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研究的省思与定位

泰州学派是阳明之后一个主要学术流派,在阳明生前逝后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泰州学派成员地域分布广泛,学术思想驳杂,与“名教”所认同的“中行”相悖,自明晚期以来就受到理学内部的批判。在近现代学术研究中,泰州学派的学派归属问题存在分歧,另外由于特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研究者往往将泰州学派视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先驱”,是与传统社会相决裂的“革命者”。但泰州学派并非理学的反叛者,而是理学内部对自身诸多弊端的批判者。     

从泰州学派看吴承恩的创作思想

从泰州学派看吴承恩的创作思想周利生十六世纪上半叶，当王阳明的“心学”风靡全国之时，在江淮一带出现了一个与王学有极大差别的泰州学派。该派以王艮（１４８３—１５４１）为代表，发展了王阳明哲学中某些反道学的积极思想，同时也提出了许多与王学根本对立的新创见。...     

袁宏道与泰州王学

作为晚明公安派的重要领军人物,袁宏道力倡文学革新论,在诗文创作上成就斐然,声名卓著,影响甚大。并且,他与当时思想界人士有广泛交游,尤与泰州学派学者接触较多,受李贽影响最深。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袁宏道的文学革新论及力倡个性的文学主张是在泰州王学、尤其是李贽影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袁宏道的文学革新论与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交相辉映,构成晚明思想文化史上靓丽的风景线。     

泰州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此次研讨会于 1 0月 1 1日至 1 2日在江苏省泰州市举行。来自美国、韩国、我国港台地区以及北京、上海、浙江、江西、陕西、江苏等各地学者 80余人出席大会 ,著名学者邢贲思做重要报告。学者们交流论文 40余篇。研讨会上学者们关注的议题主要是 :泰州学派的性质、意义与历史地位 ;王艮及泰州学派其他代表人物理论观点的研究 ;泰州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深刻影响和其他有关问题。　　一、王艮学说与泰州学派的性质意义与历史地位问题　　与会学者积极评价王艮与泰州学派的思想 ,认为它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是当时封…     

略述泰州学派中的江西学人

略述泰州学派中的江西学人胡迎建泰州学派由王良所创。该派的特征是：（一）建立心身、性情与天道相感应的一统观，从王良的“安身说”到徐椎的“率性”，颜钧讲“性情神莫”相为依存，再到罗汝芳讲“莫为莫致”，最后到何心隐讲“寡欲而不失性”，从而大大发挥了“日用即...     

泰州学派的美学思想之旅——评姚文放主编《泰州学派美学思想史》

泰州学派是阳明心学中的一脉,也是明代思想史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王门后学群分类聚、自开门户,使王学风行天下,其中具大力者,首推泰州学派。自王艮立派以来,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标揭,中经王襞、颜山农、何心隐、罗汝芳、焦兹等的播扬,在当时蔚为闪耀,对明代中后期以降的思想界和文艺美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汤显祖的“情至说”、公安派的“性灵说”乃至冯梦龙的“情教说”,无不是在阳明学及泰州之学的濡染下生发出来的,这些已为学界所共识,但如何在具体的学术层面厘清泰州学派与中晚明美学精神的渊源关系,学界的研究还空空阙如。姚文放主编的《泰州学派美学思想史》有力地填补了这一空白。     

儒学“觉民行道”的路径选择——兼论泰州学派对宋明理学的超越

儒学之最大特征是"美风俗","致君行道"与"觉民行道"是其两条基本途径。而由"致君行道"到"觉民行道"的转变是宋明儒学发展的重大特色,也是中晚明的泰州学派思想与实践的价值旨趣所在,也是其对宋明理学发展的内在超越。文章认为,依据泰州学派思想内在发展的逻辑,其"觉民行道"的主要路径表现为"百姓日用即道"的本质论与"即事是学,即事是道"的方法论。     

论明代中叶泰州学派对阳明教化思想的继承与践履

泰州学派产生并兴起于明代中晚期,主要特色集中于其所具有的平民性、世俗性的教化思想.从理论来源而言,泰州学派的教化思想直承王阳明的“良知说”,“心即理”.这一特征使得泰州学派士人不能脱离传统儒家学人的使命,在其实践性有带有儒家学人的标准气息.     

新批评派与有机整体论诗学

新批评派的诗歌理论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理论建树之一。而在这一理论探索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重新焕发了有机整体论诗学的勃勃生机,将这一文学思想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追溯新批评派的有机整体论诗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这一诗歌理论的得与失,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新批评派的历史功绩,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诗歌。     

泰州学派在江西的流衍及其思想特色

自从王艮在阳明后学中另启泰州学脉之后,泰州之学在江苏、江西广为流播,甚至在学术上出现了两地双蜂并峙的格局.泰州学派中的江西诸子继承了泰州之学面向平民大众的学术取向,他们不仅在良知论、心性论、工夫论及儒学伦理世俗化等方面卓有建树,而且在改良社会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展现出古代知识分子浓厚的社会参与意识,造就了江西"泰州之学"鲜明的思想特色.     

泰州学案刍议

本文认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所设定的"泰州学案"未免过于庞杂,实有必要作一番重新厘定的工作.通过这一前提性的基础工作,才有可能对泰州学派的思想特质有一总体上的真切把握.本文主要就赵贞吉和耿定向与泰州学派的关系进行考察,指出无论从师承关系还是从思想特征来看,赵、耿(包括他们的传人)都不能视作泰州学派中人.进而指出黄宗羲在设定"泰州学案"之时,他的设计理念以及标准原则受制于他的明代思想史观;他为了维护阳明学的正统性、纯粹性,不惜把泰州学案拼凑成了一个儒释混杂、异端百出的"大杂烩".其结果则有可能使得王艮-罗汝芳一系的思想传承及其泰州学的精神特质反而晦而不彰.最后对于应当注意并加以集中研究的泰州学派的思想人物,笔者提出了自己的初步设想.     

儒学民间化的内在理路——以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演进为轴线

“百姓日用即道”是泰州学派的基本思想和其他一切思想产生的理论前提,在泰州学派思想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只注意阐释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而很少从整体上考察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演变过程。本文认为,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有一个提出、发展和推向现实的过程,并从这三方面对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作一初步考察。     

浅论袁可嘉对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构

袁可嘉借鉴西方现代派诗学理论,用"包含的诗"修正象征主义纯诗疏离现实的倾向,拓展了新诗的表现内容;他对人生经验与诗经验的关系、艺术的象征性、诗歌的玄学性等的论述,纠正了新诗大众化后偏离诗的本体发展的倾向.综合两股诗潮之后,他构建了一种"中国式"的现代诗学体系,即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     

泰州学派开创民间儒学及其当代启示

<正>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的序中就明确说,"泰州之后,遂非复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认为泰州学派的后来发展已经突破了名教的束缚。由于泰州学派的学者多出身下层农工商阶层,他们的著作又多散失,故现代学者往往由黄宗羲的断语,而认定泰州学派代表了下层人民对当时的社会秩序、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的反抗。其实,黄宗羲所谓"非复名教之所能羁络",其中的"名教"二字并不能像通常理解的是当时通行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也不能因此而视颜何等为反封建的平民     

左派王学:出世信仰的彰显与入世智慧的尴尬

心学左派在晚明演变过程中异化为一种宗教或准宗教形式,儒家传统经邦济民的入世智慧因心学"良知"消解而体无完肤.无论是王畿的先天正心之学,还是泰州学派后期的居士佛学,都表明晚明心学发展到只有靠信仰才能延续的地步.宗教信仰的彰显对儒家入世智慧的侵蚀应该引起后人理性的反思.     

身的挺立：泰州学派的思想主旨及其理论的现代效应

究极而言,泰州学派思想最主要的宗旨,莫过于其从"心本"走向"身本",以一种身的挺立,标志着中国哲学从"理学"向"后理学"思潮的根本性、战略性转移。正是基于以身为本思想,泰州学派才有对个体存在的发现、对利益原则的肯定、对解构思潮的开创、对情本主义的彰显、对超越理论的发明、对儒侠精神的弘扬。因此,以身为本思想,不仅使泰州学派代表了对唯心主义、唯识主义的理学的物极必反的反动,而且使泰州学派开面目一新的中国现代思潮的真正先声。以至于可以说,若没有这种以身为本思想,也就没有内源性的中国的现代思潮。中国现代几乎各种思潮都可以在这种以身为本思想中找到其本土的来源,找到其连接古今的思想之桥。     

20世纪词学批评流派论

词学批评进入 2 0世纪后 ,其流派规律发生了变化。按照词学观念与词学方法的不同特征 ,2 0世纪前半叶存在着传统派、现代派、新变派三大流派 ,若简单地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派势必会隐蔽词学批评的新变及现代色彩。建国后由于社会政治批评的极端化 ,流派成为“流弊”。新时期词学批评流派呈“泛化”状态 ,但是其形成还是可以预见的。从地域来看 ,国内只能以群体出现 ,国际上则有中式批评派、日式批评派、西式批评派等三大流派。以高校与研究机构为中心 ,或者以老学者为中心通过师承 ,也有可能形成流派。这一切都与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紧密关联。     

从师心到师心与师古兼重——从王学角度看袁中道对公安派理论的矫正

随着以泰州学派和李贽为代表的王学激进思想的日渐衰弱,晚明狂放的社会思潮渐趋消沉,整个社会进入到反思阶段,取而代之的是乘王学流弊而起的以东林学人为代表的王学修正运动,他们融汇朱、王,提倡心体与功夫、良知与格物并重。受此影响,公安派最后的掌门人袁中道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转变,由早年倾慕泰州学派与李贽的狂放之学转向注重功夫的江右王学。与之相适应的是,袁中道也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文学理论,从早期反对复古,到后期弥合复古与性灵,直接启发和影响了之后的竟陵派。     

历史叙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审思——以泰州学派为考察

国家一社会理论的二元对立观在解释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时面临诸多困境.本文从“复线历史”叙事视角出发,以明代泰州学派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历史结构和社会行动者的双重刻写,重构历史叙事的现场感,尝试探究中国公共性生成的历史线索.明代中后期市场经济的兴起颠覆了士农工商的固有社会等级秩序,经济社会结构变迁造就了一批民间知识分子的产生,泰州学派的良知之学、“淮南格物说”和泰州门人的宗族建设实践,以公共性达成了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动,催生出兼具时空结构和底层意识的社会雏形,超越了国家一社会范畴的二元对立关系,为解释中国社会公共性生产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范式.     

卢卡奇与布达佩斯学派

深入考察卢卡奇与布达佩斯学派的关系,不仅对理解卢卡奇的整体思想,而且对理解布达佩斯学派独创性的理论贡献,甚至对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可能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作为老师和朋友,卢卡奇对布达佩斯学派成员的影响是决定性、持久性的,这尤其表现在布达佩斯学派继承和发展了卢卡奇的人道主义的思想遗产。与卢卡奇孜孜以求现代人身上合乎人性的“好的东西”一样,布达佩斯学派坚守哲学“再现”“类生活”的信念,从人道主义总问题出发,具体地思考当代世界和当代人的生活。不过卢卡奇没有放弃构建一种宏大叙事的历史哲学,而布达佩斯学派则始终对宏大叙事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并试图调解哲学与(后现代)碎片化世界的关系。如果说卢卡奇论证了自由的、理性的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实现拯救,那么布达佩斯学派则主张处在现代性中的偶然的居民可以通过负责任的选择和行动实现存在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