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五礼新仪》编撰考论

《政和五礼新仪》是北宋末年编成的重要国家礼典,该书编撰过程是,首先主要利用了中晚唐的典籍对历代礼仪沿革进行了梳理,然后在熙宁、元丰学术的指导下,由徽宗皇帝为最终的是非裁定者,对历代礼制的歧异进行了评判,最后制定了标准的文本,就是《政和五礼新仪》.《政和五礼新仪》体现了徽宗整顿礼制的决心和当时的学术取向,也体现出北宋晚期的礼学知识结构相对唐代而言发生了重大变化.它还标志着宋代国家礼仪真正的成熟.     

从引书看《毛诗正义》的成书特征

初唐孔颖达主持编撰的<毛诗正义>①具有集大成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文本的编撰征引了自汉魏以来以迄初唐的学术著作292种.<毛诗正义>引书彰显着三个较为明显的特征:从取材看,以经史为主,无门户之见;从宗旨看,以服务政治为根本目的,即使是引用文学典籍,亦不违此,甚至不惜牺牲对诗的审美观照;从方法看,运用礼学、训诂和谶纬解释经义.所有这些,决定了<毛诗正义>文本的经学特征,这是现代<诗>学研究所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王夫之“因《易》以生礼”的源流论

在王夫之看来,易与礼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讨论易与礼之间关系时,王夫之追溯了周王朝的政治基础,认为"周以礼立国,而道肇于<易>."①也就是说周礼的各种原则,是蕴含在<周易>中的,<易>是礼的源头.在历史上,将<易>与礼联系起来,并不是王夫之的创见,这是先秦时代就有的一种观点.当晋侯派韩宣子去鲁国行聘礼时,韩宣子观<易象>与<春秋>,就曾慨然称许:"周礼尽在鲁矣."②同样,在<易传>中,以礼释易的解释倾向也时有所见.王夫之在<易>与礼之间关系方面的创见,在于他对<易>为礼的源头作了新的论证,并认为以礼释易之所以可能,就在于易与礼之间有着一种普遍理与具体应用的关系.     

《宋史·礼志》时间考辨

<宋史·礼志>虽是现存古籍中记载宋代礼制最为系统、最有权威的专篇,但其中也存在诸多年、月、日等记时讹误.这自然大大影响了其可信度与史料价值.本文尽可能在追溯<宋史·礼,}>史源的基础上,复据<太常因革礼>、 <续资治通鉴长编>、 <玉海>、 <文献通考>等重要文献对其进行考证,发现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宋史·礼勘仍存时误14处.其致误之由,大致有字形形近、记时连书等.     

浅谈《大唐开元礼》中的释奠礼

释奠礼是中国古代学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唐代发展成为一项组织比较完备的学礼制度,但围绕具体礼仪细节也发生过一些争执与变化.<大唐开元礼>不仅能为这些变化提供佐证,更是载有定型后较完备的行礼程序与内容,对后世教育圈影响深远.     

论《史记》对荀子礼学思想的接受

<史记·札书>绝大部分来自<荀子>.在礼的起源与作用,礼与战争、刑法之关系,礼之三本,礼责本而素用,礼意与礼仪之关系,礼的关键在于能思考、能坚持等七个方面,<史记>接受了荀子的思想.<史记>对荀子礼学思想的接受一方面表明荀子的礼学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另一方面表明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宋书·礼志》编纂体例初探

《宋书·礼志》编纂未依循常见于同时期礼书的“五礼”模式,其体例从总体分卷结构,乃至具体录礼次序来看,与《后汉书》中《礼仪志》《祭祀志》渊源极深。《后汉志》以是否属于神祀区分所收录礼仪性质,由此形成两志并列,同时礼仪、祭祀两分法背后尚隐含了仪注与礼论之别,关涉记录礼制的材料性质。《宋志》沿用《后汉志》所开创这两条重要编纂原则,其卷一卷二与卷三卷四分别对应《后汉书》《礼仪志》与《祭祀志》,又根据实际行礼情况的不同,对此体例做了较多改动,使其更趋完善,最终形成了前二卷侧重仪注形式的“经国诞章”、后二卷主要收录礼论形式的神祀之礼这一历代礼书编纂中极为独特的体例。     

章注《后汉书》的历史贡献

本文题目是指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召集一批学者给<后汉书>作注.章注<后汉书>的目的并非是影射武则天专权和外戚专权,而与唐初史学的发展、社会需要和他对<后汉书>的喜好、政治投资有关.章怀太子既是<后汉书>注的组织者,又是执注者之一.他采用了较为科学的方法,从注音、释义、校勘、补遗等方面对<后汉书>进行注释,从而提升了<后汉书>的学术价值.<后汉书>注体现了章怀太子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也反映他对唐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秦蕙田与《五礼通考》

清代秦蕙田历经三十八年，完成了一部洋洋数百万言的礼学巨著——《五礼通考》。其编撰有资料丰厚、工作扎实、集思广益三个显著特点。《五礼通考》在资料汇集、体系建立、具体论证等方面都能博采众长，其成就远远超过了前人的礼学成果，确实可称为中国古代礼学的集大成著作     

试论秦代《书》学局面的新变

泰始皇焚<书>、禁<书>学,在<尚书>学史上具有传承与开新双重意义,绝不简单地是几乎断送了先秦时期曾一度繁盛的<书>学,给其带来了无以弥补的巨大损失,更重要的在于泰王朝的<书>学是先前各类<书>学思想对崎、交锋的必然结果,不仅是对周泰<书>学的全面总结与反省,亦是对汉魏经学<书>学的催生与准备.     

清代政治与通鉴学

清代通鉴学的发展不仅受到前代通鉴学的影响,有着它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还因受清代不同发展阶段的政治影响,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清初通鉴学呈现反思与开拓的气象;乾嘉时期,规模与影响不断扩大;道成以后,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     

清初史学史上的贰臣——兼谈贰臣的社会文化功能

贰臣,因违背封建社会标榜的忠义之道而备受清初社会舆论谴责,对该社会群体的文化功能研究往往因其政治行为而被忽略.本文拟探讨贰臣在清初吏学史上的作为,并分析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清初史学发展的进程中所显现出的社会文化功能.     

唐宋茶道大行之原因分析

唐宋茶道,萌芽于魏晋六朝,成于唐中叶,盛于宋代。在鉴茶、选水、赏器、取火、炙茶、碾末、烧水、煎茶、酌茶、品饮等方面,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和建立了一系列的程序、礼法、规则。唐宋时期,茶道大行,究其原因,社会经济条件是其物质基础,茶之药用价值的进一步发现及养生理念促进了茶道嬗变,唐宋文人的品格特征引导茶道发展,饮食文化的贵族化特征使茶道趋于精致。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的影响下,唐宋大行茶道的出现绝非历史的偶然。     

碰撞、交流、融合--论战争媒介与辽金宋的文学交流

辽金文学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学,而是在与两宋文学为代表的汉族主流文学的碰撞、交流之中发展起来的。辽金文学的特殊性不仅是语言的差别,而在于其民族文化融合方式,不妨看做是汉语文学的重要支流。民族之间的战争无疑是严重的灾难,但客观上也是文化传播的途径之一。     

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

唐代边塞诗人在诗中多次提到汉代及汉代军事英雄,语言学意义上的解释不能说明其本质,这是唐代边塞诗人浓郁的汉代情结,是他们对泱泱大汉精神的深情呼唤。作为一种时代文化心理,它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厚重的历史意识。     

唐末至北宋的客家迁徙

唐末至北宋的客家迁徙是客家源流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继东晋末年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客家南迁运动 ,而且结果还催生了华夏民族中一个独特民系———客家族群的形成。仅以这段时期的客家源流而言 ,其流寓于以后成为客家基本住地———闽粤赣边的北方汉民 ,比之上一历史时期不仅移民来源更为广泛 ,而且移民数量也更加庞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唐末黄巢起义而使大半个中国处于战火之中外 ,还有五代各地割据势力的纷争和北宋软弱国力与消极政治所带来的社会混乱 ;另外 ,闽粤赣边特别是闽西和粤东在这一时期相对安定与人烟稀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唐代高门士族入宋后裔考略

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在各个社会领域均有不同的表现.门阀士族退出历史舞台,应算是阶层变动中的明显特征之一.崔、卢、李、郑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高门士族,至宋朝时,这些家族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后裔已难以再凭借门阀而“显著”,亦难以像先朝一样以门阀相矜.但是,某些适应宋代社会环境的支系,仍然可以不断培养出仕宦成员,成为两宋世家大族的组成部分.     

殷商至周初的照与[戈丮]臣

方[戈丮]乳各鼎属西周早期后段器,系器主为妻作器。铭文中“方”是地名,“[戈丮]”是爵或职名,“各”是人名。“[戈丮]”作为爵或职名,在晚商青铜器铭文屡见,而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玉戈刻铭等均表明讯的地位很高。殷墟出土的跽坐执戈者以及西周较晚的铭文,也反映出称[戈丮]者可能是执戈拱卫之臣。     

城池修筑与宋辽外交

澶渊之盟中宋辽两国就边境城池的修筑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由于辽统治者南下掠夺的本性不会改变,所以北宋时期,双方围绕北宋在河北和河东地区城池的修筑活动,进行了多次的交涉,从这些交涉中可以看出北宋在盟约问题上的灵活性。     

论明人的反宋诗情结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虽然没有唐诗的耀眼光芒,也算是别有天地,但是在明代,宋诗是一个被严厉批判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文章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一、在明人看来,宋诗多劳心之直陈,少形容之妙;二、宋诗过于纠缠于理、道,思维方式上重思辨,违背诗的形象思维规律,创作少兴少象、少情少趣;三、宋人好用典故,好以文为诗,诗主意主理、少韵少味;四、与明人的政治、文化诉求及诗学理想有关。这些因素共同酿成了明人根深蒂固的反宋诗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