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璞身份认同的错位——兼论汉末魏晋时期思想与学术的历史流变

作为东晋著名的学者与文学家,郭璞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是以占筮的方式来进行的,因而在同时代的士人眼中,他的身份是“占卜家”;但就其政治思想而言,郭璞仍坚持汉儒之学,认为只有士人身份方是参与政治活动的正途,因而其自我定位仍为士人。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郭璞与其他士人对其身份认同的不一致性,而这种“士人”与“占卜家”身份认同的矛盾正是导致其悲剧的一生的根本原因。就时代与学术背景而言,郭璞身份认同的借位,也是汉末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学术思想波动变化所致。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尚情特质

魏晋士人的尚情,表现为对生命与自然的热爱,也表现为情感的率真与行为的放诞.尚情的成因自是人的意识的觉醒,而魏晋哲学有关人之"无情"与"有情"的探讨在观念上也对魏晋士人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汉末以来的社会风尚、社会心理对士人率性纵欲、任情而行亦具有重大影响.     

论《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钟情山水的原因

<世说新语>频频记载魏晋士人钟情山水、雅好游览的生活.士人这种文化情结生成的主要原因是其生命意识觉醒的结果;隐逸遁世的需要又导致山水田园游风气的兴起;玄学的感召,也促成士人从自然山水中体味人生.     

孟子的士人理想与人格精神

孟子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圣王”政治 ,“为王者师”就是他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对士人身份的最好设计。他认为“道尊于势” ,君师人格平等。其实质是向王权争回士人做人的平等权力和人格独立。孟子“道”不行 ,开创了德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 ,追求以仁义化天下而“不知为之者”、“功成而不有”的人格自由与伟大。高扬士人人格的独立性与自由性 ,是他对中国古代人学思想作出的突出贡献     

钱大昕对乾嘉士风与学风的批判

钱大昕对乾嘉时期扭曲的士风和学风给予了极大关注。他指出:当时士人求财逐利,不讲士、儒之道,丧失志节,无法引领社会风气向善;师生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利"与"势"的交换关系,丧失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本质;文人士子之间相互轻贱,不能真正讨论问题,学风浮躁;士人没有真才实学,只会背诵前贤成句,剽窃他人言论,学风败坏。他认为造成士风和学风败坏的原因有三:一是宋明以来空谈性理学风的影响;二是科举取士的弊端;三是文字狱的压制。针对这种情况,钱大昕彰扬"以名为教",树立士人的羞耻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提倡实学,且身体力行,用自己的人格与学识来影响士风、学风,以期扭转士习之弊。     

陶渊明的本体和“真”

魏晋是一个思想、文化大发展的时代,是玄学家的时代,是诗人的时代,也是艺术家的时代。士人们大多反对名教,回避朝廷,归返自然,寻求身心的完善和发展。探求人的生存本体和寻求诗意的栖居成为时代精神的指向,诗歌也在这个时期找到了自己的本体成为真正的诗。生活在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是时代精神和诗歌艺术的杰出代表。陶渊明的思想缺乏严格的体系,也没有材料可直接证明其思想来源。从他的生活和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明显倾向于道家,受庄子影响尤深;获得的方法是体验,一种以自然生命为本体的人生体验。他     

金代士人的遭遇与元好问的悲剧意识

元好问的前半生生活在金末士人群体比较活跃的时期,金亡前他已处在士人群体的中心位置。蒙古族军队的入侵给金代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士人群体也难逃厄运,大量的士人在战争中死亡。元好问侥幸存活,但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亲友的离去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灵伤痛,而他超人的精神境界决定了他的痛苦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上,他要把整个士人群体的悲剧展示给世人。在他的《中州集》作家小传、碑记铭文、诗歌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强烈的悲剧意识,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内心的孤寂和痛苦。     

论荀子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思想

荀子认为人有三种存在方式:自然存在方式、社会存在方式和理想存在方式。他认为人有眼耳鼻口之欲,有趋名逐利、趋利避害的本性,这是人的自然存在方式;在深刻揭示人的自然存在方式的基础上,荀子阐述了自己对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的理解:人生活在由礼带来的种种规范之中,依礼而行事,人才真正成为区别于自然而具有道德伦理关系的社会存在方式的人;荀子认为,人的理想存在方式应是如此:化性起伪,将本性恶的河水用礼的堤岸约束并通导,行为处事无礼不为,由此兢兢业业修养不已,达到君子、圣人的理想人格,同时也渗透天道,与天合一。     

无运动的运动

追随卡西莱的现代哲学家和科学家把无运动的运动看作是研究自然的基本概念。他们认为自然是“完全可以为心灵所理解的”,所以他们把人安置在没有“任何说得上是外来的”规律的“社会或社会集团”中。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的最终目的是按照他自己慧性的有限能力在重建世界。因此作者认为现代科学家在对待无运动的运动的概念的解释上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全面解释宇宙的基本原理的根据,我们得到的将是一个小小而又有限的慧性的“空洞宇宙”。与此相反,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自然界是“隐晦的”、“神秘的”,是人类慧性所不能捉摸的。他在研究自然和自然方法时,经常运用“艺术模仿自然”的原理。这样他就可以通过类比的手段去识别自然达到其目的某些方法。而且他还用这个推理来得出自然的活动有一个目的看法,所以他认为人得在神圣事物中找到他最终目的。人的幸福是从静观神圣原理中得来的。因此作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在他分析中用之于运动的那个累赘的、混乱的概念能够使他看到一个比人类更高的宇宙。     

美在深情——《世说新语》自然审美的意蕴

魏晋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和哲学背景,唤起了魏晋士人的审美自觉,使魏晋士人对自然审美的欣赏走向神、情、气、韵的深处。自然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隐逸意识与悲情意识的审美载体。     

论南朝士人忠君观念

学术界多认为南朝士人几无忠君观念,文章通过史料钩沉,认为由于传统儒家忠孝伦理的惯性作用、(?)人个人自我人生价值的追求、社会舆论导向作用及统治者的倡导等原因,一部分士人心中仍保留了较为强烈的忠君观念。     

怀新道转迥 寻异景不延──试论谢灵运山水诗的开创性

谢灵运是晋宋之际崇尚自然、吟咏山水的峰巅人物,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把山水自然作为主要审美对象、全力投入创作而留下大量佳构名篇的著名诗人。大谢登山;临水、探幽抉微的诗歌,把人们的审美视野扩大到自然山水,推动了山水诗的勃兴,使山水之作从片段描写、渲染衬托的文学“附庸”一跃而蔚成“大国”。他以其杰出的艺术才能,“发现自然”并表现自然之美,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开一代风气的山水诗人。本文拟从自然审美的拓展及山水艺术的开掘入手,探寻谢灵运山水诗的开创性。一、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晋宋士人对山水的留连及其审美意识…     

啸咏

魏晋士人雅爱啸咏,与饮酒、服药、围棋、发散等一样,啸咏亦为魏晋风流的主要标志之一。所谓啸咏,俗称吹口哨。具体地说,啸咏之“啸”,即指缩口撮唇提丹田之气所发出的自然之声;啸咏之“咏”,即指延长声音。故啸咏又称长啸,特指一种抑扬顿挫、起落有致、宛转连绵的口哨声。因其往往合乎音律,又别称啸歌或歌啸。魏晋人论乐,认为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因为其渐近自然之故。而啸咏以其纯任自然,不借它物,心有所感,撮唇为音,正适于士人放情肆志,逍遥己心,故深为士人所爱。在被称为“中国的风流宝鉴”的《世说新语》一书中就多处记载了魏晋名士的啸咏…     

试论两晋士大夫精神之异变

两晋士大夫的人生态度、理想追求有很大的不同。西晋士人唯求自全,身无特操;东晋士人以恢复中原为职志,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西晋士人或生活奢靡,或生性悭吝,价值观偏执于两个极端;东晋士人具有仁、恕的道德精神,人格优美。西晋士大夫发现了山川之美,仅将其作为浮华生活的补充;东晋士大夫以爱物之心与自然相贴近,尊重美的事物的主体性。永嘉南渡是发生这些变化的转捩点。随着江南文化的发展,南北士人的相互流动,江南意识逐渐萌芽。东晋时中原政权南迁,江南成为正朔所在、众望所归,增强了南方士人的地域自豪感。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展开,《世说新语》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地方、士人与空间秩序:晚期帝制时代中国士人的“地方”想象——以宋明间徽州士人的乡邦言说为例

南宋时期,徽州士人多以水土论风俗,认为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徽州人勤劳、刚烈的民风特点。这种论说虽然更容易彰显徽州的独特之处,但并不隐含与其他地方的对比,也很难将徽州的士人与天下的士人和士人文化连接在一起。到了元代,徽州士人开始强调自己儒学的一面,认为徽州是程朱之学的正宗,因而是天下的楷模;徽州与天下各地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羊群里的领头羊。元明之际,徽州士人推出徽州为"东南邹鲁"之说,徽州因此超越了别的地方,但是这种超越并不意味着徽州与别的地方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特性呈现在共性之中。明代中叶,徽州士人又以祠堂、宗族等为一地之标识。此后直到清末,徽州人对于自己乡土的论说大体稳定,主要以"东南邹鲁"与祠堂、宗族并举。以宗族论徽州和以道学论徽州,都是强调徽州在追求共同的目标方面比别的地方做得更好,都是在共性之内界定个性。在这种强调"地方"之"特"但不强调"地方"之"独"的论说中,其他"地方"被认为和本地在社会道德的理想上以及士大夫努力的方向上大致相同。晚期帝制时代的中国,在士大夫的空间想象中,每一个其他的地方都应该是如同本地一样,包含了相同的社会秩序与道德理想,而所有的"地方"都应该是"天下"的缩写。徽州的个案提示我们,其实在帝制晚期,中国士人对于天下的想象更接近于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人。     

论陶渊明其人其诗的“拙”

"拙"在陶渊明诗文中出现八次,它的频频出现引人注意.我们认为,"拙"在陶诗中的出现并非偶然,从艺术层面来说,它概括了陶诗在语言上质朴、自然,不饰雕琢的风格,是陶诗的一种艺术特征;在精神层面上,它是陶渊明思想之体现,是洞彻了人生的真谛而产生的极有智慧的处世与自处之道;他藏"拙"为守,保持个体独立价值与精神自由,寻求"真"的自我,对后世士人用诗与处世产生深远影响.     

洛克论人的自然状态

关于人的自然状态的观念是洛克社会思想的基石。他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同时也是一种人人平等的状态。洛克所说的人的自然状态,并不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他对自然状态的说明总是与现实社会的情况联系在一起,最终落实到对君主专制统治的批判以及对公民社会原则的确立。洛克在关于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的关系等问题上还有论说得不太清楚的地方,需要我们给予细致的辨析。     

人是不是自然世界的例外？——从斯宾诺莎对霍布斯自然权利学说的批评说起

本文的主要任务是探讨斯宾诺莎对于霍布斯的自然权利学说的批评。斯宾诺莎的自然权利学说虽然继承了霍布斯的相关思想，但却批评了后者的不彻底性。斯宾诺莎认为，霍布斯没有将他的反目的论精神贯彻到底，因此不能融贯地解释人的自然状态以及自然法。斯宾诺莎从“自然的同质性”原则出发，将人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法等思想彻底地“去道德化”，认为人的世界并不是自然世界整体的例外，并且把权利等同于权力和力量，从而合理地解决了霍布斯的困难。但是斯宾诺莎的哲学仍然认为,人凭借理性在自然世界中占有某种特殊的地位,因此他仍然预设了人是自然世界的例外。     

近代士人对西方世界的观感探微——以清人张德彝八部《航海述奇》的女性观察为视点

张德彝是晚清重要的外交官,他幼年接受传统教育,青年入同文馆接受新式教育,曾先后八次到访西方各国。在此期间,他广泛地接触西方社会与文化,详细考察西方女性,逐渐从一个保守士人转变为批驳中国裹脚陋习、尊重女性的开明士人。但在对婚姻自由等女性主义运动的讨论中,他回到了保守的阵地中,体现出近代士人思想的保守性与局限性。     

生命之根的探寻——对《人参》的生态批评解读

普里什文将自己的美学视角投向自然,借助自然的无穷实现艺术的丰富,他的创作不仅拓宽了俄罗斯现代散文的主题范围,而且他对"自然与人"的深入思考也体现出排斥人类中心主义,他是认为人并非高于自然,从物我相征走向物我相亲,以审美方式对待自然,达到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生态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