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不平等——关于平等主义的一种论证

平等主义对平等的论证可以分为肯定的和否定的两个方面。肯定的方面是支持平等的论证,否定的方面是反对不平等的论证。从理论上论证反对不平等,就是给出反对的理由。由于现实社会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象,所以也存在着反对不平等的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政治哲学而言,它主要关心的是道德理由。平等主义者反对不平等的道德理由,可以分为三种:基于原因的理由,基于结果的理由,以及义务论的理由。     

权利配置与不平等问题研究——关于国企工人阶层的不平等问题研究之三

在国有企业组织治理结构中,权利配置是制约国企工人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如果企业管理者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权利配置失衡,必然严重影响收入分配程序的公正。因此,让国企工人阶层享有基本的参与权利,能够增加企业组织治理结构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对话机会,这是消除不平等分配中"有利者"与"不利者"之间心理隔阂的重要方式。     

不平等的困境

机会不平等会通过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机制周而复始、代代相传,导致我们称之为的不平等的困境。它会降低效率,阻碍全面发展。巨大的机会不平等本质上是应当反对的,每一种文化、宗教和哲学传统都提出了观点,认为为了其自身的利益,应当注重平等,并且,大量的证据表明,总体而言,平等也是有助于追求社会长期繁荣的。本文并不关注结果的不平等(如收入),而是关注按照机会平等原则所表达的平等的观念。对于政策制订者而言,要提供更高程度的平等,在国内,他们应当投资人力资本,拓展获得公正、土地和基础设施以及社会服务的机会,促进市场公平;在国际,他们应当关注全球市场的功能和管理市场的规则。     

对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思考

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已到了值得高度关注的程度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既是积极因素 ,也是消极因素作用的结果 ;调控居民收入差距应从多方面采取措施。     

阶层位置与对不平等的态度——关于国企工人阶层的不平等问题研究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企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既有分配体系的不完善极大影响了国企工人的生活境遇。在社会背景以及拥有的权利资源方面,国企工人不占据优势,相反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满足个体的需要,是社会正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否则个体的正义感难以形成。在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都极不利于国企工人阶层时,他们只有选择抗拒不平等。     

我国人力资本不平等问题研究

对人力资本不平等程度的度量,是在对人力资本进行度量的基础上进行的,常用的指标是人力资本标准差和人力资本基尼系数。通过计算发现:我国人力资本基尼系数在不断变小,人力资本不平等的情况不断得到改善,但是,与发达国家甚至东亚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力资本不平等情况仍然严重;我国的人力资本不平等与人力资本平均值负相关;我国各省区市的人力资本不平等程度在逐步减小,但是区域间的差异并没有减少,而且区域差异是总差异的主要原因。同时,我国的人力资本不平等程度每下降1个百分点,劳均GDP会提高3个百分点。因此,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应该努力改善我国的人力资本不平等状况。     

平等与不平等:政治参与的困惑

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普遍而平等的政治参与既是现代国家追求的理想,也是各国法律规定的公民应该充分享有的基本社会权利。然而,形式上的平等与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的一大困惑。从政治资源的构成、资源分配不均匀的原因及趋向、各资源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及互动关系的分析,说明政治资源分配和运用方面的差异是造成政治参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论权利的不平等--马克思主义平等正义观的基本原则

权利不平等原理是马克思平等正义观的基本原则,只有实行人的权利不平等,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因为人是自然不平等的,所以以"能力本位"为尺度的"权利平等"不是真正的社会平等.要寻求真正的平等,就应当认识到平等权利本身是不平等权利的事实,在这个能力本位的社会中给弱者以特权.     

基础教育不平等背后的社会经济不平等

随着就业市场教育水平门槛的逐渐提高,更多的家庭把大部分收入都投资于子女教育,这无疑有益于人力资源的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然而教育费用的飞涨使得中低收入家庭不堪负重,更把贫因家庭的子女逼入教育无保障的境地。因此需通过政府干预等政策来逐渐解决这一问题。     

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概念及其度量综述

收入分配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可以有实证和规范两种方法分析。实证方法描述收入分配中分散程度的实际模式,并用一种统计量(值)来概括。实证方法除了常见的频数图、洛伦兹曲线和泰尔指数外,还有著名的帕雷托分布和对数正态分布。规范法建立在一种价值判断之上,用社会福利函数度量不平等的程度。阿特金森指数(AtkinsomIndex)是最常用的由规范法导出的不平等指标。     

平等与不平等的再思考--一种政治哲学解析的新维度

平等理想是政治哲学中重要的价值标准.平等价值追求的核心问题是"对什么方面平等".通过对平等概念相同性与公正性含义的解析,论证了平等与不平等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以此为起点,从政治哲学维度对平等进行了分类,并采取了对待平等的两个不同原则.     

农民工求职的信息短缺问题研究——一个信息不平等视角

求职信息是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的基础性资源,没有就业信息就难以获得就业机会,实现就业.在求职过程中,农民工深感信息短缺,求职不易.这主要缘于信息短缺问题.由于教育分化导致的信息获取能力的差异性、制度阻隔带来的信息接触机会的不均等性以及信息桥缺失引起的信息获取方式的滞后性,农民工处于信息不平等地位,难以获得和占有信息,信息非常短缺.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的影响问题研究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不仅是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收入差距过大所导致的刑事犯罪率的上升和犯罪程度的加剧,通过对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原因的分析以及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率和刑事犯罪程度的影响机理分析,提出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从而减少收入分配问题所可能引致的刑事犯罪。     

试论德沃金资源平等主义中的价值平等

德沃金资源平等的一个重要的独特之处在于,要追求平等,最好从"开端"就开始。在论述开端如何才能"平等地"分配资源时,德沃金更乐意加进每个人不同的感觉,这包括个人喜好一类的情绪。而这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中人们没有个人爱恨欲望有显著的不同。所以,德沃金给平等问题注入了一种来自个人的"价值感"的成分。价值同一也许因此能够实现。当价值同一了,人自然也就实现了平等。也就是说,德沃金在社会结构框架方面用"拍卖"、"保险"、"税收"等多重手段完成了资源平等的配置,然后以个人的选择和努力为获得自我的价值去追索,从而实现一种价值体系下的平等。     

机会不平等的历史唯物主义检视

启蒙运动以来的政治实践体现了对自然的机会不平等的反抗,其中既包括血统、等级所维系的机会不平等,还包括了宗教信仰、种族乃至外貌所维系的卡理斯玛支配。尤其在18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治理技艺中,机会平等成为了治理合法性的来源。曾经被自然的先天因素所决定的社会等级及其不平等的生存条件,不仅由于其偶然性而被排除出了正义原则,更是由于其非理性的基础而得不到道德的承认。但是,面对阶级社会注定无法消除的机会不平等现象,特别是面对技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所造就的“世袭”统治结构,试图调和“搭便车”的话语资源日渐匮乏。历史唯物主义则穿透了普遍犬儒的当代意识形态外壳,揭示出阶级化的机会不平等的必然性与不合理性,为当代无产阶级指明了以机会平等作为客观结果的政治事件的实践方向。     

就业机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市场转型与不平等关系的另一面

本文利用实证资料深入分析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就业机会性别不平等的变化模式,认为社会转型具有多重纬度,快速的市场转型使得就业机会性别不平等问题明显化,就业机会性别不平等是市场转型与不平等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对已有的研究模式进行反思,认为在认识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应刻意追求"统一"模式,而应该致力于贴近具有多重纬度的真实的社会生活.     

中国的阶层结构与收入不平等

在对当前中国阶层进行关系意义类别划分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中国各阶层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文章发现,由业主阶层和新中产阶层所组成的上层阶层在劳动力人口中所占比重较小,但却占有了收入的较大份额;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占劳动力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却在收入中占有较小的份额.人们所处的阶层位置,深重地影响着其收入所得.即使只考察教育收益率,也是上层阶层远远高于下层阶层.最后文章指出,中国收入差距很难在近期缩小.     

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

把握教育不平等的变化方式与变化条件是推进教育公平不可或缺的研究工作。因能力分化和结构授予所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具有不同的变化机制,而家庭资源因其禀赋差异对两类不平等的影响各有侧重,为此,家庭资源可区分为内生性与外依性两种类型。基于第三、四、五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就1976年至2000年间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内生性家庭资源因其较少受外部社会条件和社会过程的干预,它们导致的教育不平等将是持久而稳定地增长的;而外依性家庭资源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则可能因教育扩展或其他大规模的平等化社会过程而下降,也可能在相反的社会条件下被强化。     

弱势阶层位置上的不平等经历——关于国企工人阶层的不平等问题研究之二

不平等是一个正义问题,违反正义原则的不平等会引发社会结构的紧张冲突,因此社会系统需要正义原则来调节、以保证社会合作持续稳定。国企工人在弱势阶层位置上经历了2种不平等。一是经济不平等,即工人的实际收入不能充分反映他们创造的价值,工资、奖金的不平等分配没有利于工人;二是政治不平等,不是每个工人都享有平等参与企业治理的机会,民主选举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公正,权利不平等分配对普通工人产生了不利影响。国企工人的经历表明,基本社会制度对收入与权利的分配在个人之间作出了区分,基本社会规范没有使各种对权益的冲突要求之间形成恰当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