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何以可能

获得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正是有了政治秩序,人类的公共生活才成为可能,人类才能维系和实现自己的个性,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一旦脱离了社会、政治秩序,就没有人的存在。政治秩序之所以可能是由人类的人性本质所决定的,这可以通过“人来源于动物界”、“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是交往的动物”、“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六个命题来获得解释和证明,它们正好对应了人的生物性、精神性和社会性这三个本性维度,共同为政治秩序的可能和建构提供了本源性的支持。     

政治文化化与文化政治化

一定政治秩序的形成和维持,一方面要依赖外在强制力量的约束,另一方面又须依靠政治共同体内成员在观念和意识上的认同。前者表现为政治关系中的“硬件”,如制度、法律、军队、警察、监狱等;后者则表现为政治关系中的“软件”,如信仰、情感、态度、价值观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关系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权力关系,它还是一种文化关系。政治文化指的就是这些“软件”。一定政治文化的形成是由本民族历史和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所决定的。政治文化影响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政治要求,以及对法律的反应。可以说,政治文化是政治实体中一个有效的组成部分,在某些情况下,对政治行为起着指导作用。     

人伦坐标与伦理秩序

人伦坐标与伦理秩序樊浩“人伦”是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最重要的元素;是现代伦理精神建构的基础;同时又是现代伦理困惑中最基本的困惑。在任何伦理体系中,“人伦”都是建构的基础。因为,伦理作为人伦之理,首先必须给人伦定位,由此才能从中引伸出伦理之“理”,没有这...     

孔子的人伦观与马克思的社会关系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华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发展壮大这一事实说明了它与中国文化的相融相通。寻找这种会通，学术界有人倡之，“马克思的思想与重视社会人伦关系的孔子、孟子的思想会通处之发现，或许是件有意思的事”。本文拟将孔子的人伦观和马克思的社会关系论作比较分析。一“伦”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含义十分广泛，当初并未专指人伦，常与“和”相联系。声音、语言、事物、行为中的伦，都与“和”相通，皆归于“和”。“和”内含着一定的秩序、位次，以后“伦”就成了人与人交往、关系的秩序，其意仍在于和。伦是人的活动秩序，有了…     

圣人的隐忧——杨时（龟山）《寄伊川先生书》疏解

“仁”在本性上具有的否定人间政治伦理秩序的功能，使圣人孔孟在言说“仁”的时候，始终保持谨慎、节制、周全，甚至毋宁采取回避问题实质的态度。在此背后潜藏着圣人对哲学思想与人伦秩序之间紧张关系的深刻洞见，担忧由于前者得不到适当宣扬而导致后者的崩溃。墨子和张载缺乏圣人这样的眼光和担忧，言体而不言用，片面而过度地强调仁而忽略义，由此抽掉了人间秩序的存在根基，导致其坍塌毁灭。杨时洞察到这一隐忧，据此怀疑、否定《西铭》。     

立政与诚身——儒家“信”德两种含义的分化及其影响

在《论语》中，“信”包括展现在人伦生活中的个人品质与展现在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品质两层含义，二者在后世分化出两种阐释“信”的思想脉络：思孟一系关注“信”的内在根据，通过与“诚”的勾连，实现形上的提升；荀子和公羊家则强调“信”在政治实践中的重要性，指出“信”是建构秩序最基本的根据。前者深刻影响了后世关于“信”的内涵的认识，但它遮蔽了“信”在政治实践中的意义，降低了“信”的重要性，影响了对经典的解释。厘清两个阐释脉络有助于更为整全地把握“信”的内涵和重要意义，激发在古典思想内部唤醒“信”德的思考。     

无讼思想与王权主义秩序情结

中国的王权主义决定了秩序建构是传统社会政治生命的第一要义。在健讼所造成的秩序困境面前,无讼成为王权主义对其“秩序情结”的一种极致性表达;而王权主义作为衍生中国各种文化思维的“元叙事”构成了无讼文化的起点和归宿:秩序要求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品格,反之,源于诸子各家的文化又共同创造了无讼的氛围,缔造了王权主义的秩序思想。     

论汉初儒士的身份和精神转型

在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汉初儒士经历了身份和精神的重要转型。战国周秦之际的儒士,是持有集体信仰却始终没有为现实秩序所接纳的传道者。汉初儒士由传道之儒转变为建构帝国神圣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儒教士。董仲舒代表了这种转型的完成。     

论魏源伦理思想中的近代因素

所谓伦理思想中的近代因素,主要涵义是指与封建正统伦理思想相区别的具有近代资本主义平等自由意义的伦理思想因素。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伦理思想主要是儒家伦理思想,它是维护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以后,直到宋明理学家把这种纲常原则不断抽象化,膨胀为宇宙本体,神化为“天道”“天理”,从而在哲理上系统论证了封建纲常伦理秩序的合理性、神圣性和绝对性。封建统治阶级又不断地提侣“移孝为忠”,把人伦原则上升为政治原则,并与族权、神权、夫权相结合,把政治化的人伦原则进一步强化为法律原则,窒息了人们个性的自由发展,培养了人     

试论孔子思想及其政教一体化思维

孔子的一切思考都从西周以降的文化传统出发。他通过在“礼”与人情感间建立内在关联,又通过将这些情感归结为趋向于“仁”的先天潜质,达成了礼与仁的融通,将礼抬升到人本质的高度。站在人本质的立场上观照政治问题,孔子便将政治理想与宗教人伦理想整合于一体,也将宗教人伦实践直接落实为政治实践,其治国手段的人治主义倾向是将政治宗教人伦化合乎逻辑的结果。这种政教一体化思维理路,使孔子和儒学具有了文化价值系统和政治思想的双重品格。     

宋夏情报战初探--以元昊时期为中心

公元11世纪三四十年代,为配合正面战场的攻守,宋夏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情报战。情报战的形式主要有派遣间谍、招降纳叛、兵不厌诈、离间策反和反间谍。庆历元年下半年以前,西夏在情报战中居主导地位,处于攻势,而宋朝则处于被动地位。情报战的胜负优劣,直接影响了正面战场的胜败和宋夏关系的发展态势。     

胤征羲和事实考

伪古文尚书《胤征》所记胤征羲和故事,是在《书序》及《史记·夏本纪》的基础上衍生而成。《史记》记胤征羲和发生在夏帝仲康之时,是可信的。而伪《胤征》将此衍生为胤受夏帝仲康之命征讨羲和,则是错误的。因为后羿逐太康代夏政之后,仲康及相二位夏帝皆未成为实际的统治者。所谓胤征羲和,应即是后羿射日神话的人间版本。二者事同,时同,人同。从其时的政治格局而言,胤征羲和,可能正是发生在后羿统治集团与不愿臣服的原夏后氏统治集团成员之间的一场战争。     

由“武庚之乱”所引起的周代国家形态之变化

周初国家形态原也与夏、商两代相似,即以血缘族团为单位进行管理。“武庚之乱”引起了周族统治者对这一传统管理模式的反思,从而采取了新的政治改革。其具体措施有二:一方面将殷族及其联盟集团瓦解分散到各地,以摧毁其族群的集团力量,是为“迁徙殷族遗民”政策;另一方面,又将周民族的血缘关系尽量放大,然后分散到各地,使普天之下都能流动周族的血脉,是为“同姓同宗分封”政策。这两项措施的结果便是封国内出现了地缘管理,而这种地缘管理又被控制在全国范围内同宗血缘管理之下。这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又一典型模式。     

说“夏族”——兼及夏文化研究中一些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

作为夏文化创造者的“夏族”,是构成夏代国家主体的夏的“内服”氏族成员的统称,它包括与夏后氏同姓的诸姒姓氏族及其姻亲氏族。它们一开始都围绕在夏王所由产生的夏后氏周围,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及其附近。今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第三期文化层具有都邑性质,只是表明夏王朝在其发展后期一度将势力伸展至河洛地区并在此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中心。目前考古界一些学者在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之间划上等号的做法是难于理解的,因为一个已经进入文明的王朝的居民绝不会由一个单纯的族系组成。     

"雅""夏"关系与周代雅乐正统地位的确立

先秦文献在传承过程中因为用字习惯的改变,出现过一个以“雅”代“夏”的过程,所谓“雅”“夏”二字的同音假借关系,并不是“雅”字替代“夏”字成为《诗经》类名的原因,而是对“雅”代“夏”这一结果的解释。战国末年、秦汉之际的“书同文字”与文本转写,正是与诗乐相关联的“夏”字被“雅”字替代的关键时期。就《诗经》而言,“雅”何以为“雅”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夏”何以为“夏”的问题。作为中原正统音乐的“夏(雅)乐”从一开始就担负起了“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政教功能,在“雅(夏)”与“政”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在雅歌与雅诗相继出现并与王政深度结合,充分发挥“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过程中,在周代礼乐制度中居于核心正统地位的雅乐传统才逐渐确立,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在后世影响深远的“雅正”思想。     

论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关于甘青蕃部的民族立法问题

宋真宗和仁宗时期,为对抗西夏,北宋政府竭力经营甘青吐蕃诸部。与恩信稳边、“联蕃制夏”的边地民族基本政策相适应,在法律上,北宋制定了许多针对甘青蕃部诸族的民族法律法规,内容涉及行政、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本文试就此问题及其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中所起的历史作用略作探讨。     

方塔出土西夏汉文诗集研究三题

方塔出土汉文诗集是一部少有的西夏诗集。这部诗集出土于西夏佛塔中 ,从其出土地点和诗文内容可以看出 ,在西夏王朝儒释二教也业已合流 ;诗集中有不少反映节日习俗的诗文 ,由此也可看出西夏的节日习俗与中原并无二致 ;诗集的装订方法比较独特 ,它可能是早期的线装本。     

夏、商、周之前还有个虞朝

我国古代历史上统称是夏、商、周三代 ,有些古籍又称为虞、夏、商、周四代。作为虞氏的世系 ,现在可考的有幕等十五个名号 ,而不止是尧舜禅让中的舜一代五十年 ,是古代史上实际存在很长时期的一个朝代 ,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殷墟发掘80年的学术成就——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

殷墟发掘已历经80年,殷墟出土的实物史料与甲骨文相印证,使得商代历史真正成为信史。夏商周三代都城的发现,以及三代文化架构体系的确立,也是建立在殷墟发掘成果基础上的。殷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源地,在这里培养了一大批考古工作者,创造出一整套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推动了中国考古学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时期,殷墟的发掘与研究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搞清了殷墟的范围与布局,对殷墟文化进行了分期断代,对一些重大的学术课题开展了深入研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洹北商城的发现,是殷墟发掘以来最重要的收获。我们纪念殷墟发掘80周年,应该学习先辈的高尚品格和严谨学风,继承他们的遗志,把殷墟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做好。     

论西夏文

西夏原是唐代羁縻州,用汉语写作,传世的是文书、奏议一类应答之作。西夏建元以后采取双语规范制度,用汉语和西夏语写作。西夏文主要是黑水城文献,还有一些碑刻、抄本等,散见于国内外图书馆。西夏文以实用为上,利为价值尺度,思想上释道儒三教并行,彼此地位起伏不定,行文亦韵亦散,并不讲究。西夏有专门的写作机构,作者主要是贵族阶层。西夏文中还有一些翻译文献和理论著作,但数量不多。尽管如此,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