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政绩考评的历史变迁——基于政策学习理论分析

政绩考评是激励约束领导干部作为的“指挥棒”,兼具价值与工具双重属性。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政绩考评历经四个历史阶段,凸显时代特色与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嬗变。基于政策学习理论,我国政绩考评呈现出从“吸取—教训”型向“社会学习”型政策学习的渐进转变。立足新时代,推动我国政绩考评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建立起政绩考评的政策学习机制。     

中国共产党社会组织党建政策变迁的历程及经验

在社会组织中成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而独特的领导制度,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策要求。根据社会组织党建的组织框架和主要载体的差异,可以将社会组织党建政策的百年变迁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党团（组）为主基层党组织为辅时期、基层党组织为主党团（组）为辅时期、基层党组织和党团（组）并重时期。社会组织党建政策的百年演变历程蕴含着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围绕党的历史任务推进社会组织党建、赋予社会组织党建时代性、保持社会组织中党组织设置形式的灵活性、妥善处理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自治、促使社会组织中党组织“运转起来”。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变迁与建构逻辑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社会政策在不断调整中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促进融入的整体变迁,逐步趋向合理与完善。根据农民工社会政策的战略目标可以把这个变迁过程划分为流动控制模式阶段、生存保护模式阶段和发展促进模式阶段等三个阶段。政府基于由社会精英来谋划和诠释的某种城市发展理性秩序,并借助高度"计划性"的权威强制力加以实施,是流动控制模式阶段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农民工生存现状极大地挑战着人类生存的伦理道德底线,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理念,政府在内外双重压力承担起对农民工生存保护的社会责任,是生存保护模式阶段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在建设全面小康型社会的背景下,农民工的价值诉求从基本生存层面向发展层面转变。要实现农民工城市化,社会政策需要确立社会整合策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模式,这应是发展促进模式阶段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     

建国以来我国消费政策的变迁与启示

长期以来,我们对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认识不够,消费政策经历了一个由“重积累、轻消费”到“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过程。我国消费政策的实践也为寻求适合我国实际的消费政策、构建适应经济发展的消费模式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俄罗斯传媒政策的变迁及反思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到现在 ,俄罗斯大众传媒业经历了一场艰难裂变。这种裂变主要是由于其传媒政策变迁引起的。本文结合俄罗斯这段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力求通过对其传媒政策变迁及所造成的媒体现实的评价分析 ,透视出其不同传媒政策的实质     

新社会风险:当代社会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自1990年代以来,"新社会风险"作为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个新视角逐渐兴起."新社会风险"视角认为,后工业社会带来的服务业崛起、妇女就业增多以及人口老龄化等结构变化导致社会出现大量新的社会风险,对以传统社会风险为主要考虑的战后福利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新社会风险视角是对以降低福利支出、缩小国家作用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和"福利紧缩"政治的超越,它对转换社会政策研究方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关注新社会风险的起源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对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将起到积极的借鉴意义.     

政策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我国养老公平问题审视

由于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我国形成了城乡二元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养老双轨制。这种针对不同身份群体区别对待的、分割性的养老保险制度直接造成了不同群体的养老待遇悬殊,并且在政策变迁过程中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1978年以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不断推进,但养老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养老保险制度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根源在于既得利益的约束。要突破既有的利益格局,实现养老政策的公平取向,不仅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构建合理、开放、平等的政策博弈平台,通过不同群体充分的意见表达、理性的协商与沟通,实现政策的公共性。     

理解国际气候制度变迁:超越制度主义的视角

多边合作机制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政治框架.因而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理解与制度设计日益迫切,是把握全球环境政治的关键.制度主义者假设国家在全球环境事务合作中是理性的,却并未充分探究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气候制度变迁与设计中的角色,特别是跨国行为体.事实上国内、国际层次上的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而且多国公司、商业与产业协会、跨国网络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国际制度谈判与变迁.制度主义的国家中心论者往往忽视更为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正是这些力量限制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环境.     

东道国政策变迁和外国直接投资

东道国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政策变迁是一个由制度非均衡到均衡再到非均衡的动态演进过程。在此过程中,政策的成本特性(包括制定成本和机会成本)以及时间特性会对政策变迁产生重大影响,也正是由于这种影响和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一国的FDI政策变迁表现为路径依赖和政策创新两个层面的交替或并行发展。中国的FDI政策变迁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政策探索期、政策成型期、政策调整期、政策完善期,每一时期的政策既有创新又有路径依赖,从而构成了外国直接投资的中国区位优势。     

社会政策中的家庭

家庭在社会政策中的地位和角色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政策背景,二是作为政策目标。家庭作为社会政策的背景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制定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前提和基础,二是政策实施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环境和条件。为了社会政策实施顺利需要保持家庭模式稳定,于是家庭从社会政策背景发展到社会政策目标,这一逻辑清晰地揭示出家庭政策的性质。家庭政策的职能和任务不在于构建理想的家庭模式,而是促进各领域的社会政策更好地适应家庭变化,一方面减轻家庭变迁对社会政策实施的不利影响,提高社会政策的成效,另一方面使社会政策更契合变化中的家庭的特点,更好地发挥家庭功能。我国家庭政策既肩负着改造社会政策模式、促进社会政策合理性和有效性的使命,也肩负着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增强家庭功能的使命。     

“全面健康建设”的形成:基于词频和工具的政策变迁分析

卫生防疫政策作为最古老的公共政策之一,在现代公共卫生体系中仍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我国卫生防疫政策7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我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缩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解读我国卫生防疫政策的变迁,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有助于提高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风险的能力,更好地实践健康中国战略。基于1949—2021年期间中央层面卫生防疫的政策文本,通过数量、词频的统计,对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进行分析和归纳,可以归纳出政府在不同时期的政策部署,我国卫生防疫政策遵循长期均衡和短期间断的非线性变迁特征。政策目标从“传统传染病防治”转换为“突发卫生事件的应急防治”,并逐步升级至“全面健康建设”。政策工具也从“单一”逐步转向“多元”,但仍存在工具使用的片面倾斜、组合不科学的情况。提升政策工具的合理配置,实现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的科学组合,是完善卫生防疫政策的新方向。     

制度变迁与我国公众政策的社会研究

本文对公共政策与制度因素关系做了粗略的探讨,认为制度制约政策,制度与政策是真包含关系;同时,政策的特性决定它不是非被动适应制度,而是对制度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所以说,把制度和政策统一起来探讨,有其必要性。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教育政策变迁分析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实施的战时教育政策，是适应战时需要而制定的，具有战时性特点。但同时又是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和思想的自身变化发展的结果。对该时期国民政府教育政策尤其是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进行历史考察，可以窥见历史表层背后的现代民族国家与教育之间复杂的关系。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教育政策变迁分析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实施的战时教育政策,是适应战时需要而制定的,具有战时性特点,但同时又是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和思想的自身变化发展的结果.对该时期国民政府教育政策尤其是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进行历史考察,可以窥见历史表层背后的现代民族国家与教育之间复杂的关系.     

地方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学习型政策变迁 ——基于渐进和强制两种路径的比较分析

人类社会要实现善治,必须不断推动政策和制度变迁,其中理性和学习两个要素、渐进和强制两种类型贯穿始终,由此产生基于渐进理性和强制理性的不同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协商互动,建立了一种常规且良性的政策变迁模式,以网约车改革实践应用分析其具有政策学习和社会学习的相关特征.强制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体现"间断—均衡"、"诉求—结果"和"冲击—回应"行为机理,以邻避冲突为代表的应用分析其具有"邻避冲突的突发性、政府回应的临机性、决策改变的消极性、项目承接的共谋性以及环保体系的变革性"特征.两种政策变迁路径的机理和趋势均有不同,同时在政策合法性、学习的动因条件和机制效果等方面亦有差异,以地方治理现代化推动并进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中长期治理目标,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必须得到重视和发掘.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政策变迁

随着经济全球化在社会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作用日益加强,各国的社会政策发生了变迁,产生了发展型社会政策和资产社会政策,这些新型的社会政策对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焦点事件与政策间断——以《人民日报》的公共卫生政策议题变迁为例

政策变迁是社会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焦点事件是政策变迁的重要引发机制.在焦点事件影响下,渐进改革常常呈现出"间断均衡"的特征.通过对<人民日报>头版的公共卫生政策议题进行编码分析,可以看出焦点事件在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作用.正是在一系列焦点事件的影响下,中国的公共卫生政策呈现出间断性的变迁特征,并持续性地堆进深层次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     

私人消费政策的变迁:基于制度性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

本文运用行动舞台理论研究私人消费政策的变迁。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者主导时代,个体"行动舞台"的实质是家长式的封闭性舞台,主要解决物质匮乏问题。由于这个时期主要是围绕计划者与生产者的关系进行,存在压制人的基本需要,不利于人的发展的问题。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是生产者主导时期,个体"行动舞台"开始多样化。这个时期要处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问题,存在生产者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现象。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进入消费者主导时代。个体"行动舞台"的实质是拓宽行动舞台、开发人的需要,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个时期要处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关系,由于消费者决定生产者,因此存在如何确定消费者合理需要,真正满足个体发展的问题。     

日本企业合并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关系的变迁

企业合并政策和产业政策是日本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日本仅用20多年的时间便从一个经济落后国变成一个世界经济强国的原因之一,其成功之处是值得借鉴的。本文首先概述了企业合并政策与产业政策关系的基本理论;接着论述了日本合并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关系的变迁;最后是日本企业合并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关系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     

论学习与制度变迁--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发生了新的变化,而这种新的变化主要在于他加强了对个体行为的分析,重点考察认知与制度的关系,并引入了学习机制来说明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在他的制度变迁动态理论中,学习处于中心地位。学习机制的引入,使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增加了新内容:新的经济学行为假设;人类的学习过程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轨迹;路径依赖从认知层面,经制度层面,到达经济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