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理性思考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具有多种原因;忽视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必将引发各种问题,给家庭与社会生活造成不良后果。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独特性、区域性、关连性、结构性和长期性;从其实质上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集中地体现着城乡文明一体化这一社会转型中多种矛盾和冲突的、综合性的未成年人教育问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现状。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事关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通过实施综合治理的方式方法去对其加以妥善的解决。     

关于构建茂名农村和谐社会的几点思考

构建和谐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能否谋划和解决好“三农”问题,对构建茂名农村和谐社会有着深层次的意义。在构建和谐茂名的总体目标下,构建茂名农村和谐社会,应切实抓好七方面工作:确立新形势下茂名农业发展的新路子;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创造宽松环境;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为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提供社会公共保障; 努力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建设好解决“三农”问题和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加强和改善党对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领导。     

"十一五":破解"三农"难题的思考和建议

"三农"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因素.能否在解决"三农"问题上有新的突破,检验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关乎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着党如何领导推进农村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行思考,从振兴农村经济、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先进文化、构造和谐社会和加强基层党建诸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农村工作,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以城乡互动和工农互补破解"三农"难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最突出、最尖锐的问题是"三农"问题.破解"三农"难题须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思考并采取措施,在宏观层面重点是加快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思路的重大政策调整;在微观层面重点是推进城乡的互动,实现以工补农、以工促农、工农互补、工农双赢.     

体制化农村发展模式:"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三农”问题解决得妥当、及时与否 ,直接影响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和成效 ,所以 ,理论界都在为“三农”问题寻求妥善解决之策。其实 ,只有将农村、农民、农业融为一体 ,通盘考虑 ,全局把握体制化农村发展模式才是成功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突破口 ,是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原动力。探寻适合我国国情、具有时代特征 ,更为科学、富有实效的体制化最佳农村发展模式至关重要。     

抓好基层党支部建设构建农村和谐社会

抓好农村和谐社会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致力抓好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努力创造条件构建党组织和党员、党群干群、城乡建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全面推进农村小康会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与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协调发展,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符合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三农”问题的解决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决定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一定意义上也决定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维持社会稳定的几个因素分析--兼论"和谐社会"的含义

在功能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哪些因素或者什么力量维持又怎样维持着一个社会的稳定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为此,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文章分析了社会化、意识形态和制度规范、宗教、生产力、社会分工、来自外部的威胁、社会阶层结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流动、人口规模与结构等因素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和谐社会”的含义进行了简单的论述,认为“和谐社会”首先是一种稳定的社会,这些因素的合理化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的。     

对治理中国"三农"问题的宪政思考

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没有从宪政的高度来重视"三农"问题,导致"三农"问题得不到综合治理且严重恶化.就目前中国"三农"问题的现状而言,我们应从十个方面推进涉农宪政建设,如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农"问题促进法>,把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重新写入宪法,确立农民的农地权、受教育权、资源利益分享权等,为"三农"问题的解决营造一个良好的宪政氛围.     

农民问题与社会和谐

“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国走向社会和谐的关键。鉴于在农民问题上还存在着诸多不和谐因素,因此,政府在农民问题上的制度安排、城市对农民的政策与心态调整、农民文化技术素质的提高和心理素质的适应是构建和谐的当务之急。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