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小说《情人》中的“中国情人”形象解析

《情人》是杜拉斯的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经典小说。小说中的异国形象充满神秘复杂的韵味,作者利用想象和异化的手法呈现出“他者”独具特色的形象特质。而通过梳理其笔下“中国情人”身份、性格和行为等形象特质,探讨作者隐藏其中的想象和异化,发现中国情人的异化特质不仅是作者主观因素地投射,其背后社会层面的影响亦不容忽视。同时,通过对作品中“中国情人”这一他者形象的解析,揭示出异国对中国文化存在的误读和想象。     

身份认同与文化想象——论杜拉斯小说中“中国情人”形象的文化内涵及意义

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在越南出生并生活了18年。这种特殊的生活背景对其作品影响很大,构成了作品之外的潜在文本。论题结合比较文学形象学关于文化想象理论及作家生活经历,从作品“情爱”故事本身的解读出发,阐释“中国情人”形象所寄寓的较为复杂的深层文化内涵及关系：1．个人身份的寻求与文化认同,作家游离在东方和西方之间;2．法兰西民族对东方的欲望想象及投射,东方对他们有着巨大的诱惑;3．多重语境下的文化关联及其融合。     

论杜拉斯《情人》中的“小姑娘”形象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情人>中塑造了一个15岁半的小姑娘的形象.一方面,杜拉斯从生理学角度演绎这个角色,在她身上体现出女性和孩子的本能力量;另一方面,杜拉斯从文化构建方面来体现女主角的身份.复杂的家庭关系,周围男性对她的看法,使得她为了寻求解放而勇于挑战世俗的观点.     

论童年经验对杜拉斯《情人》创作的影响

童年经历对杜拉斯的创作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父亲的早逝和母亲的漠视对她作品题材的选取、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作品个性的确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杜拉斯的代表作《情人》为范例,分析了童年经历对杜拉斯与其年龄差异很大的中国情人的异国恋情的影响及对其女性主义书写特征的影响.     

杜拉斯小说中的“中国情人”书写

杜拉斯在不同时期创作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在这三部小说中,“中国情人”呈现出不同的形象,这一形象是作者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现实的一种认知与描述,杜拉斯在对“中国情人”形象的反复重构中,也透露出创作主体自我认知轨迹的演变。     

杜拉斯《情人》的形象学分析

<情人>是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以越南南部为背景创作的一部爱情小说.小说中充满了对异域风情的描写和刻画,然而作为从小生长在殖民地的一个欧洲白人,虽然深受异域环境的浸染,但在她眼中的一切都不可避免的打上了种族意识.本文主要运用后殖民主义的批评方法对小说的场域和人物进行分析,深层挖掘其背后的形象学意义.     

杜拉斯作品中的“东方形象”新论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许多作品以越南殖民地为背景,东方为杜拉斯作品增添了独特的风格.作为白人女性,杜拉斯在国家、种族的维度上获得了强势.站在西方文化本位的立场上,杜拉斯赋予了东方独特的品质和格调.在她的文本中,东方是一片有着神奇"本质"的土地.东方"异"文化和某种种族气质存在着必然联系.杜拉斯还通过西方人的眼睛,塑造了一群同质而次等的东方人形象.     

异国形象与他者——从比较文学形象学和后殖民主义角度解析《情人》

结合比较文学形象学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以两者交叉重合的视角分析《情人》中的异国形象。文中详细列举了小说中对于中国情人、殖民地和被殖民者等异国形象的描写,将异国形象与"他者"架构起来,通过结合上述理论分析"我"——文中的唯一叙述者是如何被解构为殖民者形象的以及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野下这部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关注这种形象被塑造的方式,透过这些表面的形象和创作方式,挖掘和探寻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以及"他者"被排斥、被扭曲和被憎恶的缘由。     

杜拉斯《情人》反叛意识的根源和表现

杜拉斯创作的内容和文字形式都充满了叛逆的符号。她的反叛是自发的,这一根源来自紧张压抑的家庭气氛和少得可怜的母爱,以及她对过去历史有意识的颠覆,塑造理想镜像自我的渴望。杜拉斯强烈的女性意识、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和独特的叙述风格使她的作品表现出了非凡的魅力。     

杜拉斯作品中的“音乐”

法国当代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大多围绕爱、写作、等待、欲望、死亡等主题展开叙述,在她众多作品中,散布着许多音乐的元素。音乐甚至取代了人物的语言,揭示着作品的主题,暗示着人物的内心情感波动,预示着令人绝望的爱情,推动着故事情节向前发展。杜拉斯笔下的＂音乐＂低沉暧昧、似有似无,令人躁动不安,并唤起人物和读者心底最难以名状的无法忘怀的痛苦和忧伤,而这就是她独特的音乐性叙事风格。     

论海峡两岸女性小说中的女性情人形象

在海峡两岸女作家的笔下,女性情人形象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痴情女子,深陷感情的漩涡难以自拔;二是欲望女人,或为释放性欲而放纵自己,或因金钱、权势而出卖青春和肉体。此外,还有一类事业有成的女性,仅仅为了弥补感情的寂寞空虚而不得不去做情人。尽管这些女性性格各异、境遇有别,但是大多数都是依附于男性,缺乏独立意识。在她们身上,既反映了女性精神成长历程的曲折性和艰难性,也展现了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远逝的歌声——论杜拉斯《情人》的音乐结构

小说的“多声部现象”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展现,一方面在故事情节的主题上,小说充满了复调色彩;另一方面在小说的章节安排上,呈现出奏鸣曲式的文本结构。在小说《情人》中,围绕“爱”这一主题而产生的变奏,是衍生出“情人”这一身份的基础;在语言上,用小调的特征来体现小说的语言表达方式,是呈现小说音乐结构的必要手段。     

欲望的言说——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的文本世界

从欲望出发,确立女性的性别身份,成为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的主题。其“欲望”,主要指女性追求自身价值与本质的实现。它的对象既有自然生理性的目标,更主要是精神性的目标。“欲望”常常以“情”的形式———爱情和激情———呈现出来。在杜拉斯的文本世界里,作为内心情感欲望的抽象符号的人物,大多数为女性,多具有“边缘人”的身份。这种身份显然是由男性权力强加的,具有一种象征性。她们的“病”是拒绝压抑,她们的“疯狂"是反抗束缚。通过写作,女性的主体性发挥获得了广阔的社会空间,实现了对文化、政治和生活的介入。     

佤族民间故事中的女性形象探析

佤族民间故事中的女性形象类型多样,具有独特性、生动性和可感性,文化内涵丰富而深刻,主要表现为原始宗教信仰的反映、传统伦理道德的折射、审美追求的体现、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妇女地位的变化。     

芥川龙之介作品中的“江南”形象及其演变

自幼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的芥川龙之介一直对浪漫的江南水乡有着特殊的好感。在中国旅行前,他就创作了《南京的基督》《奇遇》等充满浪漫气息和异国情调的江南题材作品。1921年,芥川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海外特派员游历了自幼憧憬的中国。不过,不断荒废和西化的“江南”令芥川十分失望,他心中幻想的那个浪漫与诗意交错的“江南”形象开始褪色,与此同时一个内忧外患不断,饱受战乱侵扰的近代“江南”出现在了芥川的笔端。而芥川“观察人类”的目光让他在江南百姓的身上发现了扎根于世世代代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反抗精神与革命斗志。这些拥有旺盛革命精神的中国人让芥川看到了“江南”全新的一面,也从中感受到了中国的新生与希望。     

浅析程乃珊八十年代作品中的“上海形象”

城市作为一种人类的聚居形式,是工业文明催生下的产物,首先表现在建筑空间的多样化上。因此谈及程乃珊作品中的上海形象,自然离不开对于上海都市空间的展现;而真正能够塑造一座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文化性格的市民,则是城市的中坚力量,日常生活、喜怒哀乐、思维方式最终沉淀为城市的文化结构。研究上海,探究程乃珊作品中的上海城市形象,需要透过城与人的共生关系来发现其深层意蕴,在城与人的碰撞之中,上海形象逐渐走出文本,转化为直观的体验。     

情人反目，搅“痛”浙江政坛

2006年3月16日这一天,浙江的天气渐渐转暖,徐福宁穿着一件蓝灰色的西装,尽管前额微秃,但后面的头发却梳得极顺溜。他喜欢将头发梳得顺溜,毕竟自己是个有身份的人,特别是在出席重要场合的时候。今天这个场合同样重要,可他并不想出席。因为,他即将走上的不是主席台,而是法庭的被告席。一年前的今天,空气里也同样吹着暖风。他站在崭新而威严的湖州市政府大楼的门前,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副省长的位置,已经离他越来越近了。记得2004年11月中旬,浙江省委任命他担任湖州市委书记不久,他就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尽管嘴上说“我是湖州257万人民的一分子”,但内心里他非常清楚,自己在正厅级的岗位上呆的时间不短了,组织上早就将列为副省长人选,而且还是副部级高校领导的人选。可以说,副省级职位对他徐福宁来说,已经是加上了“双保险”,是垂手可得的事。孰料,就在他担任湖州市委书记不到一年(刚11个月)的时候,省委一个电话把叫去,从此他就没见过天日,直到今天站到了与湖州邻近的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自己的落马,竟然是一对在宁波经商的中年情人突然反目而直接导致的结果。     

冲不破的樊篱——王朔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原型探析

王朔一向是以反传统的文化姿态出现的,但是深入考察王朔笔下的女性形象,不难发现其小说内部蕴含着丰富的神话原型,由此可见,一向以反传统的文化姿态出现的王朔不可能割断传统,那些照搬现代、后现代理论的批评无疑是对王朔的误读。另外,从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中,我们可以觉察到王朔创作中浸透着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传统男权意识对女性角色的价值规范和内在欲求,可以说在通过女性描写达到对人性的深入挖掘方面,王朔并没有完全冲破传统识见,而是在进一步重复陈旧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