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及其权利保障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该规定表明,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律师提前介入诉...     

论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已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亟待修改和完善。关于刑事强制措施的体例和适用条件，理论界认识不一。对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不宜进行增减，收容审查不宜作为一种独立的刑事强制措施，合法传唤不应作为拘传的先决条件，取保候审的条件在现行刑诉立法基础上，可以考虑以人保为优先，增设财物保，但只是在人保不足以实现候审时，才予以适用。今后修改刑诉法时应对监视居住的条件加以明确，对于拘留和逮捕的条件应予以降低。     

对完善取保候审措施的一点看法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中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这使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在“取保候审”上更臻完善，也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进展和进步。取保候审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之一。其含义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对一些具备特定条件暂不适用羁押的被告人，责令其提出保证人并出具保证书，以保证不逃避侦查…     

监视居住制度问题研究

自监视居住制度规定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之始,对其理解与适用的争议就未停止过。这些争议主要集中于监视居住的属性与适用条件、执行场所与方式、人权保障、措施变更以及刑期折抵方面。本文拟从上述争点入手对监视居住制度进行系统的梳理,以期厘清该制度在适用中产生的问题与争议。     

论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原则

一 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刑事诉讼法教程》以及其他不少刑事诉讼法教材,没有将“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单独地列为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我以为,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明确的列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即有法律依据,又是司法实践所必须的。 我国1982年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人民     

我国刑事诉讼回避制度立法异议——对《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一项的质疑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回避制度中,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包括了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场合。而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时,缺乏适用回避制度的前提条件和可操作性,并且在该场合,国外刑事诉讼法也无适用回避制度的立法例。因此,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一项的规定有欠妥当。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的“居所”问题研究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或批准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由于该规定过于原则,使得办案机关对于居所的要求、场所的选定等问题缺乏可操作性。本文针对当前办案机关对居所问题认识分歧较大的现状,深入探索依法指定居所应当厘清的有关问题,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     

论取保候审保证方式的性质异化及其修正——兼论涉罪外来人员管护基地的功能

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与保证方式存在本质不同,但在实践中,保证方式的规定已在相当程度上异化成为一种条件设定。因受到保证方式性质异化影响的群体集中体现为涉罪外来人员,所以该问题无法逃避平等理论的相关质疑。立法中以监视居住为替代措施的做法欠缺合理性,实务中建立管护基地的尝试是解决该问题的有益探索。但是,管护工作所依托的实体需要慎重选择,为使以接受管护为保证方式的被取保者的生活状态尽可能趋近一般的被取保者,社区组织是开展取保候审管护工作的更好依托选择。     

论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以“快播”案为切入点

当前以“快播”案为代表的大量网络色情犯罪进入刑事司法诉讼领域,而诸多关键证据系来源于行政证据。由于法律条文的粗疏,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如何适用面临诸多问题,并集中体现在“快播”案中。通过剖析诉讼法理和法律规定可知,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关联性应当以采纳适格证据为原则,符合“质”、“量”要求标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只是赋予了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瑕疵行政证据应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不应一概排除。在更为广阔的视野里,应当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行政取证的程序。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价值·规制·问题——基于贿赂犯罪的侦查实践

当前,贿赂犯罪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占整个职务犯罪的比例较高,深入探讨贿赂犯罪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极具意义.对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利弊,不应单从理论上对其或褒或贬,而应回归贿赂犯罪的侦查实践去考量,在此基础上挖掘其现实价值及意义.同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能被滥用,必须受到“少用”“慎用”原则的规制.由此理解贿赂案件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时出现的相关实务问题.     

申诉案件返回原审法院复查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关于“当事人、被害人及其家属或者其他公民,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的规定,它的基本点是,既要维护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的尊严,又要贯彻“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利,不受任何人、任何机关非法侵犯”。(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条)。     

建立泛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必要性及其法律依据探讨

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和在十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目标,使得我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密切经济合作显得越来越迫切。文中提出了建立“泛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设想,首先对建立“泛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必要性作了阐述,进而对WTO协议中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法律依据尤其是针对建立“泛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法律依据进行了分析,认为:建立“泛中国自由贸易区”不但可以适用GATT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和GATs第五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规定,也可以利用授权条款。     

准司法审查模式下的逮捕必要性及其证明——从人权保障理念和正当程序原则出发

由于逮捕强制措施特殊的人身强制性以及犯罪追诉过程中侦查权可能的过分扩张,基于比例性原则,《刑事诉讼法》修订前后,关于逮捕适用中的必要性问题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由于逮捕必要性的内涵、社会危险性和逮捕必要性的关系未予明确,给司法实践带来不少疑难。加之,法律修改前后,虽然有学者提出"司法审查"或"准司法审查"模式,但其中缺乏对逮捕必要性的证明对象、证明标准等的讨论。以《刑事诉讼法》规定为基础,明确社会危险性是逮捕必要性的逻辑前提,逮捕必要性是社会危险性的价值考量,是逮捕适用中不可或缺的要件。逮捕必要性的认定过程,应当通过论证式的模式(证明)进行。以此为进路,逮捕必要性的具体证明应该在移送程序、审核程序、决定程序上加以规范,以期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准司法审查模式"。     

论“排除合理怀疑”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理解与适用——兼谈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立法与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称新刑诉法)第53条从三个方面对我国“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做出解释,并引入“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对此,本文将结合新刑诉法第53条及相关规定,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进行解读,分析“排除合理怀疑”的内在涵义,同时对“排除合理怀疑”在我国的理解与适用及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完善问题进行探讨.     

律师应如何尽快适应提前介入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这一重要修改符合诉讼民主化的趋势,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历史进步。如何尽快适应提前介入,对于律师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课题。笔者拟根据自己的律师实务,就这个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对律师提前介入的理解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对于这条规定,应正确理解和掌握其实质内容。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不可承受之轻"——论一般条款的缺失及原则受限的改进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2款一直是个有争议的条款。它不是一般条款,又因内设“违反本法规定”而限制了原则条款的扩展适用。由此,这个条款束缚了行政机关规制“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手脚,也使司法机关裁量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依据模糊不清。在新一轮的修法过程中,首要的问题是建立一般条款并协调与之相关的概念。     

论宪法司法适用的主旨

国内一度引起学者专家争议的宪法司法化、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已经经过学者一番严谨讨论,但是"宪法可以司法化"吗?"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提法是否妥当?宪法是否可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而在裁决文书中直接援引?宪法是否可以司法适用?这一系列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宪法的地位决定了宪法的权威,但是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可以在司法中适用。部门法有具体详细的规定,就应该诉诸部门法;当部门法缺失时,法院还应当诉诸宪法,而不应当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审理。宪法司法适用的主旨:一是宪法间接性援引,二是使合宪性解释成为一种宪法义务。     

《证券法》中附属刑事条款适用研究

我国《证券法》中的附属刑事条款 ,没有完整的罪状 ,更无明确的法定刑 ,只有“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笼统规定。用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衡量 ,这些条款还不是认定证券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直接法律依据 ,只是提示性条款。其适用依赖于现行刑法的规定 ,即对证券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认定和“追究刑事责任”的办法都应依据现行刑法。在此基础上 ,本文探讨了《证券法》中各附属刑事条款具体适用时所应依据的刑法条款     

质疑附条件逮捕

2006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确立了“附条件逮捕”制度。该制度的缺陷是：违背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实质上降低了逮捕条件;背离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制度设立的前提不成立;制度内容模糊,难以避免逮捕适用扩大化和超期羁押现象;为“以捕代侦”合法化提供了方便之门;背离逮捕的基本原则;与刑事赔偿范围相矛盾;缺乏权利监督制约。该制度实质上修改了刑事诉讼法规定,扩张了检察机关的逮捕权,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该制度不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应当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和馨行动系列报道之二：身份证能不扣吗?

2003年6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通过了《居民身份证法》,该法规定,除了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执行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情形之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扣押居民身份证。从2003年6月28日,到2005年6月28日,已整整两年的时间。两年之后的今天,扣押民工身份证的情况依然存在,且为数不少。身份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证明,缘何至今依然要掌握在别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