋务时期随着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迫使下,走进与世界各国对话和交流的行列,也使中国人的国际政治观念有了新的进展,其主要表现为纵论国际局势和关注国际公法.期间出现了“春秋战国”论,即援引春秋战国的历史成例,借此对照和说明新世局;多角度地议论国际问题,即从世界通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和以“均势”原则分析评论国际问题,以及从某国领导人的变动评析国际时事等.这些标志着中国人开始揖别华夷为核心的“天朝”观念,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重新为中国定位,努力谋求中国振兴的思想过程.     

庶民社会的人生畅想与精神漫游──论中国古代小说的俗文化本质

古代小说被轻视的历史境遇实质是权力文化和文人文化对民间文化排斥的结果,表明了广大庶民在政治、经济不平等之后的文化不平等的历史事实。小说观念上,因其远离“大道”和“街谈巷语”而被权力文化与文人文化分别从政治、道德层面和艺术层面排斥。在小说主题上,其“忠义”的政治倾向其实并不一致。忠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意识的伦理化,义则是个体化的人格境界。后者往往构成庶民社会破坏社会既定秩序的道德依据。小说内容的传奇性是以庶民的“尚奇”意识为导向的,是其对自己存在状态的一种人生物想和心理体验。由神怪、侠义、公案、性爱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奇物、奇人、奇事、奇情不仅是庶民的道德需要,也是审美需要,完整地体现了庶民社会的宗教、道德、政治和婚爱价值观。以奇为是的叙述显示出古代小说美学形态的幼稚和商业机制的早熟。而叙事的大团圆结局与其说是一种审美原则,莫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庶民世界观。     

商业运作与社会介入：论近代教育小说创作的内在张力——以《教育杂志》为视点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作随着经济运行、社会政治及个人命运变动呈现出独特的“社会式”书写。《教育杂志》作为近代最富影响力的教育期刊，在商务印书馆的运作下，于创刊初期凭包天笑的商业化教育小说站稳脚跟。包氏教育小说火爆一时，鸳鸯蝴蝶派诸人随后加入，声势浩大，后却因其商业化运作与陈旧思想陷入低谷。五四以后，“新文学”进入教育小说及其市场。此时，鸳蝴派观察到市场动向，将创作思路向“新文学”靠拢，谋求转型。文学研究会则入主《教育杂志》，锐意革新风气，在“儿童文学运动”中创作强调社会责任感的现实主义教育小说，并在五卅运动后向左翼文学发展，引领了“后五四”时代的教育小说潮流。这一进程有着极丰富的历史意涵。     

论政治话语下的“小说界革命”

政治和文论历来关系紧密。近代“小说界革命”因政治需要而发生：小说凭借与政治的联姻而被强调其社会作用并获得广泛认可，政治依靠小说使自己的思想、理念得以形象化、系统化。出于政治考虑的“小说界革命”不仅帮助维新人士建立起了自己的话语系统，而且使小说自身有了质的飞跃，从此获得与诗文同尊之位。     

论近年来“长城小说”题材内容的新变

重点关注了《王白的长城》、《湖光山色》等几部“长城反思小说”与“长城乡土小说”,通过叙事形态变化和社会价值变化两个层面,论述了近年来“长城小说”题材内容的变化.在叙事形态上近年来有关长城的反思小说和乡土小说引人关注;而在社会价值方面长城小说呼唤“生态意识”、“家园意识”的回归,引发了人们对环境的忧虑以及对古长城开发与保护的深思.     

关于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思考

小说技巧论的形成是明清小说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叶昼、金圣叹在对《水浒传》的评点中,以大量的笔墨对小说的艺术技巧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总结出一整套内容丰富的叙事法则,如“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等等,成为古代小说技法理论的奠基者。其后,张竹坡、毛宗岗、脂砚斋继之,进一步丰富了它的内容。虽然这些名目繁多的技巧技法,有的颇显琐碎、重复,并不完全符合作品创作实际,但它们的出现,说明小说理论已经由对小说与社会外部联系的研究,转移到对小说内部规律的探讨,理论家不再满足于仅仅从政治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角度,对小说加以价值判断和评价,而是开始更多的从审美的、技巧的角度对小说中的一切进行鉴赏、分析和品评,探索其得失。这是古代小说理论的一次重大进步     

复杂现代性语境下的知识正义:问题与选择

知识领域正在成为相对独立于政治、市场、市民社会的“第四领域”、“第四种权力”.由于其.特殊的公共性,知识领域日益被赋予道德使命.但知识领域自身却表现出深刻的丛林性.复杂现代性语境下,知识领域的分层化日益明显.知识与资本、利益、权力、权谋等的深层勾结,使知识领域的道德底线日益模糊.投入、运行与管理机制的垄断,是知识领域问题化的重要原因.由于发展阶段与问题的特殊,知识领域不仅需要“作为公平的正义”,更需要“作为民主的正义”.推进微观创新,建构微观民主,是推进知识领域正义化的基础路径.知识民主是社会民主的重要基础,建构知识正义对建构社会正义意义重大.     

“意识流文学”论争对“新时期”批评话语转型的贡献

中国“新时期”初出现的“意识流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这使得采用在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社会学思路,以政治话语去为其进行合法性辩护遇到很大困难.因此,为“意识流小说”出场进行的辩护最终转换成了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共同参与的学术建构活动.尽管最初参与论争的人政治诉求与学术诉求常常相互纠结,学术话语的使用同时也是为政治立场辩护的策略性选择,但随着论争的展开,后来的学者更多地被学术话题本身吸引.这是“新时期”文学批评用学术话语置换政治话语的一次重要尝试,对当代文学研究者学术意识的回归与学术身份的确立都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