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国：真实的历史还是虚幻的古国？──试解中缅傣掸民族历史上的“蓬国”之谜

蓬国：真实的历史还是虚幻的古国？──试解中缅傣掸民族历史上的“蓬国”之谜何平在中国与周边东南亚国家的民族文化关系史研究领域，除了泰族的起源这一问题之外，争议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关于我国傣族和与之同源的缅甸掸族的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过一个“蓬国”这一问题了。...     

民族文化差异对近代中印两国不同历史结局的影响

中国和印度两国民族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民族文化差异造成了中印两国民族精神的极大差异,而民族精神的差异导致中印两国在反对西方殖民侵略斗争中显示出不同的抗击力,从而使近代中印两国出现两种不同的历史结局中国沦为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控制之下的半殖民地,印度则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民族文化差异对近代中印两国不同历史结局的影响

中国和印度两国民族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 ,民族文化差异造成了中印两国民族精神的极大差异 ,而民族精神的差异导致中印两国在反对西方殖民侵略斗争中显示出不同的抗击力 ,从而使近代中印两国出现两种不同的历史结局 :中国沦为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控制之下的半殖民地 ,印度则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中国文学中的侠义精神论释

"侠"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文化传统,侠义之士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大量出现,与之形成的侠义精神与文人情结结下了千古良缘,成就了千古文人侠客梦。躬身践道的侠义精神得到历代百姓与文人的称颂与首肯,其深层原因就是重诺轻生侠义行;为民即是为国,为国即是为民,而侠之大者,即是为国为民;近世仁人尤重侠,使侠义精神迎来了它发扬光大的暖春。本文旨在总结中国侠义精神的基础上,为当代的武术文化的振兴、武术教育的深化和民族精神的弘扬做出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军都督府的民族政策

辛亥革命后,云南成立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在其颁布的布告和纲要中提出了"中国各族一体"的民族政策,在当时既是一项因地制宜的地方民族政策,更是一项在国家层面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华民族的内涵问题。云南军都督府还针对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提出了"中国各民族构造一体之国家"的理念,对后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命题的形成和中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一定的推动作用。     

简论楚服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服装是区别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的文化风俗现象,是政治、经济、心理、习惯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表现.《墨子·公孟篇》说:"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可见当时列国风俗,从发式     

安重根事件的文化底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凭借其明治维新后迅速戒严化而成为东方经济、军事强国，加紧对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的武力吞并。侵略与反侵略、吞并与反吞并是当时东北亚地区政治矛盾之焦点，安重根事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它反映出朝鲜民族的爱憎分明、以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为重、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也说明一国国力的强盛是免遭侵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唯一保证。     

从家国到国家：中华帝国的民族国家转向

现代中国是从传统中国转变而来的。传统中国形态的形式结构是帝国,实质结构是家国一体;现代国家的形式结构是民族国家,实质结构应当是民主政治。从家国/帝国结构转向国家/民主机制,是中国国家转型的基本定势。这一转型涉及形式结构的革命性转变,与实质结构的渐进性累积。两者之间并不是自然吻合的关系：形式结构上退场的家国/帝国机制,不经意地对民族国家建构发生逆转性影响。但中国必须落定在民族—民主国家的现代平台上,这是中国的现代处境决定了的国家命运。终止国家的古代惯性与确立现代机制,是中国国家建构的两个相关面向。即便这一转轨不会一帆风顺,但也没有其他进路可以替代,凡是浪漫地设想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其他进路,都不可能真正阻挡、而只会延缓中国的民族/民主国家建构进程。     

泰山“国山”议的历史考察

中国历史上有数次"国山"之议。除去三国时代孙吴曾确立国山外,20世30年代,学者易君左发表文章,指出当民族面对日寇侵逼、危若累卵之际,亟应招唤国魂,推出中华精神"具体之象征",倡议将泰山定为中国的国山。该文承接了传统中国以泰山为王朝"宗山"的历史脉络,通过自然风景、文化积淀与民族品德象征三个方面,细致论证了泰山独具的"中华国山"之地位。其论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关注,并在21世"国山"新论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化要求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越过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而成功地实现现代化。一国的现代化必然要扎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 ,受传统文化的制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要求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渤海国历史的归属

唐代渤海国疆域地跨今我国东北的东南部、朝鲜半岛的东北部及俄罗斯的滨海地区.故有关国家的学术界都从其今日的疆域出发,把渤海国的历史看作是其本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是,考察渤海国的历史,我们就可看到:渤海国的创建者大祚荣及渤海的主体民族都是我国古代的靺鞨人;大祚荣等人又是在当时中国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渤海国是当时唐朝管辖之下的地方政权,是与唐亲睦和好、"车书一家"的国中之"国";渤海国故地的大部分一直还是历朝历代我国故有的版图,而其主体民族的大多数后裔,最后又多融入于汉族之中.只要尊重历史,就可以说渤海国的历史归属中国.     

中西文学的审美分野

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同整个中国文化一样,其精美的程度,可谓世界之冠;历史之悠久,发育之完美,内容与形式之精妙,无与伦比。中国文化与文学独特的情感方式与表达方式取决于中国民族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而又反作用于后者,进一步固化和强化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学审美心理。在这一往复交互的漫长过程中,中国文学自身不断趋于精审完善而达于极致。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

本文描述了民族认同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即通过认同儒家文化而认同一家一姓之王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通过想象“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命名,并且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历史。而由于中国民族国家仍在建构之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思想上的障碍与争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回归,才能把民族主义从一种情绪转化为一种思想。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

本文描述了民族认同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即通过认同儒家文化而认同一家一姓之王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通过想象"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命名,并且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历史.而由于中国民族国家仍在建构之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思想上的障碍与争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回归,才能把民族主义从一种情绪转化为一种思想.     

湘潭泉冲王氏谱例(并序)

夫今日中国■于列强共同侵略之下。而不克自拔者。其弊不在贫弱。而在民族之不精诚团结。近代孙文氏创立三民主义。于民族一章。首重团结。固深知欲谋富强。必先团结民族。而民族之团结。又必自严密宗族组织始也。盖民族原以血统为其天然基础。宗族者血统所附(?)。民族于焉托始者也。(?)尝考之族者(?)也。聚也。见广雅释     

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缘起(未刊稿)

国何以强,其民之智强之也;国何以弱,其民之愚弱之也。民之智愚,呜乎判,其学之有用无用判之也。中国之学院,集大成于孔子,孔子之学,有用之学也。自孔教不得其传,而中国人士乃群然习为无用之学,而西人乃遂以有用之学傲我。其国之士、农、工、商以及妇孺莫不有学。其为课也有定程,其为效也可预计,而其大旨则无非推本于民生日用之常,而有关于国计盈虚之数。     

家国传统与秩序再造——基于中国逻辑的历史分析

家国关系是人类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而东西方之间却在此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逻辑模式.恩格斯立足于人类学研究成果,在分析了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起源的经典案例之后,以国家与社会的二分为基础,形成了其家国异构理论.而一些学者在研究古代中国时,则出现了家国关系的另一种视角,即家国同构理论.但是,面对广阔而复杂的历史画卷,仅仅将其概括为家国同构难免有失偏颇.这一贯穿中国几千年之久的逻辑底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话语,并最终随着近代中国国家的转型而解构.今日之中国,法律取代宗法伦理成为调整家国关系的核心要素,家庭的私领域特征不断凸显,而传统的家国理念也更多地体现为家国情怀这一道德文化精神.     

论历史归属研究中的理论标准

确定各国历史研究范围的标准只能以这个国家今天的疆域为准 ,而不能以历史的疆界不同为依据 ,任意扩大或缩小一国历史的研究范围 ;确定历史上的政权、民族归属的理论标准 ,只能依据该政权和民族当时和哪一国中央政权建立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来确定。     

略论中国“国学”之性格——以日中“国学”之比较为中心

日中两国都先后出现过国学思潮,同为"国学"二字,虽看似相同,内涵却迥异.日本的"国学"是日本众多学问中的一个学术流派,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反思、批判基础上的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代表了日本的民族自觉与民族精神,具有力量、扩张、侵略的性格.而中国的"国学"则自日本引进之日起,内涵就没有得到确切的界定,所指宽泛含混,因而没能形成一个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力量薄弱,故于中国文化之近代反思及复兴方面收效甚微,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之有效继承及发展方面亦显得不足.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新的时代,对国学进行若干反思,使之真正成为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之精神的集中代表与典范,是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基于社会资本框架下的民族关系治理新理念

民族关系是一国政治、社会领域内的一项重要内容,民族关系的状况直接影响着一国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因此,对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而研究方法的创新则显得尤为重要。在民族关系治理的过程中,长久以来,社会资本是被忽视的,其与民族关系治理的内在契合性未被充分认识,在官僚管理体制和传统的统治方式解决民族问题失灵的情况下,社会资本理论的运用成为民族关系治理的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