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内圣”和“外王”的统一与矛盾

“内圣外王”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典型形态是中国伦理型政治的必然产物。它把内心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政治实践融为一体 ,建构为一种独特的伦理政治哲学。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与矛盾 ,进行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并探讨它对当代社会的意义。一、“内圣”与“外王”在理想中的统一就浑然一体的境界来看 ,“儒家的‘内圣’与‘外王’理想是不能分割的”(1 ) 。但是为清晰地把握“内圣”与“外王”的关系 ,我们有必要对“内圣”与“外王”的内涵分别加以考察 ,以求对“内圣外王”的综合领悟。圣的本来含义按《尚书·洪范》的解…     

内圣外王之道——孟子实践哲学思想初探

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说构成了其内圣外王思想的基本内涵.孟子的内圣外王之道不但将儒家的内圣之学和外王之道有机地结合与统一起来,而且还体现了鲜明的实践哲学特征.孟子不但使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在体系上更加完整,而且还在实践哲学的思想层面上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儒学的思想内涵,从而使中国传统哲学呈现出的多样态的学术面貌和思想进路.     

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评析

<正> 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重镇牟宗三先生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自我否定)说,且持之甚坚。认为此说是“不悖于往贤”而“有进于往贤”的,是反省到传统儒学“外王之直接形态”之不足而力图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是就“如何顺吾之文化生命而转出科学与民主”作出的透彻说明。不少现代新儒家学者,特别是牟宗三的诸弟子,则簇拥备至,认为此说确实达成了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理论联结,解决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然而,透过牟宗三对“良知自我坎陷”说玄妙而繁复的论说,不难看出:它却是力图通过比传统儒学更为内在化的进路来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的。这就决定了它不仅不可能达成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而且只能是加剧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脱节与对立。     

北宋新学、蜀学派融合儒道的“内圣外王”概念

北宋时期是"内圣外王"概念由道家用语向儒家术语演变的重要时期,其中,北宋新儒学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并重的整体规划及其概念表达是内圣外王概念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而新学、蜀学派学者以庄补儒,会通儒道,将道家的天道自然与儒家的礼乐刑政相结合,则是其较早使用"内圣外王"概念表达儒家价值理想的直接原因。新学、蜀学派的"内圣外王"概念,既有道家的内涵,也有儒家的因素,是融合儒、道的产物,在内圣外王语义的演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原始儒学中的内圣与外王

自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以后．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都在不同程序上倡导“内圣开出外王”，认为内圣是外王的本体，外王是内圣的发用．外王是由内圣曲通开出。按此理解，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便是一种因果上的体用关系。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或者说化解了外王儒学，使外王儒学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使儒学长期郁范于个体生命的狭窄领域，而不能作用于政治领域，从而把儒学从一门创世之学变成为随世之学。这大大缩小了儒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使儒学烙上了“终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历史讥评。要建设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原始儒学中的外王之学是一笔独立的思想资源，而要借鉴这笔资源，需要我们就原始儒学的许多方面作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内圣与外王是原始儒学中各具独立性的两大组成部分。鉴于在儒学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外王之学的漠视和化解，文章具体考察了孔子为王的历史真相和王学义理．并认为当政治失序之时，孔子关注的重点是在外王而不是在内圣。他对新型君子的设计，同样强调必须具备政治能力。     

近代西方正义理论视阈下儒家“义”德的政治哲学解读

儒学"五常""四端"说,皆以"义"为核心范畴之一。"正义"自古以来就是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正义表现为关涉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交往关系之间的一种美德;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公正与和谐秩序的原则、规范和体制。儒学讲"内圣外王",大体而言,"内圣"是道德哲学的谱系;"外王"则是政治哲学。就儒学"内圣"体系、内圣开外王的路径而言,"义"是"仁"的道德实践;而就儒学"外王"体系而言,"义"表征为"仪",即"礼",人行"义"而"仪",以实现和维持和谐公正的社会秩序,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正义的遵行和对非正义行为的规诫和惩罚,即矫正正义的实施。"义"作为正义的原则,该原则自身是否合乎正义?儒家性善论和儒家天命论为此提供了合法性证明。     

容错性民主:传统儒学现代转换的新途径

大多数现代新儒家未能全面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缺乏普适性,导致其过去近百年来选择了“内圣外王”的错误研究路径.在批判西方民主理论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容错性民主,将“委托试错权、保护政治精英的试错权和履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修正错误的义务”视为民主的核心,而不是西方自由民主强调的多党竞选.以容错性民主为标准,通过挖掘儒家君子的道德内涵,便可初步实现传统儒学与民主之间的融通.具体地说,就新外王而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政治精英需要履行的义务;就新内圣而言,“公开自我批评”的精神和行为是一种美德,符合儒家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容错性民主理论的提出,修正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路径:从“返本开新、内圣外王”转变为“开新返本、新外王新内圣”,初步解决了困扰现代新儒家的世纪性难题“传统儒学现代转换问题”,并在制度层面与深圳市、重庆市建立的“容错机制”相呼应.     

西方科学与徐光启“内圣外王”理想的实践

面对晚明衰颓,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追求更具现实急迫性。徐光启在对中西学术深入学习比较后,创造性地将西方科学融入对内圣外王的追求中。他试图通过引进西方的天文历算知识、农业水利技术、军事装备等达成"外王"的追求;同时,通过推广西方演绎逻辑,开辟了由智达德的新途径,希冀实现"内圣"。徐光启的努力激发了明清之际中西科学会通的高潮,促进了科学方法融入儒学,提供了儒学与科学良性互动的范例。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也就是儒学传统如何定位的问题,这无疑关涉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极致。尤其6O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起飞,为新儒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借此“生机”,新儒家则直接把东亚经济发展说成是儒家“内圣”之学合乎逻辑地开出的“外王”事功。他们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标以“儒教工业文     

儒学视野下曾国藩的道德实践

儒学"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模式,使曾国藩在进德与修业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同时,这种以伦理为本位的思想体系无法很好地解决"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内在矛盾,导致了曾国藩在道德选择上的尴尬与无奈.     

孟子之“仁”本体论及其修养工夫论

文章提出,孟子是儒学“仁”本体论之完成者;“仁”本体论的理论实质即是先验道德主义,从而规定了孟子(儒家)之人格修养的先验主义工夫论;由此确立了儒家内圣外王之“内圣”路径,即所谓的儒学“道统”。     

儒家的“内圣外王”论评析

<正> 近一个时期以来,对于文化重建呼声最响的新儒家学说,坚持认为由于近代西方价值观念的不断侵蚀和磨合,传统文化早已不能维持它的原来面目,主张儒家文化变迁应朝着最合理的方向发展,即实现儒家传统观念与价值的转化,并a自以为找到了能够实现这种转化的依据,即把儒家文化的传统主题“内圣外王”论,给予全新的诠释。他们认为内圣外王涵蕴着儒家精神的真谛,试图通过对儒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重新取向,把“仁”和“道”的思想精粹从儒家文化中剥离出来,赋予个人价值选择和道德自主的新含义,以期待“老内圣”开出“新外王”。     

略论牟宗三对儒家王道的虚化

“内圣外王”是对儒家王道理念的特殊表述。儒家于“内圣”方面固然用力颇多 ,而于“外王”方面用力亦复不少 ,在行为模式、制度架构、运作规范等各方面都曾做出过详细具体的规划设计 ,并且其中有些原则性的东西是自孔子以来“一以贯之”的。作为王道全体大用之一面 ,“外王之道”有着具体确定的内容 ,并始终保存在儒家经典之中。但新儒家特别是牟宗三却故意回避这一事实 ,他对儒家固有的外王之道采取掏空和虚化的策略 ,并将现代民主和科学置换进去 ,当作其固有之理想期求 ,以证成其本内圣以开出新外王之合理性。事实是 ,传统儒家特有的外王之道是虚化不了的 ,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现代化也只能在现代社会实践生活的土壤中生成 ,不是从祖宗心性上能开得出来的     

内圣外王与中庸之道——基于《中庸》文本及其诠释著作的考察

始于内圣,终于外王,《四书》是孔子内圣外王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庸》中不但有丰富的"修身"思想,亦包含了富于进取、积极用世的"为政"理想,是孔子内圣外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郑玄、朱熹、康有为等的《中庸》诠释著作有不同的特点,但由内圣至外王的诠释理路却一以贯之。中庸之道乃人间之常道,是合乎"中庸"之原则的"道",是一种平常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处理天下一切关系的基本法则,以普遍性、永恒性、恰当适度为其主要特征。"仁"与"礼"是儒家中庸之道的重要范畴,在孔子内圣外王思想体系中亦有着重要的地位。内圣外王与中庸之道在《中庸》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内圣”、 “外王”之辩：一个“后新儒学”的反思

本论文旨在针对"内圣"与"外王"这组概念,对比于"新儒学"与"后新儒学",做一总的回顾与思考。当代新儒家不同于以往儒家的"内圣"直通"外王"之道,改而强调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特别经过一"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开出"知性主体",并以此而开出现代化的民主、科学。我则以为应该有一大进展,这是经由"新外王"的学习,进而启其"内圣",有一新内圣之发展可能。这些论题将涉及于"方法论之本质主义"与"方法论之约定主义"的差异;另外,也涉及于"历史的发生次序"、"理论的逻辑次序"、"实践的学习次序"三者的差异。本文首先溯及于1990年代以来所引发的思考,对比地呈现出"后新儒学"与"新儒学"的总体异同。再者,指出第三波的儒学革命主张的是"民主宪政,公义为主"、"多元而一统",此不同于往昔第一波之"宗法封建,人伦为亲"的"大一统",也不同于第二波之"帝皇专制,忠君为上"的"大统一"。在此新局下,当有一崭新之思考也。吾人以为,儒学该从"道德的形而上学"转为"道德的人间学",由"心性修养"转而强调"社会正义",在重视"君子"之前,更得重视"公民"这概念。这已经不是如何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考,而是如何在"新外王"的学习过程里调理出"内圣",并由此"新内圣"再调理于"新外王"之中。"内圣"与"外王"是交与为体用的,这种"两端而一致"的船山式思考,正是后新儒学思考的特点之一。梳理传统,面对"血缘性纵贯轴"三纲之限制,解开此中所涵之"道的错置",经由"公民"与"君子"之对比与厘清,朝向"公民社会"之建立。从"内圣─外王"到由"外王─内圣"的结构性转换,是伴随着儒学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而开启的,这是儒学不得不要有的转化与创造。     

论“内圣外王”之道

该文介绍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历史演变，指出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文章认为，“内圣外王”之道，这个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概括了社会历史活动对立统一的矛盾特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上的创造性突破，为实现“内圣”与“外王”的真正统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儒家内圣外王之学论要

“内圣”与“外王”是儒家人生理想的两极。内圣功夫即一心向善、自觉修养、持之以恒。外王是内圣的外在拓展、儒家外王之学的核心和理论基础是其仁政学说，它扎根于民族文化心理之沃土，应合了统治者治国安邦之政治需要，遂在中国封建社会获得独尊的地位。比之于道家，内圣与外王在儒家学说中表现出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两极合一。本文对李泽厚等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偏颇作了辨证。     

从"外王"到"内圣":以"社会公义"论为核心的儒学--后新儒学的崭新思考

本文对以往儒学由"内圣"到"外王"的思考做一逆转性思考,而指出从"外王"到"内圣"的一个崭新可能.作者多年来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来诠释中国传统社会,并提出批评.作者指出,原先"从‘内圣'到‘外王'"如何落入以"心性修养"为中心,而遗弃了"社会公义";相反地,从"外王"到"内圣",则不再是"大公无私",而是"公私分明",对于"心性修养"与"社会公义"始有一恰当的衡定.笔者认为这是后新儒学的崭新思考.     

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自觉与重建——以李二曲"体用全学"为中心

儒家的学问乃是 "内圣外王"之学.经过宋、明时期的发展,其内圣面得到充分揭示,但对于外王面则重视不够;且在儒学内部还出现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争论.不仅如此,随着西方科技的传入,明清时期的儒家又面临着新的时代问题.而对这些问题不同程度的解答,其实也就意味着儒学向现代的转型.这个转型由明末清初的大儒李二曲开启,并由现代新儒家尤其是牟宗三予以深化.     

《论语》中的"角色期待"思想新探

传统学术对《论语》的研究主要从哲学、伦理学等角度入手,如果从社会心理学这一新的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发现《论语》中丰富的社会角色期待的思想,比如,道德期待优先是孔子角色期待思想的一个特点,仁是其道德期待的核心,仁的具体展开就呈现为各种具体的角色期待。各种具体角色的行为是儒家的“外王”一面,儒家对“内圣”方面的期待,则体现在成就理想的君子人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