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汉语地名发展与民族构成变迁

历史上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早期的云南地名应是当地民族语地名。随着中央王朝对云南的设治经营、汉文化的传播和汉族移民的进入,云南逐渐出现了汉语命定的地名。明代以前云南的汉语语义地名日益增多,明代开始汉族姓氏地名在云南勃然兴起,明清以来汉语语义地名与汉族姓氏地名逐渐成为云南地名的主要命定形式。云南汉语地名的发展,反映了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特点,云南汉族移民的定居方式和自身“土著化”过程,以及云南民族构成和民族分布的变迁。     

论中原文化对云南文化的影响

中原文化通过四条途径影响云南文化:中原王朝的强行传播,云南的主动学习,汉族移民对周围的辐射,民间往来。中原文化影响了云南各民族的伦理道德及日常生活,推动了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高了云南文化发展水平,缩短了云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距;中原文化打破了云南原有民族文化的平衡,冲淡了云南文化的民族特色,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云南多民族文化并存的基本格局。     

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置益州郡,并在建立郡县的同时实行屯垦戍边的政策,大量汉族人口迁移到云南,作为边郡的主要社会基础,为维护汉王朝的统一做出了贡献。三国两晋以后,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发生"异化",出现了"以夷变夏"的"夷化"趋势。天宝战争以后,唐朝兵败退出云南,出现了长达500年的南诏、大理的自治独立局面。元代建立云南行省,并在云南推行民屯与军屯,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饷,增加了国家赋税,更重要的是维护祖国的统一,保卫边疆的稳定。明代在云南推行卫所制度,大量汉族军户进入云南,使"夷多汉少"的居民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原住的夷人与土著的汉人合为"云南人"。清代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及汛塘制度,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不断进入云南,并进一步渗透到坝区边缘与山区腹地。在推进移民殖边的过程中,伴随着实施改土归流、开科取士等一系列政策,汉文化在云南得到更加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云南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与中原结成一个整体,而且进一步确立了民族国家的普遍认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     

明清时期云南壮汉民族文化的交流方式

明清时期进入壮族地区的汉族移民包括官员、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流官是汉文化的倡导者、引导者。一般汉族移民融入到壮族民间,构成了壮汉民族文化交流的主体。改土归流后,壮族土官不时到京朝贡,形成了壮汉民族文化交流的特殊方式。通过这些途径与方式,壮族接受了一些汉民族的思想观念与生活习俗,迁徙到壮族地区的汉族移民也受到壮族文化的熏染,逐渐融入壮族社会之中。     

明代云南的汉族移民

明代云南的汉族移民谢国先云南本无汉族。司马迁称此地为西南夷地区。常璩说：“南中（云南等地）在昔盖克、越之地”，①夷和越都是与汉族相对而言的少数民族。楚人庄王滇，为云南人口增添了新的因素，但楚人亦被视为蛮夷。汉武帝征服了云南地区，“募豪民日南夷”，②这...     

新疆汉族移民学习维语的差异及特点

以新疆阿克苏地区园艺村和阔纳协海尔村作为研究个案,分析了新疆汉族移民学习维语的迁移时段差异、代际差异及民族构成的差异,并从汉族移民学习维语的特性、不平衡性、发展变化态势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探讨了汉族移民学习维语的特点.     

清代及民国时期祁连山北麓的汉族移民与族别改易

清代及民国时期,以河西走廊为主源地的汉族移民不断向祁连山北麓藏族、裕固族地区迁居,开辟出哈溪滩、马蹄寺、红湾寺等大片农区,并形成汉族人数占多数的局面.熟人交易、代牧情谊、工匠媒介、农牧互补、开垦自救等因素对移民展开起了支撑作用.移民期间,发生了"入族藏"和"随裕固"这一特殊民族现象,族别改易与民族同化相分离,凸现了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和民族边界的开放性.     

论明清时期腾冲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明清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大批汉族移民尤其是军事移民落籍腾冲。在漫长的历史嬗变中,落籍腾冲的汉族移民通过修撰家谱、建盖宗祠等方式,在"土-客"之间的相对关系中,建构起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了祖先认同和族群意识,汉族移民身份的记忆通过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族文化得以保留和强化,以实现他们同内地汉族在祖源上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汉族移民的族群认同。     

南北方古代民族融合途径及融合方式之比较

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总体趋势是汉族吸收少数民族的成分壮大,逐渐形成相互离不开的格局。另一方面,我国各民族融合的途径及融合方式复杂多样,由此体现出统一多民族大家庭具有的博大精深、源广流长的特点。南北方古代民族的融合途径与融合方式有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明清以前,南方民族地区大致经历汉族移民逐渐“夷化”的过程,少数民族自身也得到充实。明清时因汉族人口大量进入,融合倾向改变为部分少数民族持续汉化,融合外来移民形成地方性汉族群体。北方民族地区在明清前后,基本趋势都是游牧民族不断南下融入汉族,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大致经历持续“汉化”的过程。产生上述差异,与南北方民族势力的形成及特点,南北方民族自身文化的不同,以及封建王朝施行的政策等有关。     

论近代东北地区汉族移民来源及其贡献

有关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起于上个世纪初期,在近百年的研究过程中,有诸多高质量成果问世,但就地域特点而言,对近代东北移民尤其是汉族移民的研究十分薄弱,研究成果较少,且多侧重对历史的叙述及移民形态的研究。因而,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汉族移民人口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民族学、人口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重点对近代以来通过"遣戍""移民实边"和"闯关东"等方式来到东北地区的汉族人口,以及其对当地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交融等方面的贡献进行探讨,从而补充、深化近代东北汉族移民问题的研究。     

汉族入云南始于“庄蹻王滇”质疑

读了何华新同志的《云南汉族源流述略》(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颇受启发。但对于何文把“庄蹻王滇”视为“第一次沟通了中原地区汉族人民与祖国西南边疆滇池地区少数民族人民间的关系”,即汉族进入云南之始的观点,笔者认为值得商榷。首先,庄蹻是否属于汉族或汉族的前身华夏集团,这是弄清问题的关键所在。《史记·     

人口迁移与宁夏城市回汉民族关系研究——基于石嘴山市惠农区的调查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汉族人口的持续迁入在今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城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汉族聚居区,城区汉族与城郊回族的民族关系呈现出既隔离又相互依存的特点。改革开放之后,人口迁移及城市规模的扩张使回汉民族混杂居住,回汉民族在矛盾与冲突中相互理解、频繁互动。宁夏实施“十二五”生态移民计划后,有数千名来自宁夏中南部的回族劳务移民迁入惠农区,城市回汉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磨合期”。     

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体化与民族群体的特殊性何以和谐——基于对云南K县苗族自发移民问题治理的个案分析与讨论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为了巩固国家共同体的稳定性：中国必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加强国家建设,增进国家的“一体化”,而国家的多民族特征则易引发民族群体的特殊性与国家一体化之间的矛盾,云南K县苗族自发移民问题的产生正是这一矛盾的鲜活表现。因此,对苗族自发移民问题治理的探讨,不仅可以为云南K县苗族自发移民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帮助,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探寻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体化与民族群体的特殊性和谐的条件。     

古代少数民族移民对内地的影响

本文论述了少数民族移民对内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习俗的影响。该文认为 ,少数民族移民迁入内地 ,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 ,并改变了某些地区的民族人口构成 ,促进了民族融合。少数民族移民对内地畜牧业、商业的发展 ,对内地汉族文化、饮食习俗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少数民族移民生产方式变农为牧 ,客观上有利于自然环境的保护。     

从明代前后期云南进士地域分布变化看汉文化在云南的兴起

明代云南科举初兴,共有进士256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看,明后期云南进士人数和地域分布范围较前期都有明显增加和扩大,在下设府内部各州县情况也类似。明前期云南进士仅有60余人,集中于滇中的云南、大理、临安等府的部分州县、卫所。明后期进士分布范围由中心向边远地区扩散,但滇南、滇西、滇北的广大地区仍无进士分布。明代云南进士的地域分布在前后期呈现出的这种变化与该地区民族情况、学校及汉族移民等因素密切相关。通过对云南各府州县在明前后期进士人数的统计,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明代云南进士地域分布的变化,展现出明代云南汉文化逐步兴起的图景。     

施琅统一台湾与闽台区域文化的形成

郑成功驱荷复台后,近二十万汉族移民成为台湾人口的主流,汉文化在台湾迅速传播,使台湾文化向福建文化靠拢,为闽台区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但其时汉族移民主要集中在台湾西部平原,汉文化也主要在这一带传播,尚未遍及台湾全岛,而海峡两岸的分裂和对立,又阻断汉族移民的继续入台,严重地妨碍汉文化的进一步传播,闽台两地的文化尚存在一定的差异。施琅统一台湾,并力促清廷将台湾保留在祖国版图之内,为海峡两岸的往来扫除了障碍。随着大陆特别是福建移民的大量入台,大陆特别是福建流行的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广泛传播于台湾各地,台湾的文化与福建文化日趋一致,终于形成为一个共同的文化区域。文化的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关键因素。施琅在促进闽台区域文化形成方面的贡献和积极作用,应予充分的肯定。     

试论1949年以后新疆汉族移民的类型与功效

1949年以后迁入新疆的汉族移民约300多万人。主要有国家计划性移民和自发性移民两大移民类型,其中计划性移民主要包括由于分配、支边和随迁等原因迁入的人口。1949年以后的新疆汉族移民呈现出与以往历代移民不同的特点,对于加速新疆社会进程的发展、促进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及新疆多元文化的构建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农民生活质量的比较研究——基于云南、河南的调查

以云南、河南农民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考察了农民生活质量及其地区差异与民族差异。比较分析发现,农民生活质量总体水平不断提高,但地区、民族间差异明显,云南高于河南;少数民族高于汉族;云南省贫困民族地区生活质量最高;河南非贫困地区高于贫困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汉族移民宗教信仰研究——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为例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是一个以蒙古族人口为主体,汉族人口占多数的建制镇。生活在巴彦浩特的汉族人口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逐步迁徙而来的移民。巴彦浩特镇汉族移民的宗教信仰呈多元化态势,但汉族移民对宗教文化的价值认同度总体较低。宗教信仰对于大多数汉族移民而言,不是因为其神圣性,而是由于其灵活性与功利性。     

甘肃舟曲多民族“婆婆信仰”民俗研究

舟曲自古便是氐、羌、藏等多民族栖居之地,自唐以后渐次有汉族民众迁入。伴随着明代的卫所移民,汉族人口大量增长,成今日舟曲人口最多的民族。历史时期,迁入舟曲的汉族群众在凝合道教龙门派、汉传佛教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独特的民间信仰习俗——"婆婆信仰",其信仰核心更可追溯到对"周室三母"的崇拜。作为西北地区民间女性崇拜体系之一,舟曲多民族共存的格局使"婆婆信仰"有着非常明显的多民族性特征。如今,随着舟曲地区多民族互动与交融进程的加速,"婆婆信仰"已经被汉、藏、羌等各民族共同接受,一年一度的"婆婆会庆"成为了舟曲各族民众共同参与的重要民俗节庆,甚至代表着该地区信仰民俗的独特发展模式。在其丰富多彩的仪式背后,蕴藏着诸多深层次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