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语的“言有所指”刍议

语言学家奥斯汀在他的言语行为理论中把施为句分成三种：以言指事、以言行事和以言成事。我们借用奥斯汀的以言指事之称，认为语言中的禁忌语也是“言有所指”，指代的是客观世界中人们所避讳的事物和理念，因此被禁忌。禁忌语的“言有所指”大致可以分为人称代词指称语类、专有名词指称语类、普通名词指称语类三个类别。人们之所以禁忌这些言语，是混淆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     

汉语禁忌语分布研究

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心是在社会中不同的人群使用语言的差异 ,社会和语言作为两个独立发展的系统 ,又相互有联系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就是考察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情况。汉语的禁忌语是一种语言现象 ,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 ,就有了基础。我们把社会因素作为自变量 ,把禁忌语作为依变量 ,考察其间的关系。考察以禁忌语出现比较多的渔民、盗匪、帮会、江湖、戏班子、商业、普通民众为对象     

禁忌·禁忌语·委婉语

禁忌孕育了语言的灵物崇拜并催生了禁忌语。禁忌语是禁忌观念的反映 ,是社会文化的镜像 ,是社会禁忌的一个重要方面。传统的委婉语只不过是在对词汇禁忌的精雕细琢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替代形式 ,而新生代的委婉语却是在人们禁忌观念的嬗变中涌现出的礼貌用语或者“化妆词语”。     

英汉禁忌语语用文化比较

禁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 ,其产生、存在和延续 ,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功能。禁忌的研究和运用 ,不能脱离使用对象、环境、时间、文化、民族、心理等因素 ,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对比的角度 ,对英汉禁忌语的语用策略及其在跨文化交际中的禁忌话题作了初步的探讨。     

英汉禁忌语的文化内涵与对比研究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禁忌既是各民族所共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对英汉禁忌语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了解语言的文化内涵,避免交际失误,达到理想的交际效果。     

称谓、吉祥语、禁忌语、咒语的文化象征——对几种日常语的意义阐释

日常用语作为一种交际符号 ,总是包含着诸多暗示 ,具有特定指向并隐藏着某种意义。日常语言的产生和流行并非一种孤立的语言现象 ,而常常是某个时代、某些人群、某个民族、某种文化心理的积淀。本文试就日常用语中的称谓、吉祥语、禁忌语与咒语所蕴含的文化象征意义进行阐释     

语言禁忌现象的认知心理探源

禁忌语和委婉语是属于同一基本范畴中的典型成员（即“原型”）和非典型成员（即“边缘成员”）。禁忌语具有该类范畴的中心的、重要的区别属性，在概念上更具凸显性，更易引发人们较高的认同率，使人们产生较为敏感、激烈的认知心理反映；与其对应的委婉说法则具有较边缘的、非重要的属性，且其边缘属性易与临近范畴属性相交叉，人们对此产生的认同率较低，引起人们的认知反映较模糊，产生的不快也较少。而且，人们使用委婉语时，会凸显不同的文化内涵，呈现出带有个体差异的认知心理意象。     

透过言语行为理论看塞尔对西方哲学的发展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加深了人们对语言的认识,特别是“言”与“行”、“说话”与“做事”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塞尔以言语行为为轴心,把语言、社会和心智三个方面融合在一起,在语言哲学、认知科学、语用学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跨文化交际视阈的英汉委婉语

了解东西方委婉语的文化差异,有利于避免跨文化交际方面的障碍。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对英汉委婉语产生的文化渊源进行了初步探究,并进一步分析了带有文化烙印的英汉委婉语在语言中所表现出来的异同,进而揭示了这种异同在文化层面的制约性因素。     

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研究——论以言行事行为的构建

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说话就是做事",要从行动理论的角度研究日常语句。而以言行事行为虽只是言语行为的一个构成要件,但塞尔却认为以言行事行为应该是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因此,其在奥斯汀理论的基础上对以言行事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区分了以言行事行为的几种不同类型,并在以言行事行为形式化表示的基础上指出了语力因素对以言行事行为构建的重要性。     

两广地区“猪”身体部位名称的语言禁忌

＂猪＂是两广地区主要的肉食来源,其身体部位名称中的猪舌头、猪肝和猪血都存在语言禁忌,这些禁忌相应的委婉语体现了避害的动机,更体现了趋利的文化心理。     

论诗歌意义空间的建构

诗歌意义一向是历代文论家热衷探讨的一个理论命题。不同的文论家对诗歌意义的生成理解也不同。作为审美创造的产物、审美文本的核心,诗歌的诗性意义既是朦胧的也是明晰的。抓住诗性意义这个关键,有助于我们从内容上更深入地把握诗歌这种语言艺术的特殊规律。     

广告双关语的行事行为探析

广告商有意利用双关语的特点给读者提供两种或更多的解释。从发话行为来看,双关语可激活读者存储在长期记忆中的文化事实的原型,从而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读者会运用最佳关联理论,排除显性语境下最表层、最直接的含义,领会隐性语境中深层的、也是广告商所期望被理解的含义,使读者形成与广告商意图有关的取效行为。     

试论历史意义

之所以关注"历史意义"这一主题,是因为人们对此颇有争议。自上世纪以来,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相应的,传统的历史意义也遭致批判。一方面,历史意义的原有内容被消解,但另一方面,它所蕴含的新意渐现出来。当然,相信有一个黑格尔式的理念来统摄整个历史进程的时代已经过去,相反,人们开始谋求在历史境域中的意义生成。     

美丽总是愁人的--论作为一种审美体验的忧郁意识

将作为一种审美形态的悲剧视为艺术表现的最高形式由来以久,但现在来看事情并非如此.悲感现象里的哀怨表现是审美文化中的下品,作为对生命力的肯定的英雄悲剧也并不能达到审美体验的颠峰.只有与幽默感相通的忧郁体验,才能凭藉其生命深度达到审美意识的极限.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有助于人们在审美实践中更好地把握审美与人生的关系.     

论语言发展的滚动模式与语言规范的基本原则

语言发展的主要内容是语言内部结构某些要素的变化、补充、消失。本文阐述语言发展的“滚动模式” :将语言发展、变化的过程视为滚动前进的球 ,即语言球 ,进而阐述语言球的三个组成部分—基本成分、新生成分、历史成分 ,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以语言发展“滚动模式”为理论依据的语言规范三项基本原则     

广告语篇连贯的言语行为理论解析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广告已经渗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广告语篇的研究也逐步引起了语言学家和相关学者的关注。其研究涉及语言学、社会学、翻译学、修辞学等多个学科。然而从语用学角度探讨广告语篇连贯性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本文试图从语用学中的言语行为理论出发阐释广告语篇的连贯。     

论后期延安文学中的“语言”

延安作家对民间语言尤其是农民语言的学习和运用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延安文艺整风前,作家们对根据地农民的刻画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到具体语言的运用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丑化和欧化现象,显示出与根据地农民和农民化的士兵间的隔膜。延安文艺整风后,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新的意识形态要求下开始大量进入延安作家的话语实践,并因之进一步改写了延安作家的语言观。在阶级论和党的文学观念指导下的对于方言的运用问题,乃是为了形成阶级—民族主义规约下的现代阶级性民族或政党性民族认同。事实上,只有当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更大范围内被纳入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场中,它们才能成为后期延安文学主导性意义构成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