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经济内部化及产业分工体系研究

强化专业化分工、提高内部经济依存度是东亚经济体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基础。通过分析东亚地区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内部化程度以及产业分工模式可以得出结论(1)在东亚地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大都在区域内有明显的垂直分工;(2)东亚地区的内部最终消费比率较低,即最终消费品的内部市场依存度仍远未达到能有效降低外部冲击的水平。因此,加速一体化的推进对于东亚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同动机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地位的影响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OFDI）视角,借助2005—2016年OECD-TiVA数据测算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实证研究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GVC分工地位升级的影响,并阐述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整体以及东道国中的高收入国家GVC分工地位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只有技术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我国应根据东道国资源禀赋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水平等的差异,采取不同动机的对外投资策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地位的提升。     

空间经济聚集与分工外部性

“外部经济是空间聚集的重要原因”这一命题,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下,是个含混不清的表述。但从现实的市场分工制度的运行去考察,分工制度的演进是外部经济性产生的重要源泉,进而是空间聚集的一个重要原因。公共设施产业、差异性产品产业、关联产业的出现是分工深化的产物。这些产业的存在与发展是经济聚集的重要动因。其中,公共设施产业就是以其技术外部性而产生强大的聚集效应。差异性产品产业、关联产业空间区位的聚集与外部经济现象又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不断发展,而使空间经济活动呈非均衡状。现实的市场分工制度是空间经济聚集的根本原因。     

外部市场、劳动分工与公司制的建立

从某种角度来看 ,市场的成长是—个促进分工不断拓展的过程。企业成长过程中股权结构的逐步分散化 ,以及经理阶层的职业化 ,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劳动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 ,因此 ,从这个角度能够理解为什么外部市场的发育对企业制度的演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动力机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企业作为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微观基础,其组织行为是影响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决定性力量.经济全球化使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由传统的大规模、垂直一体化的生产方式向更为灵活的水平分工的企业网络转变.企业内部生产网络和外部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区域产业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的内外部动力,它们的叠加作用型构了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关系.     

经济学发展新路径与西部大开发新思维

本文重点介绍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及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 ,最后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 ,对我国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 ,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经济学发展新路径———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新兴古典经济学里 ,不再有纯消费者与厂商的绝对分离 ,所有人既是生产者 ,又是消费者 ,他们最重要的决策是选择专业化模式和水平。选择这类决策后 ,他们再作给定分工结构下的资源分配决策 ,前类决策决定市场大小和总量需求 ,而后类决策决定相对需求。如果选择相当高的分工水平 ,则他们就要决定是用企业和劳动市场来组织分工 ,还是用产品市场来组织分工 ,…     

上海周边二级大城市的产业分工和职能转型——以苏锡常中心城市为例的分析

本文试图把产业组织中的垄断竞争模型和市场结构的福利分析运用到城市之间、特别是首位城市与二级大城市的产业分工中 ,提出上海周边二级城市的产业在与上海发展关系上 ,既要有协作配套的垂直分工 ,更要有错位经营的水平分工 ,二级城市可以从制造、配套的地位层次提升到管理、控制的层次 ,向资源配置中心和市场中心的功能复归。     

长江三角洲工业的地域分工

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地域分工的变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内部工业分工呈不断深化的趋势,区域的专业化行业数量也不断上升,不同区域形成了相对不同的专业化行业,并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同时,这种变化可能影响地域分工的其他因素,但这些因素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可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性的发挥关键在于增加长三角内部的一体化程度。     

分工、增长与中国社会的普遍富裕

亚当·斯密很早就指出分工发展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国民普遍富裕的最重要原因。宏观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的普遍富裕之间存在背离。从分工角度分析产生这种背离的原因主要有:农业分工水平低;地方和行业利益,地区和行业垄断普遍存在;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制造业普遍达不到规模经济水平;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因此,应采取促进农业生产分工和规模经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切实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等政策来缓解这一问题。     

垄断竞争、范围不经济与中间产品的国际贸易

差异化最终产品的垄断竞争市场本质上是综合性的市场,它的产业内贸易本质上是综合性的贸易,最终产品及其不同类型中间产品的国际贸易分别具有不同的起因。运用企业范围不经济对克鲁格曼的PP-ZZ模型进行一般化改进之后,新模型的分析表明企业较大的范围不经济效应是其实现产品内分工的起因,但在缺乏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这类产品内分工一般属于国内的产品内分工而不是国际性的产品内分工,同时,这类产品内分工能够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文章为完整理解垄断竞争市场上的产业内贸易运作机制、制定贸易政策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论国内市场

市场,狭义上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广义上是同家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之间,国家、企业与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的综合。列宁指出:“哪里有分工,哪里就有市场”,“市场不过是这种分工和商品生产的表现。”(《列宁全集》第一卷第83页)市场,既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产物,也是社会分工、商品生产深化和发展的条件;既是一个同家和地区经济状况的“仪表”,又是反映该国该地人民生活水平的“镜子”。我国是一个有着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广大的市场,是发展我国经济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这个国内市场的作用,利用和发展我国的国内市场,把经济搞活,加快四化建设。     

经济学视野下的中国民间智库：问题与出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间智库在艰难中不断前行。民间智库存在着政府主导型智库垄断全国智库格局、市场身份归属难、规模小、专业化分工水平低以及缺乏更多营销“产品”的渠道等问题。借鉴美国智库发展经验,推动中国民间智库快速发展,需要从为民间智库创造宽松的外部经济环境以及加强智库自身内涵建设两方面采取措施。     

全球价值链框架下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研究

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也为跨国公司实施基于其核心能力的企业重构提供了充分的外部条件。国际分工的演进和跨国公司的企业重构以及二者的相互促进最终形成全球价值链,这为发展中国家介入新兴产业、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条件。发展中国家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采取不同的升级策略,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实施产业组织的模块化构造和企业的模块化经营,最终实现价值增值环节的攀升,从而实现其产业升级。     

人民币汇率价格发现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金融危机使得人民币国际化受到了极大影响。金融危机前后人民币境内即期市场与人民币离岸市场对新信息的不同反应速度和新信息融入不同市场价格中的比例,说明外部冲击对人民币汇率价格发现能力有显著影响。为进一步研究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国际外部风险,需要对人民币汇率价格发现能力进行实证研究,因此采用Hasbrouck提出的信息份额模型(I-S模型)分阶段对危机前后人民币即期汇率和人民币NDF汇率数据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危机这一外部冲击引发了人民币汇率价格的发现能力的微妙变化,金融危机前境外人民币NDF市场处于市场价格信息的中心地位,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即期市场对汇率价格的引导力量逐步加强。这就要求在今后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充分掌握市场影响动向,加强对人民币汇率的有效管控。     

本地社会网络、分工网络与市场扩张的边界——桥头纽扣市场的经济史研究

桥头纽扣市场是改革开放早期农民兴办市场、发展农村工业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实践,是温州专业市场早熟早衰的缩影。本文运用分工网络来刻画纽扣的专业化交易与生产,分析了以交易为核心的纽扣贸易分工网络的形成过程,本地社会网络中市场知识快速传播而导致的市场扩张。本文也分析了纽扣贸易分工网络转向产业分工网络的动力和过程以及纽扣市场的第二次扩张。本文认为桥头纽扣市场根植于本地社会网络,使得纽扣的贸易分工网络、产业分工网络能迅速扩张,在较短的时间内推动市场扩张,但是分工网络始终不能超越本地社会网络,制约了纽扣市场的扩张边界。本文对纽扣市场的本地社会网络、分工网络的理论与历史分析,得到了历史数据的有力支撑。     

分工视角下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经济政治形势以及中国产业分工结构和国际分工地位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分工与协调的视角下,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部署对进一步扩大中国有效市场规模、提高分工专业化水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考虑到中国地区间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差异较大,需要破除“唯GDP论”,构建和完善地方之间分工合作的激励机制,以财税分享制度为抓手,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上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地区之间的差异化分工协作以及产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的市场化配置。     

分工制度的组织形式与空间形式——关于空间形式的一种制度原因分析

本文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说明市场分工制度的组织形式是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形式的重要因素.作为现代分工制度的两种基本组织形式,市场组织形式与企业组织形式有重大差异,其合作成本也有所不同.在市场组织的交易合作中,多数种类的商品因其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和商品效用度量的不确定性,需要供给者聚集和供需双方聚集.企业组织下合作的较强确定性,使企业规模扩张不一定采取空间聚集形式.若企业内多区位布局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并弥补市场组织交易的缺陷,分散化就会发生.因此,即使地表一致,要素高度可分,只要存在市场分工制度及其不同的组织合作形式,经济系统也会内生出非均衡空间.     

关于我国企业无效交易成本的探讨

在社会化程度愈来愈高、分工越来越细、全球化趋势凸显的现代社会,企业用于处理和协调内部及外部关系的费用即交易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不断提高。其中有的交易成本能给企业带来收益,属于有效的交易成本;而有的交易成本就是企业的损失,属于无效的交易成本。要提高企业交易效益和效率,减少无效的交易成本,必须建立以契约经济为基础、以法治为本的市场交易制度。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众筹市场投资者参与动机研究:以Indiegogo为例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将投资动机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并通过文本挖掘量化项目文本中影响投资动机的因素;基于文本特征建立投资动机和众筹成功率的计量模型,根据计量模型分析众筹市场中投资者参与的动机。结果表明,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都对众筹成功率有影响,不同项目类别中的投资者具有不同的投资动机。     

碳减排与经济增长双赢的可行性分析

文章在史鹤凌与张永生碳减排超边际均衡模型基础上进行理论模型改进——将从高碳企业征收的碳税收入用于增加低碳能源市场的交易效率。结果证明采用此减排政策,可促使高碳市场结构转化为低碳市场结构,且避免政府选择"赢家"的低效性,更加重要的是,比起传统纯粹的碳税政策,可能增加社会总福祉。这是因为,碳税加上增加低碳能源市场的交易效率,不但考虑了碳排放的外部成本,也考虑了提高交易效率对提高分工的间接网络外部效益。数值模拟结果证明,一定条件下,增加低碳企业特有投入的生产弹性系数、市场能源转化率,或采取更有效增加交易效率的措施,利于减排政策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