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进步专门立法可行性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当今民族工作的“纲”,然而,缺乏法治保障的共同体立法路径亟待纾解。通过考察当前地方民族团结立法规定及适用现状,可发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保障缺位,且制定基本法《民族团结进步法》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应予以专门制定,以提高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化水平,实现地方民族团结立法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法的转变。     

中国法制传统的若干特点

从法治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审视中国法制传统,可以发现其四个基本特点:在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上,整体主导;在立法和执法、司法的关系上,立法主导;在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上,国家法主导;在公法和私法的关系上,公法主导。与这样的特点相适应,我国的法治建设道路应当是“政府推进”型的,而不能是“社会演进”型的。     

资产阶级法制思想与清末民初政局

资产阶级法制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依法治国原则而产生的,是指如何运用法的形式确定国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离的法治原则,实现国家统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意识、观念.中国近代法制思想是在西方近代法制思想冲击和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本文拟对辛亥革命前后西方法制思想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影响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政局变化,作一历史的考察.     

论民法革命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走向法治之路》的长文。作者在文章中指出，“总结人类社会法制发展的规律可以看出，法制史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或时代），即刑法阶段、民法阶段和宪政阶段。”文章认为，“明确人类社会法制发展的一般规律，了解我国法制发展的进程和当前所处的地位，对于改革法制是十分重要的。法制改革，就是要实现法制从刑法时代进到民法和宪政时代的转变和革新。不实行这种变革，就不能走向法治。”“西方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就制定了宪法，但宪政法制并未随之出现，而是从宪…     

认知的功能：论纯粹法学对中国法治理论的意义

当代中国主流法治概念在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制之外,更强调对道德价值的追求.但对于“认知”却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这就为法治理想的实现埋下风险.故而,本文将对致力于建构追求客观认知的“法律科学”的纯粹法学进行研究,论述纯粹法学中的知性国家观、规范命题和分离命题,为当代中国法治理论的完善作出尝试性讨论.     

中国法治建构的历史语境及其面临的问题

历史即将进入21世纪,这对于正在步入现代化的中国而言.不啻是一个焦虑与期待同在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讨论中国法治的建构问题,其意义自然是非同寻常的.应当说,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法治的建构.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理论热点问题之一.但若深一步考察,学界关于法治讨论的主旨还是有所变化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人治一法治”论辩(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在此一阶段,法学家们就治国方式上到底采取“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对话.以此为中心.学界的同仁们还拓展了相关的论题向度,例如“权与法”、“共产党的政策与社会主义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等等.这次论辩,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舆论基础.随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人治一法治”的理论论辩已经达到了其所期望达到的目的.第二阶段,“法制一法治”辨析.自90年代以来,尤其是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学者们在更为广泛的语境中讨论法治的建构问题,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乃是对“法治”与“法制”之语义的解析.其实,在此之前,学者们已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法制并不仅仅是一个“有     

地方创制性立法的实践偏向与理念革新

地方立法在进入精细化时期后,逐渐开始由细化、执行中央立法的执行性立法向着具有先行性、补充性和地方特色的创制性立法转变。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地方创制性立法在立法事实与制度设计方面还存在一些偏差,表现为“形式增长”、立法供给难以满足地方需求、立法的“地方性”特点不鲜明等,暴露出地方立法存在对法制统一的传统理解与先行先试之间存在张力、创制边界模糊与创制能力短缺、创新试验与既有法制冲突等现实问题。地方创制性立法的健康发展要求从法理上对立法理念进行革新,主要包括对“法制统一”原则的再理解、合理配置立法供给、正确看待“突破上位法”的合法性。     

试论“法治等边三角形”的构成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兼谈普法工作的地位、作用、方法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正确的法治实践,需要正确的法制理论作指导。实施依法治国战略,首要的任务,应该从理论上和实践中确立：立法、普法、执法三者的关系。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从中国法制建设的实际出发,从公民法律意识的基础出发,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立法、普法。执法三者,必须构成“法治等边三角形”,即“立法、普法、执法三者构成“法治等边三角形”,是…     

汉承秦制：为法立经与中国自有制度的形成

汉承秦制在中国法制史上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中国古代学者创造的制度性概念。汉承秦制能指的是秦法制、秦政体和秦国体,其所指是作为国家制度的历史合法性。汉承秦制历史实践以“承秦”方式出现,其“表达”则以“反秦”的面貌存立,产生了秦法悖论现象。通过对“承”“造”“捃摭”“新语”“法经”等词语做出法语义学解读,揭示汉承秦制的复合法渊属性。以法为经是春秋战国时期变法者提升法律地位的立法活动,经历了铸刑鼎、尊法为经和改法为律等三种形态。秦制止于秦法,秦法之上无法。汉朝并非原原本本承袭秦制,而是通过“造《新语》”“高《春秋》”等立法活动,在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中增添秦制应有而未有的儒家教义。引经入法赋予儒家经义在法律规范体系中的法律原则的功能,使儒家经义不再是法外之法,确立了中国古代法治体系内部法上之法的地位。汉家制度改变了以法为经的纯任法实践,完成了儒法共治的国家综合治理方案,确立了中国自有制度多源一体的制度框架结构。     

朱元璋的法制宣传的得与失

在中国法制史上,朱元璋注重法治,特别是他在法制宣传方面的作为,是历代皇帝所不及的。 朱元璋由于他出身布衣,身经乱世,看到“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误犯刑宪”①,因而能意识到法律能否为官民所知,直接关系到法治的成败。这使朱元璋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主张“立法从     

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供求分析

近年来,法学界对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或者说法律实现中的“政府主导型”法治与“民间自生型”法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进而引发了对变法与法治、立法与执法、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以及法治理想与现实国情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展现出法理学研究不断提高和深化的可喜景象。本文仅就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在法律供给与需求方面的内在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大方。国家制定法就是由权力机关制定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在全国范围内一体实施的行为制度和规则,它是政治国家用以维护社会秩序、确立资源配置结构的基本形式,最终通过立法、…     

新中国法治历程的史学视角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建设的曲折历程可分为法制的初创、法制的严重受挫、法制的重建与发展和从“法制”到“法治”的跃迁四个时期 ;文章从新视角分析了新中国法治进程曲折和坎坷的深层原因 ,并对如何构建一个法治的中国社会 ,作了较全面的分析和探讨。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兼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先生关于中国法学研究的四种模式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影响,必然会导致缺失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观点值得质疑.这四种模式都是学者们为建设中国法治而作的理论努力,它们在学习、借鉴西方优良法律文化的同时,始终将思考并勾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国从来就没有缺失过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始终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图景的实现和完善,这同时也是中国法学的去向.     

实现法治若干方面的法理思考

党的十五大采纳了“法治”一词，这是我国在治国方略上的重大转变。本文着重从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改革和完善的法理方面对实现法治提出了若干思考。     

从“法制”到“法治”毛泽东、邓小平法律思想比较分析

“法制”和“法治”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文章分析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法律思想,并对两者进行比较,强调指出只有从“法制”走向“法治”,把法治作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共同追求,依法行政、依法执法,才能真正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实现主权在民。     

“双碳”目标背景下完善我国碳中和立法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

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会触及多领域、多行业主体利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需要凭借法治手段。应将完善碳中和立法融入实现“双碳”目标的全过程,以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并以此促进解决影响“双碳”目标实现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障碍。目前我国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法治建设较为滞后,存在着碳中和基本概念和适用范围界定不清、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碎片化、碳排放管理制度法律缺位、碳排放行政执法体制缺乏统一协调机制、立法滞后导致政策实施缺乏法律支撑等问题。因此,应立足于我国国情,积极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尽早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建立系统科学的碳排放管理体制、通过协同立法减少碳中和法律适用冲突、完善配套措施确保碳中和法律的执行力,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统一协调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中和法律制度体系。     

“法治”的含义应当准确——与张春生、阿喜两位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要准确地把握法治的含义，必须正确处理法治与法律、法制，法治与专制、人治的相互关系，法治的基本内涵与标志是民主政治与法律权威；与专制相结合的法制不是法治，只是人治的形式之一。法治的实现离不开道德的支撑，但将“法律全都转化为道德”的社会不是法治社会。法治需要弘扬优良的法律文化传统，但在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     

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转变的思考

本文探讨了“法制”与“法治”的关系,认为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的转变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是建设民主政治的基本保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论政府审计的治理向度、环境与变革

政府改革以治理理论为基础导向,实现“法治、责任、服务和效能”的基本追求.基于代理公共责任、“免疫系统”理论,实现政府审计与政府治理的良好联结.治理转变了政府审计运行的政治、经济、法制等外部环境,而为能够以独立的精神和专业的水准参与治理,政府审计亟需公共财政审计、绩效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审计公告等领域进行变革选择.     

权威·权力·权利:探索法治的三维建构

法治是一切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选择。对法治的建构必须厘清权威、权力、权利三者与法律的关系：在宏观上,树立法律权威和政治权威应具有合法性;在中观上,权力依法行使并受法律制约,法律对其制约进行制度安排;在微观上,高扬公民权利,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只有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上对法治理念的内在精神进行探索,法治才能在内容上全面地超越人治,在本质上历史性地超越传统法治;才能实现实质法治对形式法治的价值超越,实现法治对以法治国的思维超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法制现代化的方向,以政府和社会、个人三方推进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中国未来的法治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