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忧愤”说辨析

关于陶诗的风格,历代皆相推许“平淡”与“豪放”.但除此之外,“忧愤”亦是陶诗中的重要内容,它缘于诗人的“忧生之嗟”和“于世未忘情”,而陶渊明常以议论的手法来表达其“忧愤”之情.而在这三种诗风之间,“忧愤”是现实苦难带给诗人的感受,“豪放”是诗人面对苦难的态度,“平淡”则是诗人以审美的眼光品味苦难中的甘甜.它们相互渗透与交织,显示出陶渊明诗歌风格的多样性.陶渊明凭借着自由的意志,占据着精神的高度,完成了对苦难的超越.这也正是陶诗美学价值之所在.     

关于苏轼的“和陶诗”

苏轼的“和陶诗”，可以说是他30年来倾倒于陶渊明其人其诗的一个总结。以和韵的形式表示出来，存在着视陶诗为诗之极致的认识，和视自己为陶诗真正传人的意识。苏于穷极潦倒时所作的“和陶诗”，作为冷静地追求人类个性的生活方式的文学，又是宋代古典主义文学的一个典型。     

陶诗阐释的经学化、经典化与意境化

宋代之后,陶渊明诗歌的诗史地位逐渐牢固树立起来,这固然得力于其自身的魅力,但在接受中日益走向经学化、经典化和意境化则是它被普遍褒扬的三大基本原因。陶渊明人品经历了一个由高尚化而儒学化的过程,作品经历了一个由支流化而主流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大致在宋代之后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崇高化和经学化。苏轼之前,陶渊明主要被看作二流作家,苏轼评价陶渊明“李(白)杜(甫)莫及”的惊天言论对于重新定位陶渊明一向不算很高的诗史一流经典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陶诗意境美的发现与宋代苏轼、范温、元代方回、清代钟秀和近人王国维等关键读者的揭示密不可分。陶诗的经典化和经学化几乎是同步和交融的,它们虽然抬高了陶诗地位,其弊端是难免造成对陶诗非儒家特点和艺术特点的遮蔽,而意境化则披文入情,由情寻理,是对陶诗本质艺术特点的澄明。     

陶渊明在宋代的地位及其与苏轼、朱熹之关系

到了宋代 ,陶渊明开始受到一致的推崇。宋人对陶渊明的景仰 ,首先在于对陶渊明正气凛然、不屈服于强权的高尚人格的推重 ;陶渊明在世俗生活中时时体现出的高怀逸趣———艺术的眼光、艺术的心情 ,让宋人羡慕不已。陶渊明在宋代备受推崇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宋代内忧外患 ,士大夫忧心忡忡 ,希望找到一个能安顿人生、超越痛苦的精神榜样 ,而陶渊明正是最理想的人选。苏轼一生推重陶渊明、由衷喜欢陶渊明。朱熹慧眼独具 ,对陶诗有特别的体味 ,看出了陶诗内涵的丰富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可以说 ,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是在宋代得以最后确立 ;陶诗独特的美学价值 ,是宋人发现并给以理论上的完全肯定。     

禅宗兴起与陶诗在齐梁中声誉倍增因缘考

沈约于齐永明六年撰成的《宋书》不设文苑传,但以《谢灵运传论》概述两汉魏晋迄于南朝刘宋的文学概况,而只字不提陶渊明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但昭明太子编集《陶渊明集》,于序中极力推崇陶渊明诗品和人品。由此可以看出,陶渊明在诗坛的地位以永明年间为前后分界线。自永明而后,陶诗声誉日益隆起,至宋代苏轼和陶诗出而登峰造极。而这一切是与陶渊明诗歌中的禅韵和佛教禅宗的兴起密不可分的。     

陶诗与苏轼《和陶诗》思想倾向比较

陶渊明与苏轼是我国东晋与北宋诗坛上影响最大的诗人。他们生活的时代虽然相距约七百年之久,然而,苏轼晚年却酷爱陶诗,在他贬谪岭海时,曾将“陶诗与柳文”,视为“南迁二友”,并且依韵“尽和其诗。”这在我国诗歌创作史上,确属罕见的现象。     

论陶渊明的咏史诗及其特征

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陶渊明可谓身兼多种角色:有人尊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人奉他为“放人”、“逸民”、“第一达磨”,还有人将他推作圣贤之人”、“有志天下者”、“卧龙豪”,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从表面上看,他似乎仅仅反映了陶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但是,若对渊明历来为人们所忽视的咏史诗进行一番清理和分析,便会发现,诗论家们主要是从各自的品评标准出发,或多或少地通过咏史诗这一特定题材,选择了他们心目中的陶渊明。本文拟对陶渊明的咏史诗进行初步研究,同时探讨批评史上这一文学现象的由来,并对陶诗的总体特征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陶渊明与马致远"东篱"观念之异同

陶渊明入则儒、出则玄佛的自我“独善”，在马致远已变为功名失落后的放任与消靡。二者的“东篱”虽生活方式相近，但内在观念迥异，昭示了元代文人丧失多元价值参照体系之后的精神困境。     

陶渊明从忠君、有君到无君观念论文释解——魏正申研陶的学术贡献论（三）

魏正申在《陶渊明探稿》、《陶渊明集译注》、《陶渊明评传》、《20世纪陶学论著》和《陶渊明及其研究论》都对“隐逸”说和“忠愤”说诬贬陶公之论予以驳评。在《探稿》里,以《论陶渊明社会发展阶段观》、《论陶公的桃花源思想之三重表述》、《陶渊明的无君论思想之我见三文》在《评传》第二编“陶渊明君臣观念论”里,     

陶渊明故里辨

陶渊明故里在何处?至今众说纷纭。较流行的说法,有以下几种: 一、《中国文学史》(十三所高等院校编)及中学语文书上的介绍是:“陶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 二、古典文学知识丛书《陶渊明》(上海古籍出版社)中的说法是:“浔阳郡柴桑县(今江西九江西南)”。 三、《庐山历代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陶诗作者注中,说为“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荆林街)人”。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互文性”与“语境”——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发展的共同趋势

“互文性”和“语境”是文学研究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两个术语。这两个术语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理念,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共同之处,它们不仅具有共同的网络结构、编织的动态特征,也经历了相似的泛化命运及其发展的双重困境。而且它们能够彼此诠释,共同表征同一现象。这些发生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身上的共同之处反映出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总体发展的某些趋势,如关联、整体、动态、读者及泛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