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性与个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探究

法治是现代社会普遍追求实现的目标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作为现代法治的一种分殊式样,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人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看法,甚至出现了一场论争。通过探究法治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正确内涵。     

新月社作家与民国期的人权与法治运动

1920年代末,以留美博士胡适、罗隆基为代表,新月社作家发动了一次人权与法治运动.他们痛感在黑暗的旧中国人民没有法律保障的苦楚,批判国民党政权的倒行逆施和法西斯专政,积极传播现代社会的人权意识与法治精神,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吏治

中国古代对以法治吏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实践上也做出了巨大努力。但中国历史上的法治不同于我们今天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化法治,因为在其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的法治本质上必然是人治。在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中,既要认真总结和借鉴中国古代法治与吏治的传统,又要消除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治观念。     

论法治民主与权力制约监督

法治民主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形态,在当代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民主与法治这两种最基本的权力制约监督形式的有机融合,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相契合的民主政治形态。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种种权力失范现象,与法治的缺失密切相关。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实现市场经济现代转型的基础,而法治建设又需要民主力量的推动。在当代中国,构建完善的权力制约监督体制,需要将民主与法治两种范式进行融合,重点发展以法治建设为目标的民主制度,即法治民主。     

宪政与法治

宪政与法治仇加勉法治和人治是古今政治学和法学争论的问题。这种争论不仅是治国方法之争，而且在这种争论的背后蕴含着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把握法治的现代意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法治与宪政的根据法治与宪政之所...     

社会转型与法治根基的构筑

中国当下的法治进程是在社会整体转型的基础上展开的。而现代法治并不仅仅是一种制度,而更主要的是一种生活状态、行为方式和文化模式,简单的法律移植、制度建构或者对传统秩序资源的过多企望,都难以带来期望的现代法治秩序。事实表明,对转型期的法治进程而言,更重要的则是培育和构筑法治的本土根基。只有培育和建构法治的精神根基、社会根基和文化根基,法治才会在中国大地生根发展,真正的法治秩序才会到来。     

中国现代法治国的构建与路径选择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价值追求自古有之,但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精神内核.从其概念的提出到思想的阐发以至现代法治理论的形成,法治精神及法治国思想得到了明确系统的表述.本文试图通过对法治及法治国概念历史的考察,归纳出现代法治国的基本内核,从而考量当代中国的现实和法治国目标,分析我国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中的有利条件和阻碍因素,思考有效推进中国法治国进程的路径选择.     

现代法律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

法律文化与政治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处于共存共处的状态,它们通过社会发展共同贯穿于人类的文明史。现代政治文明不仅和宪政密不可分而且与法治紧密相联。法治是现代法律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联结点,它不仅是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目标而且也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     

法治观念现代化与法治化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这一阐述明确地说明，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走法治之路。市场经济条件下，若仍然滞囿于“治”及“法治’孰优孰劣的争讨，恐有不合时宜之嫌了。与现代经济体制、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同频共振的‘”法治化”途径的取择己为不争之辩。中国传统法制有着浓厚的人治、德治色彩，与以法治为木质特征的现代法制迥然异趣。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实为由中国传统的人治制度向法治制度的创造性转换过程。鉴此，法学工作者正致力于这一以传统“人治”为逻辑起点，以现…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中国建设研究

法治国家是现代社会一种最文明、最先进的政治法律制度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法治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对“何谓法治中国”“法治中国何以可能”“如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理论命题进行了深层思考和透彻分析,构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理想图景和实践路径,打破了以西方法治为参照物的视野偏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权保障语境下的中国程序法制建设

人权保障是我国程序法制建设的价值目标,人权是衡量程序正义的主要价值标准。程序正义能限制权力、实现实体性人权、确认并保护程序性人权,是保障人权的基本手段。从人权保障看,当前我国程序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程序正义意识不发达、程序法规不健全、现有一些程序法的条款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只有确立程序正义的理念,完善程序法制,才能真正尊重和保障人权。     

树立理性刑法观——以审视刑法的有限性为视角

由于自身属性的制约,刑法保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的功能具有有限性。刑法不是打击犯罪唯一甚至决定性手段,对罪犯的人权保障必须建立在对罪犯惩罚的基础之上。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刑法只对类型化的危害行为具有普适性,无法规制社会生活中的特例。罪刑法定原则从深度上要求刑法条文的明确性来保证刑法安定,而刑法适用宽度又要求条文的模糊性来保证刑法的灵活性。因而我们必须审视刑法的有限性,树立正确的刑法观。     

论西班牙学派“软法因素”与人权国际保护

20世纪80年代以来,软法在国际法的部门法领域中发展日胜,人权国际保护就是其软法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中世纪末叶的西班牙学派基于人文主义、宗教、道德、自然法等"软法因素"对西班牙征服美洲殖民地的法律问题进行阐述,并推动了国际法的近代化转型。通过论证西班牙学派理论中的软法因素,分析西班牙学派有关人权国际保护的理论观点,评注当前人权国际保护内容和对未来发展的启示。     

从“亲亲相隐”到“亲亲不隐”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的一项法律制度,它肯定了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罪行的正当性,符合中国古代礼法并用的律法特点。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权利的维护,法律成为维权最重要的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如果将“亲亲相隐”法制化,则意味着,在现代法律中血缘亲情将成为能够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因素。如此一来,司法何以体现公正,如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将“亲亲相隐”法制化的观念是不可取的。     

全球化时代中国刑法改革中的人权保障

强化对人权的保障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刑法改革的鲜明主题。人权保障在中国刑法中的确立首先有赖于人权观念的变革,这体现在: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全球化时代刑法立法的必然要求;刑事司法观念的革新是真正贯彻人权保障的途径。中国刑法立法演进的过程中,在人权保障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的确立、在刑法典中规定了努力限制和减少死刑、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范围的条款等方面,进一步贯彻了刑罚人道主义的精神。     

论权利意识与法治

法治的核心是实现公民的权利,国家权力必须认真对待权利.公民是否普遍具有权利意识,执法人员是否普遍具有权利意识和能否文明执法,对法治的实现有重要影响.公民必须具有权利意识才能实现和捍卫自己的权利,现代法治社会的执法者必须具有权利意识才能为公民的权利提供司法保障.     

从价值层面重读《边城》

沈从文的《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小说,小说主人公翠翠是作者理想的凝聚。然而翠翠是由自然养育的赤子型自然人,在经历了爱与死之后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面对生活。她的命运也昭示了作者深层的价值迷思。     

罪犯权利的限制与保护

罪犯权利因实现刑法目的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以及经济条件的制约和罪犯人身自由被剥夺而受到法律的限制。但是,罪犯是人,又具有公民资格,所以其所享有的权利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根据目前我国对罪犯权利保护的现状,还需要通过培养公民的人权意识,不断完善立法、司法保护,推进监狱改革,大力发展经济等措施,进一步加强对罪犯权利的保护。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

留学生群体在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挖掘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族称,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找到了重要的认同符号;他们创办报刊,翻译西书,宣传民族主义,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精神动力;他们以西方新型的政治文化观为思想武器,不懈地致力于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他们同时也是构建民族国家的主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使中华民族真正凝聚成为一个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保障人权需要一场语言革命——从歇后语对几种人的歧视说起

观念决定语言,语言传播观念.保障人权既需要制度保证,更需要文化智力支撑,乃至一场语言革命.本文通过剖析歇后语中对老人、死者、寡妇、光棍、和尚尼姑、乞丐、胖人、特定职业之人、特定地域之人等九类人的歧视,表明认真清理国人习惯用语里蔑视人权的陈旧理念,是当前普及法治观念、确立人权意识的一个重要任务.破旧方能立新,决不能让旧的缠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崭新的现代人权法治理念却被落后的坊间俗语所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