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的嬗变、困境与补足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事法治的基石,然而罪刑法定原则的僵硬性使得其无法直面“风险社会”对刑法提出的要求。罪刑法定的价值关怀在于保护个人权利,而现代刑法的功能在于保障人权,也在于社会防卫。由此,罪刑法定原则亟须转变才能适应现实要求。这种转变既包括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也包括价值内涵的转变,同时还需要罪刑均衡原则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缺陷进行补足,这样才能使罪刑法定原则适应当代刑法的新要求。     

冲突与协调:国际刑法中的罪刑法定主义解读

罪刑法定虽然在不同的法系有不同的表现,但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诉求是一致的.国际刑法也以人权保障为已任,因而必然要求罪刑法定.但是,二战之后的国际军事法庭针对战犯的审判中,罪刑法定主义中的禁止事后法原则对审判的合法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虽然此后的国际刑法时该原则都予以了明确的规定,但作为国际刑法重要渊源的国际习惯的适用可能会与禁止事后法原则存在冲突.此外,两大法系就罪刑法定主义中的明确性的要求在国际刑法中也没能得到充分的实现.罪刑法定主义不仅是法谚,更是一种人权保障的观念.在侵犯人类基本人权的最严重的犯罪面前,国际刑法不应该排除"自然法"作为其效力根据,从而使其与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相协调.     

罪刑法定视野下的量刑规范化——以明确性与适当性的博弈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是贯穿于刑法运行全过程的基本原则,作为司法过程一环的量刑活动必然要遵循此原则,当前我国司法系统正在推行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当然也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展开.罪刑法定原则对量刑规范化提出了明确性和适当性这两个要求,但是,量刑规范化改革更多实现的是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的要求,却难以完全实现其适当性的要求.由此,在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推进过程中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视野下寻求明确性与适当性之间的平衡.     

简论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国刑法明确规定了三项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刑法所特有、贯穿刑法规范始终、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根本准则。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最主要的基本原则。本文试就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几个问题作一简要的论述和探讨。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渊源罪刑法定的思想最早起源于古罗马时期。作为法律规定的原则,最早体现于１２１５年的英国大宪章。该宪章第３９条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拘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     

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不足与完善

刑法司法解释在弥补我国刑法立法的不足、保持刑法的稳定、克服刑法规范的抽象性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我国现行的刑法司法解释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抽象化的现象十分严重。同时,刑法司法解释之间、刑法司法解释与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部分刑法司法解释的方法也存在严重的不足。因此,司法机关对刑法进行司法解释必须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合理性原则、明确性原则。     

论犯罪学视野中的刑罚目的

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的正常现象,其产生主要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无论是罪犯在生理上的特殊性,还是在心理上的缺陷,都必须通过其周围现实的社会环境才能转变为生理和心理上的致罪因素,因此社会因素不仅成为联系犯罪人生理、心理因素与犯罪的纽带,而且也成为探求犯罪原因的渊源以及制定刑罚的出发点与归宿.由于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的未知情况,在犯罪学视野中刑罚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犯罪,刑罚的预防目的始终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从宏观来看,刑罚还应借助与其威慑性功能,把遏制犯罪作为刑罚的预防犯罪目的的补充与延续,将犯罪控制在社会可容忍的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但是,毕竟社会是刑罚的本位所在,所以刑罚的终极目的应是通过实然地控制犯罪追求应然的社会防卫,而不应仅限于预防与遏制犯罪.     

谈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司法运作

1997年3月14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罪行法定规定为刑法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刑法对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的保障,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但有些学者也冷静地意识到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贯彻问题,指出:“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在我国刑事立法史上确实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则任重道远,这里既有立法不断完善的问题,更须在司法上付诸艰苦的努力。”〔1〕法律的真实生命应当而且永远存续于实际的司法运作之中,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价值主要不在于刑法典对其作了规定,而在于刑事司法中它能够得到准确的贯…     

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状况的思考

文章从法理学、社会学等不同方面论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价值 ,并指出了我国立法、司法实践中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运用上存在的诸多问题 ,呼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真正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地位。     

三种语境下的犯罪概念

犯罪概念的含义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会有变化.无论在犯罪学语境,刑法学语境抑或刑诉法语境中,犯罪概念均为该学科的基石性范畴.其理应具有相对稳定的相对明确的基本语义,如果这三个学科之间连犯罪这样的基石范畴的语义边界都不能清晰地加以厘定,这势必会影响到犯罪学、刑法学及刑诉法学的发展.在刑法学语境中罪刑法定原则决定了犯罪的边界,任何一个行为,无论在本质上其具有多大的社会危害,只要没有被立法规定为犯罪,只要不符合刑法中规定的某个罪名的成立要件,此行为就不能称之为刑法上的犯罪.在犯罪学语境中犯罪概念的边界是弹性的,不确定的,此边界是社会危害性划定的.犯罪学与刑法学的犯罪形成外延交叉,在刑诉法学语境中,犯罪概念的语义场是由无罪推定原则确定的,犯罪概念只有在定罪程序完全走完才能成立.     

金融犯罪刑罚原则探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时期,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金融犯罪的数量逐渐上升,国家对金融犯罪适用刑事处罚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和减少金融犯罪的发生。在对金融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处罚的时候,除了应当遵循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罚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外,还应当考虑金融犯罪的特点,遵循谦抑性、适度轻缓、公私权利平等保护、经济性、人本主义等项原则,以确保对金融犯罪定罪量刑的准确、适度,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金融刑罚的根本目的。     

罪刑轻重的量化分析(英文)

一直以来,指示犯罪轻重的唯一刻度是法定刑罚的轻重,这其中的潜在假定是,从事动刑,配刑的立法者通过轻重不等的刑罚给各种犯罪所作的“标价”就是其真实价值。而本研究的基本进路是,人定的罪量与理论罪量之间应当相等,却不一定真的相等。“罪量”和“刑量”两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犯罪严重程度和刑罚严厉程度的数量规定性,通过所建构的量化评价系统,实现了中国刑法分则中所有犯罪应当多重和实际上多重的量化描述,使其中任何一对罪刑关系都能在总体罪刑排序中找到自己应然和实然的确定位置,此即中国的罪刑关系“报价单”。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中国刑法进行了罪刑均衡性的实证检验。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社会生物学

很少有人会怀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二十世纪心理学的“第一动力”。精神分析作为一种人格理论,详尽地阐述了人格的结构、动力和发展,其内涵之丰富,目前还没有一种人格理论堪与匹敌。然而,内容的复杂、浩翰并不意味着必然得到普遍的接受,精神分析自从它兴起的早期阶段就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抨击的矛头主要指向诸如本我、无意识和恋母情结等心理结构。然而弗洛伊德坚信,人们终将发现他所提出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等结构是具有生     

和谐社会视野下刑事立法之出罪与入罪问题研究

出罪与入罪是刑事立法定罪问题的一体两面。在刑法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危害性始终是决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最基本的标准,社会危害性具有出罪和入罪的功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确立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立法者运用刑事立法权确定犯罪圈的活动应当是双向的,既包括入罪,即犯罪化,刑罚化;也包括出罪,即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刑事立法之出罪与入罪的理论依据在于：刑法的谦抑原则、刑法的人权保障原则和相对罪刑法定主义。     

论民族潜意识

民族潜意识是一种特殊的民族心理现象，属于社会潜意识的范畴。它是一定民族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由于历史积淀和社会压抑而造成的民族心理的总称。民族潜意识不仅制约着民族的精神生活，而且对民族行为也会产生广泛的影响。重视民族潜意识研究，有助于疏导民族心理，建设民族文化和调控民族行为。     

罪刑法定司法化的观念障碍与立法缺陷

实现刑事法治的首要任务是厘清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观念及技术上的诸多障碍。观念障碍主要是指人们并未辨明三个悖论。 ( 1)规则变化与社会秩序 :罪刑法定表达的是对秩序的渴求 ,但作为规则的法并不能直接实现法治秩序 ;( 2 )立法权力与法律神话 :立法者通过成文法凭借权力表达一种真理话语 ,但对法律规则的依赖可能会产生立法一贯正确的神话或迷思 ;( 3)法条繁复与司法“懒惰” :以理性设计的方式进行规模化的法律生产的直接副产品是可能增强司法惰性。而技术障碍则是我国刑法中立法技术上的不足 ,对此作者从立法确定性、立法合理性和立法明确性三个角度作了分析     

实然的规定与应然的选择--对现行刑法第五条通说的质疑

刑事古典学派主张罪刑相适应原则,近代学派主张刑罚个别化原则,学界将近代学派之观点归入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根据是不足的。从实然层面看,我国现行刑法第5条之规定依然采取视罪行轻重置配刑罚的模式,并非像有些学者理解的那样包涵有刑罚个别化的内容。从应然层面看,刑罚轻重的置配既要罪刑相应,也要兼顾刑罚个别化的要求,但作为刑法基本原则应该以仅反映罪刑关系最基本的内容即罪刑相适应为宜。     

司法过程中"找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分析

"找关系"是中国社会极具特色的现象之一,也是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规范形式,是指当人们处理事务特别是要获得某种利益,仅仅依靠自己现有的条件与资源或者通过正常的渠道和方式难以实现时,人们会试图在现有的关系网络中寻找可以提供帮助的人,或者通过该关系网络再行建立新的关系以协助自己实现相应的利益追求.在司法活动中"找关系"会对司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找关系"同个体"爱有差等"、社会交换和对司法公正的偏见等社会心理有很大关系."找关系"已演变为个体间社会交换的重要方式之一."找关系"因其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遵循的主要是民间交换规范."找关系"不应当作为一种主体实现其目的或利益需求的正常机制,因为这将给社会主体之间的交往以及整个社会机制的有效运转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当废除

现行刑法中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机能不健全,实施效果差,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该罪的设立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人人平等的原则而缺乏正当性。应当废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增设“财产来源不明罪”解决来源不明财产的问题。     

论超法规期待可能性之提倡——兼论其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一致性

超法规期待可能性可否作为免责事由,存在肯定说、限制说和否定说三种主张.德国通说持否定立场,而日本通说则持肯定观点.结合刑法理论,在对有关观点进行梳理后,能得出超法规期待可能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一致性、不违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且有助于实现刑法适用的实质正义和预防犯罪的结论.在当下中国的法治环境和各种矛盾聚集、显现的社会现实中,应当肯定并提倡超法规期待可能性,从而实现期待可能性的功能和价值.     

时尚词语的特点及其语用理据

时尚词语和一般词语相比,具有独特的性质,含有更多的社会文化含义。时尚词语通过创新、起用旧词语、吸收引进等方式而产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记录着当代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和由此带来的人们的思维方式、观念、心态的种种嬗变。从语用的角度来看,它符合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和人们的心理需求,适应了交际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