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江地区三星堆文化时期早期阶段遗存的再认识

根据目前发表的材料,鄂西峡江地区三星堆文化时期早期阶段的遗存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楠木园遗存,另一类为朝天嘴文化.这两类遗存均与三星堆文化差别较大,无法将其纳入三星堆文化范畴内.     

沱河下游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存

根据历次的考古遗迹,对沱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周代文化遗存和战国一汉代文化遗存进行了梳理,其中,沱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均为聚落遗址,有五河县韩村遗址、台子山遗址、大程村遗址和固镇县垓下遗址等11处;周代文化遗址基本没有独立存在的,均是叠压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之上,采集到明确周代文化标本的遗址有五河县小张庄遗址、台子山遗址、刘李村遗址、固镇县沱河1号遗址等4处;战国一汉代遗存有聚落遗址、建筑遗址、古战场遗址、古墓葬等,已调查发现大粱庄汉墓群、刘余村汉墓、固镇县孙庄1号墓群等124处。这些遗址都分布在沱河沿岸的台地或高地上,沱河为先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齐家文化玉器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

中国玉器大约有着上万年的历史,源远流长.齐家文化玉器由于其地处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其品种多样、用材上乘、制作精致、通体磨光、器形美观、大气凝重的艺术特征近年来广泛被专家学者所关注.在研究齐家文化玉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造型、取材、加工工艺等对三星堆文化有很大的影响,齐家玉文化早于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是齐家文化的延伸,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源有序、一脉相承的.     

三星堆文化与美学研究

三星堆文化以其丰厚内涵、独特风貌举世瞩目,但面对这一"内隐的美学"现象,美学研究基本"失语",造成其有"美"无"学".究其原因,是由于学界长期以来重文献研究而轻文物研究、重周后的研究而轻周前的研究、重上古中原文化的研究而轻上古周边文化的研究.实际上,三星堆文化与殷商文化迥然有别,呈现出"张扬之美",对其展开审美透视,可为华夏美学的多元共生提供发生学证明,给华夏美学增添新的篇章.     

铸人象神与三星堆文化的张扬之美

三星堆文化中最能引起轰动效应的、最有地域文化特征的是其风貌独特的“人像群”,目前研究者认为它是出于巫术祭祀的宗教目的、服务于神入交通的主题的看法并未揭示其更深层次的意蕴。从其表现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考察,“人像群”还意味着古蜀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是古蜀人用人的尺度建构艺术世界,通过人物造型的艺术符号借神扬人的尝试。人的张扬是潜藏于“人像群”中的理性内核,使之在审美风貌上表现为“张扬之美”。     

绥化市满语言文化遗存探究

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康熙末年,作为满族龙兴之地的东北出现了族民杂处,以至不能说满话的现象,其中满语使用环境的破坏是满语逐渐衰微的主要原因。尽管满语言日渐衰微,但积淀了几百年的满语言文化仍旧遗存于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绥化市满语言遗存情况可以从地名、日常方言、饮食、服饰等方面来探究。     

三星堆文化与西部文化强省建设的思考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是中国西部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 ,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世界级文化品牌之一。三星堆文化的世界性影响 ,不仅在于它灿烂的青铜文明 ,还在于它所蕴含的具有世界文明特点的丰富内涵 ,它揭示了三星堆文化和以它首开先河的巴蜀文化的开放精神和走向世界意识 ,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流行的所谓巴蜀文化自来就固步自封的“盆地意识”神话 ,展现了巴蜀儿女敢为天下先的博大胸怀和豪迈气势。深刻揭示三星堆文化的精神实质 ,对于充分利用三星堆品牌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促进当今四川的西部文化强省建设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百越古道的文化遗存和文化线路

文章论述了百越古道的文化资源,对百越古道定名的缘由及其文化线路进行了阐述,对打造百越古道提出了建议。     

川西南—滇北地区三国文化遗存研究

三国文化遗存既包括三国时期的历史遗存,也包括带有浓厚三国文化因素的其他历史时期遗存。川西南—滇北地区的三国文化遗存以对应三国故事和传说的附会类遗存为主,其中"营盘文化"类和"打箭岩"类为最主要形式。结合川滇两地三国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本区三国文化遗存正体现出文化过渡地带的类型和面貌特征。     

三星堆文化造型艺术中的“升腾之象”

三星堆文化的造型艺术表现的正是古蜀人巫术祭祀的活动、“神人交通”的主题,所以其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人像群等器物或在外观形式上,或在传达的宗教内涵上都表现为一种“升腾之象”。     

民国时期重庆码头苦力劳动生活微探

重庆地处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自近代重庆开埠以来,重庆码头搬运业逐渐兴起,成为重庆近代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行业。受政治、经济以及地理条件的影响,重庆地区的码头搬运业在民国时期有了显著的发展。随着码头搬运业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社会群体———码头工人,这一新兴城市底层群体在近代重庆城市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码头工作的苦力为切入点,揭示这一群体在民国时期的生活写照,勾勒出重庆城市底层群体的全貌。     

成渝经济区新时期的制度建设

制度能力的提高对于位居西部腹地、长江上游的成渝经济区而言,尤其要通过新型学习组织、信息网络以及政府机构、企业、科研乃至个人的互动,以提高透明度,进而有力地刺激对制度能力的需求与供给.     

归有光与明中期吴中经世之学

明嘉靖、隆庆时,吴中形成了以归有光为代表的经世之学.归有光不仅关心东南民生利病,而且提出发展三吴水利和西北水利的思想,这比徐贞明、徐光启早;他对吏治风俗变迁的考察,对科举日弊、讲学空疏的批评以及经学思想,对明清之际江南经世之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微权腐败治理及启示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微权腐败滋生,表现为政治上的官僚主义、经济上的贪污营私和生活上的奢靡堕落,严重影响了边区的政治生态和模范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为此,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加强思想教育、建立民主监督制度、财政制度、以俸养廉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治理基层微权腐败,取得了积极成效,对新时期的基层微权腐败治理有重要的启示。     

唐宋时代摩尼教在滨海地域的变异

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对摩尼教的打击,迫使这个著名"夷教"从通都大邑遁入滨海地域.经过偶像化和神道化的泉州明教,百变不离其宗,可以说是华化摩尼教的历史标本.     

1959-1961年南阳地区的人口与家庭——以九个生产队(自然村)为例

1959-1961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尤其是农业遭到了灭顶之灾,生产“瘫痪”,农民们的生活质量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低下水准。本人通过对河南省南阳地区9个村庄的调研,详细地论述了1959—1961年村庄里人口与家庭的真实状况,通过这个侧面的书写,必将深化学术界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      

王莽末年的河西盐价蠡测

本文以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劳边使者过界中费》简册为依据,结合文献与其他汉简的有关记载,对王莽末年河西地区的盐价进行了初步考察,认为王莽末年,河西地区的盐价以每石200钱的可能性最大。     

新闻客观性的再认识——对《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的解读

《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凭藉对新闻客观性所做的百科全书式考察而成为研究该命题的必要理论参照。在中国,新闻客观性一方面经历着策略化仪式化为新闻文化的常态性内涵的过程,另一方面则面对着公共新闻、公民新闻运动,以及传播新技术的个性化新闻生产与传播等新的业界动向的挑战。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酒政与粮食安全

抗战时期,为保证边区粮食安全,陕甘宁边区政府禁止粮食蒸酒,并一度推出高税政策、牌照经营制度、特许经营及包酒制度等多项政策措施。纵观这一时期的酒政,是随着边区粮食供给状况的转变而改变的,彰显了抗战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应对粮食危机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执政智慧。     

漫论新时期以来的重庆小说创作

新时期以来至上世纪末,是重庆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小说创作则是其中最重要的构成内容。本文从多个侧面对新时期以来至上世纪末重庆小说创作的发展态势作了提纲挈领的勾勒,对其中有影响的作家作品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评述。